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作品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除”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自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琊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子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子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的话，但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着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苦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谐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谧，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以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琊颜氏当然是沿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简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劈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会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薰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以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向奢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子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着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子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子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到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交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儿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在路上碰到我。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他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吗？”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的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30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常常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头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