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女人，我一想到离婚就难过，即使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如果当初丈夫能改变离婚念头、重新回到我身边，那么我想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放弃我的事业心，心甘情愿做一个贤妻良母。——奥尔布赖特
童年时代，她是捷克的犹太难民，跟随父母四处逃亡。结婚后，她渴望作一位贤妻良母，但婚姻的破碎促使她走上从政之路。几经波折和奋斗，她终于成为美国历史上政治职位最高的女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她被称作“铁腕女人”。她就是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1.颠沛流离的童年
1937年5月15日，奥尔布赖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本名为玛丽娜亚科贝尔。在她两岁时，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躲避纳粹统治，科贝尔被派驻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匀格莱德使馆。1948年，奥尔布赖特又跟随父母离开祖国，移居到美国。由于奥尔布赖特在英国呆过几年，因此她去了美国之后，不到一年就成了个发音纯正地道的美国人。也正因为她童年时在几个国家之间奔波，奥尔布赖特除了会母语捷克语和英语外，还通晓法语、波兰语、俄语，并能说一些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
科贝尔一家本是皮兰犹太人的后裔。为了忘却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史，科贝尔在来到美国后让全家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对这段经历一无所知，后来才从各方报道中得知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
虽然奥尔布赖特一家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但童年时代的颠沛流离生活使她对纳粹统治极为反感。奥尔布赖特本人曾说过，这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便是纳粹德国的阴谋。童年的逃难经历也使得她对难民颇为同情。在1997年11月访巴基斯坦时，奥尔布赖特看望了巴北部一个由简陋土房和破旧帐篷构成的凄凉的营地，她对一群为躲避阿富汗战乱而逃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说："我小时候也是难民。"
长大后，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这与她父亲科贝尔对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教授，后来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奥尔布赖特小的时候，常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到她家作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奥尔赖特对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学毕业后，奥尔布赖特先拿着奖学金进入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在求学的同时，她还担任了校报的编辑，这为她以后驾轻就熟地与新闻界打交打下了基础。
2.当“灰姑娘”遇上“王子”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同时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在她的从政史上，奥尔布赖特一直以性格刚毅、铁面无私的政治女强人面目出现。然而，在562页的自传性新著《国务卿夫人》中，美国女强人终于以真诚忧伤的笔调叙述了她婚姻的不幸、丈夫的背叛、她自己心情的沮丧等，让美国人吃了一惊。
当奥尔布赖特还在美国韦尔兹利大学求学时，她遇上了美国著名报业家族的后代——约瑟夫·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夫人年轻时的风姿和美貌一下子吸引了这个百万富翁家族的年轻传人，6个礼拜后，约瑟夫就开始向她求婚。在度过了无数个美丽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后，奥尔布赖特大学一毕业，就立刻与约瑟夫结了婚。
奥尔布赖特在新书中回忆道，当时她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像一个童话中的“灰姑娘”，而约瑟夫是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王子”。
奥尔布赖特写道∶“尽管他的家庭认为我不属于同一个阶级，尽管赢得他们的认同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仍愿意接受这个童话般的婚姻。因为当我试了试这双水晶鞋后，我发现它非常适合我。”
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生下了一对早产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顽强地活下来了。第二次怀孕到6个月时，大夫说胎儿很可能有脑瘫。在生产过程中，孩子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
她在家中照看三个孩子的同时，还刻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为此，她付出的努力是艰巨的：每天清晨4点半，她就得起床读书。奥尔斯赖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后来，她进入乔治敦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并兼任该校国家政策中心主任。由于她的教学生动风趣，她连续4年获得学校的"年度最佳教师"奖。在教学的同时，奥尔布赖特还投身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而多年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又使她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事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她日后登上驻联合国大使和国务卿职位奠定了基础。
3.感情生活遭遇到“滑铁卢”
当家中女儿渐渐长大时，奥尔布赖特渐渐开始从事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不过当里根赢得下一任总统选举后，奥尔布赖特的白宫生涯也终于告一段落。她开始在伍德罗·怀亚特国际学者中心申请了一个名额，前往波兰进行为期两周的学者访问之旅。
然而当她从波兰回国后，一切发生了“巨变”。1982年1月奥尔布赖特刚从波兰回国，她的丈夫约瑟夫就向她扔来了一枚重磅炸弹。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苦涩地回忆道∶“ “乔（约瑟夫的昵称）和我坐在起居室里那个带扶手的舒适的大椅子上———我们曾坐在那儿喝过上千次咖啡。乔刚从国外出差回家，他说我们必须谈一谈，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他开口说道，“‘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我爱上了别人’。”
“我丈夫告诉我，他要去亚特兰大，因为那个女人就在亚特兰大，她更年轻、漂亮。我尽力回想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疏忽了，可想不明白。我在白宫的那段时间确实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那种生活1年多以前就结束了。”“乔给我做了一顿饭，他说我看上去太老了；他根本不愿问我为什么如此难过。终于，他说，其他许多人都离过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下午，约瑟夫真的离开了。
