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那些日日夜夜，记忆只是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我这一生，做梦的时间也许太长了点，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从1991年6月4日开始，到1992年6月13日画完最后一个句号，也就是说，用了一年零十天。
但是它的酝酿与构思却用了十年。我用十年的时间，令这一大堆庞杂的、无序的材料驯服和归顺，为小说寻找一个框架，一种叙事风格，一种描写视角，当然，最主要的是，让人物圆满，让人物不但作为故事人物，而且成为一种文化载体行动和动作。
我确实不记得我写《最后一个匈奴》时的情景了。那些日子，我像一个拼命旋转的陀螺，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样地拼命写作。现实的世界和臆想的世界已经分辨不清了，我无意识地睡觉，无意识地吃饭，无意识地在街上行走，除这些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趴在桌上写作了。
我每天早上大约八点或八点半起来，穿上衣服，从床上滑到桌子跟前，开始写作。这时大脑是一片空白，有点疼，有点麻木，我点燃上一支烟。烟雾腾腾中，人物出来了，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我臆想的人物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匆匆地抓住笔，他们开始行动了。大约到十一点时，可以写两千字。
这时我停下来，洗脸刷牙，然后到楼下去提一次开水。
中午吃完饭后，我一定要睡一觉，让大脑休息一下。两点半或三点，爬起来再写。到六点时，写两千字，这时停下来，到院子里去转一转，回来吃饭。
晚上把看《新闻联播》当作休息。看完新闻后，我一个人又回到自己房间写作。任务仍然是两千字，但有时会收不住笔，一直写下去，直到凌晨一两点钟。
我写得最多时一天写过一万六千字，写得最少时一字未写。平均下来是每天五千字。
人物和事件填满了我的脑子，人物在经受精神受难时我也和他们一起受难。恍惚和痴呆，大约正是我这时候给人的印象。我像一段被感情烧干的枯木一样，但是我强令自己继续燃烧。“创作是一种燃烧”，这话只有过来人才能说出。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掉了三颗牙齿。牙齿总是要掉的，今天不掉，明天也会掉的。但是，它们掉得是不是快了点，早了点。我将掉了的牙齿放在掌心，听着楼下的男欢女乐，我在那一刻突然掉下泪来。关于牙齿问题，我请教过几个中医，一种解释说，写作时大脑高度紧张，血涌到头上，血热，热掉了牙齿，一种解释说，这是我抽烟过多的缘故。
以每天三盒烟计，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我抽掉了一百多条烟。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百多条烟都到哪里去了，如烟消，如雾散，或者是牢固地留在我的肺里和胃里了？我的父亲于去年死于肺气肿，将来我的加着黑框的讣告，大约也会是以这件事来搪塞世界的。但愿我以后少抽一点烟，我现在不创作的时候，已经降到每天两盒，据说一支香烟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只老鼠，这话不知道是否当真，不过，它听起来总让人不寒而栗。
在写作的后期，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懒于和人说话，走路时经常扶着墙壁，曾想到拄一根拐杖的问题。我常常担心，怕自己睡过去以后，就再也不会醒来了，而作品还搁在半截，那我即便是进入三尺地表之下，也不会甘心和安宁的。
我写作前称了一下体重，是一百六十五斤，写完以后，体重成了一百五十二斤。就是说，少了十三斤。所幸的是我这个人真能吃，因此现在体重又恢复了过来，大约到一百六了吧。
当我进入最佳创作状态时，前面我说过，像一个拼命旋转的陀螺一样，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样，像一个目光狼狈、精神错乱、焦躁不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那时，理性已经消失，梦境开始出现，那时，我感到我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牵着走，我只是机械地记录下这些人与事而已。
最好的创作时间是在晚上。那时，四周死一般寂静，整个世界好像都不存在了，你伏案疾书，你感到，在你的窗外，半天云中，仿佛有一位圣者，正在絮絮叨叨，向你口授。《古兰经》中称这样的夜晚为“高贵的夜晚”。
每位作家的身边都站着一位守护神。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过程中，我案头必备的两本书，一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一是拜伦的《唐璜》。
要把一个世纪的高原历史，错落有致、和谐妥帖、章法有度地表现出来，这主要得力于印象派大师莫奈、德加、梵局、塞尚等等的影响。我学会了摆布人物和情节，学会了将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然后在峰顶重造和谐，就描写的角度而言，也学会了在描写20世纪的每一个经典时间时，以一个人物的视角，从事情的核心穿肠而过。
拜伦则教给我大气度。经典作家中，大约只有莎士比亚和拜伦，才有这种处理题材的能力，他们挥舞着魔杖，一路走去，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塞入作品，所有的路途物都经魔杖点化成金。
《最后一个匈奴》写完了，发表了，并且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件大器的作品，认为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要写一部世纪史的创作意图，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式的《百年孤独》。
记得，当为长篇画完最后一个句号时，我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场。我对自己说：“你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不可战胜”并不仅仅表现在他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而在于，经历和承受了那么多精神上的惊涛骇浪以后，这个人并没有发疯，失控的航天器又回到了轨道上。
但是现在我想说，虽然我写作得很苦，苦不堪言，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写得比我还苦，因此，说这些是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的作品毕竟发表了，社会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次和同类、和现世界以至未来世界对话的机会，而他们却没有。所以，我是幸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