我父亲是湘鄂交界处一个小镇上颇有名气的中医，他与中国的普通百姓一样，自然希望能够子承父业。于是，我的童年便在药书的诵读声中给拉得痛苦而漫长。我寂寞地站在自家的堂屋门口，一边机械地念诵着《药性赋》、《汤头歌》，一边羡慕地望着倒骑牛背悠然自得、抱着树干上爬上爬下、躺在河里游来游去的小伙伴。“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我将《药性赋》、《汤头歌》中的有关段落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我半点也不知道它们在向我诉说、表达着一些什么。父亲没为我讲解，我更不会想到要去问问这些诵读的语句所包蕴的内涵。我在药书的诵读、药味的浸润、药气的薰陶中一点点地长大。读高中时，正值“文革”末期，还在继续地走毛泽东主席的所谓“五·七”指示道路，学校时兴分班，理论班、农技班、红医班、文艺班、体育班等等什么的。我自然地给分在了红医班，父亲还受聘来校为我们班讲了一段时间的针灸课。然后是一个月的实习，我与其他两个同学回到村诊所，打针、抓药、出诊，俨乎其然地成了一名医生。
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是村里的卫生员，弟弟在荆州市一家职工医院上班，唯有我这个曾寄予厚望的大儿子不是医生。为此，父亲深感遗憾，上次回家探亲，他望着我，突然转移话题冒出一句话道：“如果你当医生，你会是一个好医生。”
然而我不是。
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将我的生命之旅在一个名叫黄石的重工业城市停留了整整十年。
黄石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刚到那儿，我的目光就投向了下游不远处的蕲州镇。
蕲州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世珍的故乡！
我虽然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但对医学实实在在地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被人们誉为医圣的李时珍，曾是我心中巍然耸立的一座高峰。
这座高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与职业的不同而变矮、变小，山峰依然巍峨，坡度依然陡峭，松柏依然苍翠，风景依然秀丽……
无论如何，我得上那儿走一遭才是。
也许，以我现在的身份，既能进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对医圣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对千百年来发展绵延至今的“国粹”中医会有一种更为冷静的思考、更为清醒的认识、更为独特的感悟。
蕲州位于湖北省蕲春县南部，西距武汉一百多公里，滚滚长江经西南而过。境内冈峦起伏，湖泊纵横，地势地貌十分优越；古为吴头楚尾交会之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向称鄂东重镇。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至1949年的七百多年间，蕲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卫、所、下江防道、行政督察公署驻地。解放后，蕲春县城才由蕲州迁往漕河。
1445年，明朝皇室荆宪王朱瞻王冈（注：此字为合成字，由“王”与“冈”组成）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将荆王府从建昌（今四川西昌）迁来，在蕲州镇内的麒麟山一带，修建了州署衙门、学宫、书院。这在客观上对蕲州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就在荆王府迁到蕲州镇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李时珍诞生在蕲州镇的瓦硝坝村。刚一坠地，就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生长在一个三代世医之家，从小身体非常虚弱，病病歪歪的，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好在父亲就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看病吃药，不仅方便，而且治疗得格外认真。直到十岁左右，身体才日渐好转。
那时，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与算命、卖卦、看风水的江湖术士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要想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既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得刻苦用功，伴着青灯古卷，于寂寂长夜中研读经书医典。而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读书之人，皆汲汲于科举，醉心于功名，热衷于官宦。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曾中过秀才，参加过乡试，但始终未能中举，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李时珍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他聪明伶俐、头脑灵活、悟性颇高。明朝对医生的管理有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那就是每一医户，必得有一个儿子继承父业。父亲已决定让大儿子李果珍学医，自然地，就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李时珍身上。
于是，李时珍在父亲的督责下开始诵经习文，以备科举考试，博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