4.丈夫的背叛成就她的今天
在那一年，45岁的奥尔布赖特第一次开始了成人生活中的独身生涯，一切都是那么艰难，到食品店时，她甚至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菜，因为以前她都是按约瑟夫的口味来买的。
最后，她在乔治敦大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的工作，孤身一人的奥尔布赖特恐惧与男人约会，她写道∶“像大多数刚刚离婚的人一样，一时我很难融入新的社交生活，自我20岁后，我再没有想过要找第二个男人，我最后一次与男孩约会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而现在却是80年代了。由于约瑟夫的评价，我对自己的容貌一点也没有信心，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45岁的老处女。”
最后，她终于与一名大学同事发展了两年的恋情，但结果还是友好地分了手。奥尔布赖特写道：“最后我发现，我不可能填补生活中的这个空洞，最后我放弃了寻找。我终于开始学会一个人去听音乐会、一个人去看歌剧，或者带着一本书独自一人去餐馆，渐渐地我终于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奥尔布赖特将全部的精力都扑到了事业上去，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
然而事业的成功并不能淡忘奥尔布赖特心中的伤痛，当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奥尔布赖特不止一次地向自己询问一个最严酷的问题∶“难道是我对事业的执著造成了我的婚姻失败吗？我憎恨这个问题，我憎恨它，因为这不仅是对有事业心的女性的侮辱，更因为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是，当我成为美国国务卿后，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仍然处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我是决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的。”
5.铁腕女人与克林顿珠联璧合
真正让奥尔布赖特在政治舞台上展示个人才华的是，在1988年总统竞选期间，她成为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主要外交顾问。后来，精明的克林顿同意帮助杜卡基斯与布什面对面论战，这也是奥尔布赖特第一次遇见克林顿。
在奥尔布赖特从事民主党竞选活动的20多年中，她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朋友网络。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几个月后，奥尔布赖特就被派驻联合国。1997年1月，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被美国媒体称为“与克林顿总统珠联璧合，创造了一个时代”。
在任职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就进行了被媒体广为宣传的国际访问，在11天的时间里访问了9个国家。5月，她又前往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她轻描淡写地指责了克罗地亚总统，指明他未能遵守十八个月前在俄亥俄州代顿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
她告诉一位内阁成员，她对于克罗地亚未能阻止针对试图返回家园的塞尔维亚难民的袭击感到非常“厌恶”，这个词在外交界是极少听到字眼。
奥尔布赖特还设法培养与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关系，这是个有时让人颇感棘手的人物，曾主持过前克格勃的工作，两人的友谊最后发展到直呼其名的程度。普里马科夫敬重奥尔布赖特的坚韧不拔，称她为“铁娘子”。
奥尔布赖特被人这样评价：“蛇一样的女人。” 蛇在西方是导恶与狠毒的象征。但她对此并不恼火，反而坚持在胸前别一个蛇形胸针。有人给她邮寄了一把扫帚，意思是要将她从联合国扫地出门时，她又欣然把扫帚放在办公室里，表示要以此激励自己更加投入地工作。奥尔布赖特的执政风格是很强硬的，但这种强硬却时常透露出一种灵活。
1997年11月是对奥尔布赖特外交手腕及耐力的最严峻的考验，这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峙，为了达到迫使萨达姆让步的目的，她飞往中东寻求联合国安理会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她穿梭于多哈、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城市之间，考虑一系列问题，处理在伊拉克即将爆发的严重危机……她必须与那些不完全赞成我们方案的国际伙伴打交道，这非常困难。”在华盛顿密切关注各种谈判的塔尔伯特说。
奥尔布赖特最大的感染力在于，她与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有时会头发纷乱，身着沾有污渍的裙子，穿着袜子到处跑。
尽管权威势重，但她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在华盛顿单凭个性是不会成为受欢迎的客人，而只能是在某一时刻“炙手可热”而已。
当2000年克林顿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后，奥尔布赖特也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6.“中国太大，美国不能忽视”
卸任后，她重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她有3个女儿和5个外孙，她说要努力做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在闲暇的时间，她编著了自己的传记《国务卿女士》。书中谈到了她任期时经历的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曾在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先后5次访华。
她在回忆录中说，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中方认为最完美的会议，是美方在会后声明中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
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辞。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相信美国是蓄意轰炸。
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皮克林和白宫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任驻联合国大使时，认识当时也在联合国当大使的李肇星，两人关系还不错。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气。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她发表了简短声明后，准备离去。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还说，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作一个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期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中国进行各种层面的接触。与中国接触，并不意味着赞助他们，美国应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对武器扩散与人权问题应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将塑造世界之命运。她说，托克威尔如在21世纪重临世界，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