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高、西高、东安、西安，四个村子像四枚棋子，将一座古庙围定。这庙后来变成了学校。学校有四个年级，就叫高安小学。
婆说，黑建，你得上学了，不能再野下去了。爷爷拧着我的耳朵，用旱烟袋敲着我的脑袋，亦步亦趋，把我送到学校。这是1960年的事。
婆和爷掏净了身上所有的钱，凑够了五角，给我买了书本。书包是婆用老布缝的。一块钱学费，暂时没有，先赊着。
买铅笔和作业本是我的钱。过年的时候，我到大姑家拜年。叩一个响头，大姑给我五分硬币。我看这事能做得，就一连叩了四个，挣得两毛钱。两毛钱归婆保管，现在，它派上用场了。用八分钱买了两张白纸，锥本子，二分钱买了一支普通铅笔，剩下的一角钱，买了一支红蓝铅笔。书包一背，我成了学生。
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还没有缴学费。在乡间小学，像这样赊欠学费的事很多，但是等学期结束前，就都会缴清的。
家里太穷，别说缴学费，就是连填饱肚子，都很困难。吃的是油渣、树皮、野菜、包谷芯儿之类。阁楼上的麻袋里，有些干萝卜片，我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沿着梯子上到楼上，抓一把干萝卜片充饥。记得曾经有过一回好吃食，那是婆晚上给生产队剥玉米时，偷了两个嫩玉米棒回来，半祚长短。
临近期末考试，班上只有四五个娃没有缴学费了。每次放学时，老师总要在队前大声训斥一顿：“没有缴学费的，下午就不要来了。羞不羞？装着不知道！”
我自然很羞愧。回到家里，我赖着不去上学，我说不缴这一块钱，我是坚决地不去了。婆哄我，她说这老师是咱村的人，说归说，你只当没听见就是了，他不至于为难咱们的。哄得我背着书包又上路了。
最难堪的事情发生在考试前的那一天。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缴学费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们知道，还有谁没缴学费吗？知道！”“知道！”教室里吵成了一锅粥，大家齐声叫着“黑建”这个名字。
老师伸出了两只手，向下压了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说：“同学们，大家羞他！”他说着，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嘘声。在嘘的同时，率先垂范，用指甲在自己脸上刮了一下，尔后，伸直胳膊，直挺挺地指向我。
老师的这个动作很优美，全班的娃都模仿他。我处在千夫所指和一片嘘声之中。
我好久才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血往我的脑门上涌，眼泪滴嗒滴嗒地滴在桌子上。我疯也似的离开教室，穿过田野，然后一头扑在婆怀里，号陶大哭起来。
婆解开她的大襟袄的衣扣，把我的头包住，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头。直到后来，我的哭声渐渐减弱了，婆才问我：“是怎么回事，谁欺侮你了？”
我哽咽着将这个故事讲完。婆不再言语了，她的脸变得异样的苍白，苍白得近乎庄严。
这天下午，婆拉着我的手，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跑了一村，借够了一块钱。第二天学校是期末考试。考试前一分钟，我握着这一沓牛肉串一样的毛票，走进教室，端端正正坐在我的土台前。
我把毛票端端正正地放在土台的角上。当老师来取它的时候，我努力做到使自己不去看他。
这是我的第一次学费。
许多年后，当我在世界上游历了很久，重新回到我的遥远的高村、我的启蒙小学时，破庙依旧。我扶着庙门，听到室内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我感到我经历的那一幕，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
老师后来死了。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他听到轰轰隆隆渭河发水的声音，于是到河边去看。河中间有一块白色的木板，老师于是脱了衣服，下河去捞。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听说，那是一块棺木，上面钉满了钉子，老师的水性虽然很好，但是，在接近棺木的那一刻，他一定是被钉子扎伤了。
婆也已经去世。她埋在一块地势高些的苜蓿地里。这里已经成为乡村公墓。当年，我那一块钱的学费，她是用变工的形式还给人家的。将人家的棉花拿来，经她的手纺成线，再将线还给人家。
我来到婆的坟前，我站在一片铺天盖地的紫色苜蓿花丛中，我对坟里的这位亡人说：让这位读书人，从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里，搜一段话，背给您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