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哪！一家还不够，还要好多家。
好几家叔叔、阿姨都说他们家不会买这种东西。很贵的。后来一个叔叔说，刚才看见你把一个花花的盒子丢到垃圾箱里我，我丢的是这个吗？
那叔叔说，只有你才会买这个。
毛泽东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端的不假。此刻，我的否认比克林顿在大陪审团前还要软弱。
我，没，没……孩子纯净的眼睛出现了迟疑的乌云。
我紧张地期待着。
我看到迟疑变成了犹豫，而且终于消失了。她松松爽爽地说对不起，伯伯，那我就再到别的人家去问，再见。
我的天哪！一家一家地问，还不等于是上了大字报。我一把他拦住：
别忙，让我再看看……是不是我的……
古人云：大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虽然我懂得辨证法，精通黑格尔的小逻辑，还学过穆勒的名学，墨子的推理，佛家的因明，波普尔的证伪说，但是，哪一位先贤能帮我把这个道理说清？除了把它收下，还有什么办法来消除扩大影响的危机呢？
于戏！人生多难，世事多乖。贤者招谤，忠臣俎醢，锦贝之灿，苍蝇污之，小事酿成尴尬，比大事造成的痛苦不但更加难以摆脱，且难以自明也。
从此以后，再到当官的朋友家中，看其太太不着痕迹地收拾满地板的礼品，就不免肃然起敬起来。毕竟是当官的，太太的水平亦非我等草民可比。《诗》云：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为师之道，一如为官之道。官场如战场，人生亦不例外，细事不谨，身败名毁。凡事当如阿庆嫂，处沙家滨，对刁德一，滴水不漏，八面玲拢，切不可以大大咧咧，有背圣贤、先辈之遗烈也。
小城童话
文化革命浩劫时期，华侨大学解散了，像我这样的准右派，只能到德化跟穷山恶水亲近。幸而还可以拿工资，当然，尾巴是要夹起来的。当时的权势人物有点官僚主义，没有权势的我们，也有一点兵僚主义，都把德化看成了《水浒》里只配脸上刺上字的犯人的安生的远恶军州。但是这几年，对德化的记忆，随着德化发现了金矿，也提高了含金量。
快到德化的时候，我不禁激动起来，当年寒伧的城关历历如在目前。
把唯一的一条街叫做三角街，表现了德化人的数学天才，明明并不存在三条街的美好组合，就那么一条街，还是残缺不全的，不超过五十公尺，称之为三角街，居然在十多万父老乡亲中没有任何争议。最大的百货商店不过两层的土木建筑，在德化人心目中，尤其是那些远在山沟里，几年才进一回城的，为了几尺红布而伤透脑筋的少女，绝对不亚于梦中的南京路。一家饮食店是最阔绰的农民才敢进去的地方。古老的干打垒的土墙和德化人一样留恋故土，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肯从德化城市的历史上撤退。在大街上，在县政府，在德化政治、商业中心，千打垒的泥墙和青砖墙与其说是互相亲热地紧接着，不如说是互相警惕地僵持着，历史发展得竟如此缓慢，顶牛的形势居然持续了二十多年。在那靠比赛伟大口号为生的年代，德化人最大的苦恼就是许多伟大的标语没有与之相称的砖墙。在德化人的所有才能之中，最使我惊讶的莫过于用浆糊把三公尺高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贴在泥沙剥落得连石灰也很难糊上去的土墙上。
惊人的奇观还要数微型的农具店，完全是手工制品：簸箕、牛绳、锄头、扁担、斗笠，和童话中玩具商店的规模差不多但是残破得妨碍着童话的感觉。牛和猪没有童话里那么聪明，也没有童话里那么纯洁，它们在街上自由地漫步的时候没有仙女陪伴着，但是，却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就是汽车喇叭在后面使劲鸣响，它们也不改团级干部的从容，说不定还留下一堆冒着热气的纪念品。德化人见怪不怪，悠悠哉游哉，脚底像长着眼睛似的，看也不看，就惊险地从上面掠了过去。德化人大山一样沉稳风度，守着古老的，安贫乐道的传统的小日子。他们不欣赏三明人刻薄地调侃自己的小城的民谣：小小三元县，只有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德化城关人的生节奏和他们四周相依为命的山一样：把平静和谐融化在街上行人自得其乐的步伐中，一点也不为生活在这个闽南最微型的小城而感到委屈，就是比城关小得多的，连一条街道都不具备的上涌小村，也被称之为小上海……
接近城关的时候，公路正好在山坡上，司机特地提醒我们从远处眺望新德化的全景。