然而，受着家风浸润的李时珍却对医学有着一种本能的喜好与独到的感悟。家里开有药铺，他能一味味地叫出这些草药的名字和它们的用途；哥哥学医，将一页页的药书背得琅琅有声，他耳闻目濡，也能记个大概；父亲病人多时，他常常帮着干些抄写处方、分发药物之类的下手活；他背诵为了科举赶考而用的《尔雅》，最感兴趣的却是里面的《释鸟》、《释兽》……再则，从小就在乡村长大的李时珍对大自然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之情。蕲州不仅物产丰富奇特，蕲竹、蕲艾、蕲蛇、蕲龟四宝闻名遐迩，而且山青水秀、风光秀丽。离村百步开外，就是水面宽阔的雨湖。湖岸绿柳成行，湖边芦苇丛生，湖中盛产鱼虾；湖光波影，水鸟翔集，渔舟唱晚，一派祥和。村子东边不远，大泉山、盘龙山、平顶山、龙峰山诸山起伏，绵绵不绝。漫山遍野，树木苍翠，野花灿烂，药材茂盛，禽兽奔走……原来，家中药铺里的那些草药，大都是在湖泊与山林中长大的。有时，他还将一些鲜活的植物采撷回家，与晒干了的药物一一比认，当发现两者相同时，不觉惊喜极了。
李时珍生活在这样美丽的湖光山色中，常与小伙伴们一起乘渔船、越山岭、采花草、捉小虫……哪有心思枯寂地守在家中念诵那些“经曰子曰”、研究什么“起承转合”？加之他从小体弱多病，父亲也不便过多督责，只有循循善诱地将他一点点地引上自己为他安排的科举之路。李时珍也能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身体渐渐康复，也就开始发愤用功。14岁那年，一考就中了个秀才。父亲大喜，信心倍增，认定李时珍是块读书做官的好材料，对他督促得更严了。此后，李时珍曾三次到武昌参加乡试，却一次都没考中。第三次赶考前后，也许是用功过度，也许是压力太大，李时珍突然患了一场感冒。一边咳嗽一边复习功课，拖了好久，结果转成“骨蒸”病，皮肤发热，像炭火烧烤一般，每天吐痰一大碗。剧烈的咳嗽揪心扯肺，他感到痛苦难耐。自己用柴胡、麦门冬、荆沥等清热化痰的药物治疗，都不见效。后来，还是父亲重用黄芩才给治好了。
这年，李时珍刚满二十岁，可肉体的摧残与心灵的打击使得他对科举道路心灰意冷，便嚅嚅着征求父亲的意见：“爸，我还是当个医生吧？”
望着骨瘦如柴、面色灰暗的儿子，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来你只有当医生的命啊！”
正是这所谓的“命”，使得李时珍跻身于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化名人之列。
如果科举之途顺利，如果李时珍再行发愤穷经皓首，那么，中国历史的人物长廊中，大不了多出一个黯然失色、可怜巴巴的酸腐儒生罢了。
其实，以李时珍的家学渊源、生活环境、个人爱好、天赋秉性等各方面的情况而言，最适合于他、最有发展前途的职业，也是行医。从父亲的一厢情愿、逆其天性到科举失利、改弦易辙，李时珍终于回归本色，回到了最能发挥其天性禀赋的本真所在。
李时珍虽然走了一段迂回曲折之路，但十多年的诵经习儒没有白费，为他日后的研究中医、撰写《本草纲目》打下了扎实的哲学、文化与理论基础。
二十岁才开始正式学医，在年龄上似乎是晚了点。好在他早就读过一些医书，识得一些草药，懂得一些治疗，具有一定的医学基础。一旦转入医学，不觉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因此，他学得十分刻苦十分认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
父亲李言闻的医术颇高，对人参和蕲艾研究较深，写有《人参传》和《蕲艾传》，还着有《痘疹证治》及探讨总结中医望色切脉治病经验的医书《四诊发明》。在谈及父亲的医术时，李时珍认为“精诣奥旨，浅学未能窥造”。有医术高超的父亲作他的师傅，李时珍进步之快可想而知。五年后，他就开始正式行医了。
李时珍的心中，一直铭记着父亲的一句名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王叔和是晋代医学家，着有《脉经》一书。父亲的意思是，要想做一个好医生，光靠熟读医书是不行的，必须多接触病人、多看些疑难病症，医术才会有所长进。
父亲的教诲对他日后的行医、研究与撰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方面，凭着行医的便利，李时珍经常出入荆王府及当地的名望大族，借阅他们的大量藏书，深入钻研医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实践知识，到野外研究药草，为百姓行医治病。
李时珍不仅是一个好学之人，更是一个好思之人。随着行医经验的不断丰富，医疗技术的日益长进，他发现，许多被医人奉为圭臬的医学着作已与当时的医学、药物学发展有了很大的距离，特别是有关“本草”医书的内容，从最早的《神农本草经》到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朝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佑本草》、《证类本草》，所记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渐趋严密，但在李时珍所处的时代来看，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没有收录进去；旧有的记载舛误甚多，“草木不分，鱼虫互混”；更兼掺杂着方士们的迷信说法。因此，李时珍迫切地希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问世，纠正谬误，吸收新成果，总结新经验，反映新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广大民众防病治病。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中医之源，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远古神农治病尝百草。随着医疗经验的日渐积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开始产生形成。此后，中医学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缓慢的发展态势，既没停滞中断，也未陡然上升。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整理，即集大成的活动。
