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各自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花从开放的那一刻起，就进入盛期，很快，又在雨疏风狂中，蓦然凋谢。突兀而起，戛然而止，真像昙花一样，花期虽短，却绽放出生命的异彩。
这样的特例，在文学史上是极少出现的。
这两位，都是那种生命的极度挥霍者，如果巴尔扎克每天不喝十杯以上的浓咖啡，以支持他日以继夜的写作，不依赖咖啡因刺激他有足够的兴奋度，也许不至于短命；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被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挫折到身心沮丧的程度，不至于终生处于悲观和抑郁的边缘，说不定会延缓其死亡；如果巴尔扎克不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似的疯狂消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那么耽迷于赌场；如果，这两位大师没有那么多的债主逼门，也用不着拼命写作以还账的话，是不是还会给文学史增添更多的杰作呢……
即使没有以上这些“如果”，我想，老天爷宽限一下，再让他们疯狂若干年，也未必再能写出震撼之作，花期过去以后，谁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对于重量级的文学天才而言，其能量应该是相差无几的。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例证，虽然相比于巴氏和陀氏，这两位长寿作家，多活了三分之一的年纪，创作生命力的花期，也几乎延长了近一倍，但是，长寿者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朽之作，并不是按比例地较短命者多出更多。
先看雨果：他1802年出生，1885年逝世，活了83岁。从1823年21岁第一本小说《冰岛魔王》，1824年22岁第一本诗集《新颂歌集》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到1874年72岁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投入写作的年头，粗略算来，不低于五十一个年头。其主要作品为：
1831年29岁《巴黎圣母院》；
1834年32岁《穷汉克洛德》；
1845年43岁《悲惨世界》；
1866年64岁《海上劳工》；
1869年67岁《笑面人》；
1874年72岁《九三年》。
1875年至1885年近十年间再无重要作品。
再看托尔斯泰：他1828年出生，1910年逝世，活了82岁。从1852年24岁时最早一部作品《童年》，到1901年73岁时的最后一部作品《哈泽·穆拉特》，他一生中的创作周期，大概应该有四十九个年头。其主要作品为：
1856年28岁《两个骠骑兵》；
1857年29岁《琉森》；
1859年31岁《三死》；
1863年35岁《哥萨克》；
1867年39岁《战争与和平》（第一卷）；
1872年44岁《高加索的俘虏》；
1876年48岁《安娜·卡列尼娜》；
1889年61岁《克莱采奏鸣曲》；
1899年71岁《复活》；
1901年73岁《哈泽·穆拉特》。
1902年至1910年近十年间基本上没写出什么作品。
虽然，以创作生命力的“花期”论，这两位大师都持续了半个世纪。虽然，他们作品的成就，可以说是步步登高。虽然，或许是巧合，这两位最后的扛鼎之作，《九三年》和《哈泽·穆拉特》，都是在73岁时写出来的，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高峰。但是，也似乎是不谋而合，从此，就基本搁笔，再无力作。
这就是大师的明智和从容了。
不能写，写不出，即使能写，写得出，可再也写不好的话，与其如此，不如搁笔。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始终保持着井喷状态。我到过东北大庆油田，在那里呆过一阵，早先，从地底喷出来的油，是百分之百的原油，而采集了数十年后，地下储量减少，就得通过大量注水将残存的油挤出来，这样，原油中的含水量必然就高。原油的水分是可以脱除出去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水分，就只有留给读者以嚼蜡的感觉了。
无论是写得好的作家，还是写得不好不坏的作家，在他一生中，总是有他创作的“花期”，也就是所谓井喷的日子，花儿绽放的“爆发期”。这种从数量到质量的跃变，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花期”的长短，从上面所列举的例证来看，也各个不一。像巴尔扎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的大师；像雨果，像托尔斯泰，基本上也是写了一辈子，爆发了一辈子，而且，愈来愈佳，然后就打住。
在我国有专业作家编制，有评一二三四等作家职称的光荣传统和优越条件下，写一辈子，写大半辈子，倒是不难做到，但绝大多数人，都谈不上什么爆发期的。弄好了，三五年，弄不好，虚晃一枪，更差的，像从来没有来过例假的女人，花都没有开放，哪里还有结果的可能，就更谈不上爆发了。于是，就不由得对于像巴、陀、雨、托这样的文学大师，而且越写越好的始终处于爆发状态的文学天才，从心底里涌上来那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赞叹。
所以，我对目前时不时出现的天才啊，大师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至少在近二十年间，文坛上大师之多，几乎超过城市里禁养的狗，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他肯定是一位挺吝啬，挺小气的老先生，绝不是那么大方得很，随手就把文学大师和文学天才这两顶桂冠，像烙烧饼撒芝麻似的大把撒。
我记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和《读者文摘》及简装廉价的畅销原版书，一齐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年，我15岁，在家长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到夜校或什么补习班读那些廉价读物，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至今我还能记起念过的萨罗扬（williamsaroyan）的一本小说《鸡蛋与我》（theeggandme）。只留下书名的印象，书中写了些什么，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萨罗扬这个美国作家的名字，还可以从文学辞典中找到，而他这部《鸡蛋与我》，却一丝也想不起来了。同样，前面提到过的西德作家伯尔，也是曾经名噪一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他的作品，如《火车正点到达》，如《九点半钟的台球》，如《小丑之见》，如《失去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等，在21世纪的中国读者群中，究竟还有多少人在捧读，是要打个问号的了。不是他的小说不具有经典价值，也不是他的小说对于今天已毫无意义。但读者，脑海中的信息处理，如同早期的pc机一样，硬盘是很小很小的，只有一兆或四兆的字符储存量，存这个，就存不了那个，一定要存这个，就得先格式掉那个。这种限制是很无情的，是一个不停地除去废品，俗品，赝品，次品，保留正品，佳品，珍品，极品的筛选淘汰过程。
读者自发的扬弃，是所有作家最难逾越的一道很高的门槛。
所谓“名着”，所谓“经典”，不是评论家说了算的，更不是作家自己贴上的标签，只有时间，无限有时间，便是历史，这才是最严峻的审判者。萨罗扬（1908-1981年），伯尔（1917-1985年），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未超过五十年，而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超过一百年，所以，对后者的认定，要比对前者的认定，更为准确。
那么我们时下那些未超过十年，二十年的作品，就“名着”，就“经典”，就“大师”，就“天才”，等于半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一样，纯属自我精神鼓励一族，也就不必当真的了。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写了南宋时期那些自我精神鼓励一族。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藏于家”，是绝大多数作家所写的作品，一个必然的去处，这是你凄婉，哀怨，悲愤，恨绝，跺脚，跳墙，上吊，寻死，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真正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文学作品，一代一代传下去，被许多人阅读，那一定是少之又少的。否则，就我们中国的一部文学史，也会比《二十四史》还厚了，那就太痛苦，太负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