这个小伙子有着德化传统的美好的自豪感。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时，德化却岿然不动。正值傍晚，辉煌的落日的余辉照在高低错落的玻璃钢筋大厦的立面上，傲然显示一种大城市的繁华。高层楼群的窗户上铝合金的窗框，蓝色的玻璃，坦诚地表现着德化人和大城市的一比高低的决心。当年街道上的主角——牛和猪当然是消失了。随之远逝的，还有那种古老的节奏。想凭吊一下当年的最高的二层建筑——百货商店，可是却被野心勃勃争夺高空的楼群淹没了。车流如潮，胁迫着我们的耳朵和脚跟，摩托车像小蝌蚪一样，风风火火地在人缝中乱钻，街上的行人，也和摩托车一样，失去了世代祖居的老黄牛那样的从容。
喇叭声急，车轮声乱，德化的节奏变得紧张了。
到处都有一点乱得美好的感觉。银行、保险公司、外贸公司、酒楼、歌舞厅，好像在争夺陌生客人的目光和惊叹。吃过饭，天色已经黑了，星空亲切地低垂下来，眼花潦乱的霓虹灯闪烁着，好像在和夜总会的卡拉0K构成色彩和声音的交响。可以感叹一番的事情太多。无意间发现河对面，当年最为豪华的电影院就是门前的广场，在许多大楼的挤迫下，都显得十分寒伦了。每一座新楼，每一扇落地窗户上即使没有任何广告，也都写着两个字：炫耀。但是这并不俗气，我在窗户背后看到了驱赶贫困的自豪和自信。
导游的小伙子对每一处新建筑都如数家珍，他的滔滔不绝有点咄咄逼人，多少有点缺乏礼貌，叫我这个老资格的德化通有点妒忌许多赞叹的话，让我从回忆和现实的对比中抽绎出来才有味，让他讲出来就显得缺乏深度了。但他仍口若悬河，我承认自己老了：我的德化自豪感，缺乏青春的激情。
如果我是一个局外人，满可以从现代建筑艺术和城市园林的布局的观念来挑剔德化的建筑。我曾经教过英语的中学，当年就在孔庙里，如今剩下的唯一文物就是一棵不显眼的桕树，历史的沧桑感无影无踪。整齐一律的校舍、美国式的草坪，而当年的泮宫水池上，古色古香、满身沧桑的石拱桥无影无踪，只剩下有点抽象意味的的池塘，还有一道过分现代化的桥。我不禁想起，当年脱光了膀子在那大殿里打乒乓球的情景。我很难想像，那么粗大的木头圆柱，外面裹着驳落的泥金，怎么会被没来由的天火烧掉。但是目睹前进的历史的人，来不及遗憾，只能为这个与我有特殊精神联系的山城而感到欢欣。
晚上，和县长谈话：举座皆欢。他告诉我们，德化今年经济不但没有萎缩，而且大有增涨：原因是打开了西欧市场。目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九个亿，已经超过了江西的景德镇。县长的口气略带地瓜腔，自豪、自信、自尊，带着山里杂木、青草气息的纯朴和石头的坚定，一点没有沿海城市领导常有的那种斯文。
但是，要说他们土气就错了。后来，我在德化磁器博物馆里看到一系列的出口欧洲圣诞磁器：花篮、储蓄罐、西洋娃娃、圣诞老人，把我的想像带到西欧圣诞节的欢乐市场中去。参观了几个民间瓷雕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那陈桂玉女士的玉兰座中一个少女。上海人选择了玉兰为市花，这个在德化并不算很出色的艺术瓷雕竟意外地征服了上海人。
我从这里找到了当年童话的色调。不过已经不是老黄牛的为主角的那种古老色调的，而是充满了大山外面、大洋彼岸那种现代化的明快，从陈桂玉一系列瓷雕中上，从那流畅的线条上，我感到了比之童话更为神奇的音乐：那飞流直泻的弧线，令我想起了京戏中急急风的节拍。童话式的微型小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但是，童话世界，却再也容纳不下他们的雄心了，他们的眼光已经越过山山水水，用景德镇所缺乏的艺术家的雕刀，挑起了上海市场，甚至欧洲市场低垂的红色丝绒帷幕。
1998年11月26日
厦门好人
——怀念一个厦门人
1969年底，或者是1970年初，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反正是春节前夕。我从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是，在最亲近的人弃我而去的日子里，又碰到这样的事，心情就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挥别送我上车的堂兄，上了火车以后，就发现皮夹不见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坐在对面的一位复员军官和他的太太，大概正处在浪漫蜜月期，立即表示可以解囊相助。但是，残余的自尊心使我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找到了一块钱和几张毛票，就婉言谢绝了。