西汉时期是第一次中医集大成时期，《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着作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医理论走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轨道。
西晋为第二次集大成时期，主要表现为王叔和总结脉学成就的《脉经》，皇甫谧整理的针灸学专着《甲乙经》及葛洪收集的医方着述《玉函方》。
隋唐时期是中医知识第三次集大成时期，主要成就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孙思邈与王焘整理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及皇家组织人力集体编撰的《新修本草》等。
北宋为第四次集大成时期，表现为大型方书和本草着作的修编，主要着述有《太平圣惠方》、《圣济中录》与《证类本草》。
历史的画卷翻到明朝，中医知识又面临着一次新的也即第五次总结与集大成时期。
李时珍与同代医人相比，他不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所赋予的崭新课题，内心里更有了一个隐隐的打算，准备承担这一艰巨的重大任务。
当心头第一次萌生此念时，他毕竟太年轻、太稚嫩，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
然而，种子一旦萌芽，不管多么柔弱稚嫩总会尽其所能地吸收地气养料、承纳阳光雨露，顽强地向上腾窜、生长！
于是，他开始了暗暗的积累与准备工作。在行医中，他搜集民间单方，记下自己的治病经验与心得；他研读药书，吸取前人经验，不断纠正谬误，补充遗漏；他深入田头、湖边、山林，亲自动手采集草药，逐一弄清它们的独特性能……
1552年，李时珍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这一年，他刚好35岁。
本草，就是中药。中药的内容相当丰富，举凡鸟兽虫鱼、金石草木，都可入药。其中尤以草木类植物药占据多数，故此又称中药为本草。于是，我国古代凡是论述药物的医学着作都以“本草”命名。
本草类书主要供医人们翻阅、查找、对证，因此，一定要做到条例清楚，提纲挈领，纲目分明。于是，李时珍饱蘸墨汁，展开大幅稿纸，用力挥毫，为即将撰写的医书拟定一个题目——《本草纲目》。
立志虽已明确，但李时珍没有仓促动笔，他仍在收集整理、积累酝酿。
李时珍在行医的过程中，日子一长，他不仅名振蕲州，在荆楚一带也颇有名气。传到武昌的楚王朱英佥耳里，适逢他的儿子患了重病，就把李时珍召去，为他儿子治病。李时珍略施医技，手到病除。楚王甚为高兴，就将他留下，任命为楚王府奉祠所的奉祠正，并以这个名义兼管良医所。
李时珍心之所系，全在《本草纲目》一书，为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与积累的良好机会。在楚王府里，他发现了许多在蕲州镇难以见到的珍贵书籍，不觉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段时间，他饱览了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孙思邈的《千金方》、掌禹锡的《图经本草》等医学典籍还读了不少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各种丰富的材料。
这样地过了几年，到了1558年四十一岁的时候，因其医术高明，李时珍又被楚王给推荐到北京皇宫任太医院判。
在太医院，李时珍常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和御药库。这里，堆放着各地进贡和国外进口的形形色色的药材。他欣喜若狂，对它们不断地比较、鉴别、研究。
当时的明皇朱厚熜，一味信奉方士仙丹，征求“不死药”，追求“长生不老”，李时珍对此极为反感。一年后，就借故托病辞职回乡了。
身不由己地奉召服务于楚王府与太医院的这段时间，《本草纲目》的写作计划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也由此而获得了更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准备工作更为充分。
回到蕲州，他在雨湖边筑了一间新居，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根据自己的分类标准，开始了《本草纲目》的正式编撰工作。
有时，各家医书说法互相矛盾，舛误之处多多，弄不懂的地方也有不少。李时珍深感知识不够，经验不足，不得不时时停下手中的毛笔，穿上草鞋，背起药筐，拿着药锄，带上必要的药书与纸张，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陪伴下，足迹再次遍及蕲州一带的山山水水。
随着研究与创作的不断深入，许多药物在蕲州一带难以找到。为使《本草纲目》尽量充实、正确，不留遗憾，李时珍不得不远离故乡，多次外出旅行、考察、采药。时间长达数年，范围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在武当山一段的长时间旅行，收获更是不小，并在那里留下了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
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里，曾经诞生过大批成千上万学究与腐儒，他们以书斋为限、以考据为癖、以寻章摘句为乐，以雕虫小技标榜，以书本印证书本为业……而李时珍与他们最大的区别与突出之处，就在于他的注重实践，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治学风格形成传统，汇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潮水，千百年来不断冲刷着我们脚下这块板结的土地，那该出现一种多么令人振奋的可喜局面啊！
可惜的是，像李时珍这样的学者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漫漫长空里闪烁着的几颗为数极少的星辰，它们的光亮实在是太微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