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林子贵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上海人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林子贵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五块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一块钱，吃一顿晚饭五毛钱，可以饱得打嗝。到泉州的汽车票是两块五左右，再花一角五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为之一振。
可是樟木箱一上了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费。一下子花去了两块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是三毛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两块钱。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当火车在厦门火车站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磕着水泥棱角。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然而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皮加克，挺帅的，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困窘，向林子贵多借五块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突然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件事，贫困常常使我为钱而生出些鬼点子，连自己都有点才智横溢的感觉。大概是老爸资产阶级的遗传基因顽强繁殖，一不留心，就大肆泛滥起来。金钱乃万恶之源，对钱算计一着迷，往往使我忘记对阶级的劣根性的警惕。
那时也真是有点人穷志短。要回上海，泉州到福州的汽车票五块，福州到上海，火车票二十块；加上一天三顿火食，至少也得两块。没有二十七块钱是过不了关的。可是我口袋里的全部资金，连同硬币和毛票是二十二块。经过一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有了灵感，到福州以后，不买去上海的票，而向一个朋友磋商，挪借一点，买一张福州到北京的火车票，三十八块，而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价是二十四块，这不是浪费了吗？不，我有把握。从孩提时代起，从老爸那里耳濡目染，就知道大无畏的、敢冒风险精神，对于生意的重要。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安分守己，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永远发不了财。
那是伟大的文化革命以前，上海到北京的票子很紧张，在金陵东路的预售处，要排上一个上午。
到上海一下车，我就直奔预售处，向排在最尾巴上的一个人兜售。他不太相信。我陪他去签了票，他很髙兴地给了我二十四元人民币Q剩下来的算术就简单了：三十八减去二十四，我只花了十四块钱，而不是二十块钱堂而皇之地乘着人民的火车到了上海。当我把这个天才发明偷偷地告诉一个密友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这个人，挨了这么多整，阶级本性不改，不以为羞，反以为荣。弄不好，给人家汇报上去，又是一顿好批。
我感谢他对我的爱护，特别感激他为我保密。
如今，当我站在厦门车站的台阶上，手里摸着一块钱和几张毛票，回忆起这种感激，最苦恼的倒不是明天的汽车票，而是对我的经商天才的羞怯。既然《国际歌》上说过，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只能自己救自己，可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偏偏不能按照《国际歌》的教导自己救自己。
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