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感慨万端，不禁脱口而出：“主席他很英明，可是整起人也很厉害，就像斯大林晚年一样。”
彭德怀一怔，随即点点头：“是呀，他对中国历史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熟悉。历代王朝的第一个皇帝总是英明的，但也是厉害的。”
张闻天笑道：“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一言既出，石破天惊！
彭德怀顿时没有了言语，没有了笑容。他告别了张闻天，步履缓慢地走回自己的住处。微微潮湿的土路上，印出他一个个沉思的脚印。
好一个“忠君大臣”啊！--此话是褒奖，还是揶揄？是提示，还是激将？
但无论怎样，都必须在铁的事实面前作出良心的选择--打着哈哈过去？私下发顿牢骚而已？回避？退却？忍让？大气不敢出小屁不敢放？不！人民拥戴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他们的忧患面前闭起眼睛，不是让我们作忠于一家一姓的“忠君大臣”。真正的“忠君大臣”也不是只会顺竿儿爬，他们懂得“文死谏、武死战”！
他脑子里猛然闪出一个牢不可破的念头：天降大任矣，必须老将出马。
谁出？--他脑海掠过一个个身居要职的战友的名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考虑再三之后，他向周小舟交了“底”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不好说话；恩来、陈云对过去犯忌，不便讲话；朱德年事已高，不宜讲话；林彪长时间没管事，情况不熟；小平也有难处……政治局只有我还可以同毛泽东讲话。
一个大脑，一个伟大而又平凡、复杂而又简单、机敏而又迟钝的大脑，涌现出一个答案，一个浅显而又深刻、鲁莽而又勇敢、轻率而又凝重的答案：彭德怀必须挺身而出！
能说这不是历史的安排吗？
7月7日，彭德怀起了个大早，由警卫参谋景希珍陪同在蜿蜒小径上跑步。从他那兴致勃勃、精神十足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折腾了一夜的忧虑。
他讲这庐山上--仙人洞石松横空，五老峰奇姿各异，龙首崖苍龙昂首，白鹿洞四山壁合，玉渊潭惊波奔流，秀峰岭碑刻如林……
他讲这庐山上--三大名寺（西林、东林、大林）巍然耸立，五大丛林（海会、秀峰、万杉、栖贤、归宗）莽苍葱茏，招引得珍禽异兽出没，奇花神草纷呈，更有那骚人墨客慕名前来，赋诗填词，浅酌低吟……
景希珍听得入迷。他不曾想到自己的首长这么熟知庐山，并且讲得飞流漱玉、绘声绘色。
“彭总，您干脆当诗人吧！我准备纸砚，您来它一首，若干年后，让前来参观的人也拜读您的大作。”
“开玩笑可以，动真的咱就不是那块料了。为啥？生不逢时，喝墨水太少了啊！”彭德怀话锋一转，“小景，等开完会，咱们痛痛愉快地玩玩，这庐山漫山都是故事呢！”
吃罢早饭，彭德怀快步向会议室走去。路上相继碰到朱德、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元帅，彭德怀同他们一一打招呼，互致问候，还免不了开些轻松的玩笑。而后向各自所在的小组走去……
彭德怀的讲话更加尖锐起来，他那嘶哑、浑厚的熟稔乡音虎啸般在吼虎岭（西北组会场就设在吼虎岭北面的一幢西式平房里）频频传来：
--大家目前议论最多的是“官僚主义”，群众对官僚主义敢怒不敢言！没有官僚主义，就没有“特殊化”，就没有“瞎指挥”，就没有“浮夸风”！农村四个月不供油，能办到？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你们提了没有？抵制了没有？
--我在外地考察，看到一些风景区被列为禁区。听报务员说，那些小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层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夜里我睡不着觉，就围着那些空楼转圈。心想，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殿堂庙宇咧！看到它，我们的人民会怎样想？不骂娘？
--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主席让搞的吧？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会场一片肃静。
与会者都睁大眼睛，屏住呼吸，调动着全部的视听神经，惊心动魄而又痛快淋漓地聆听这一声声“旱天雷”般的轰鸣。
无人附和，无人反驳，无人议论。谁心里怎么想只有自己知道。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些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反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些话对于改变彭德怀的命运，乃至改变历史的进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际作用超过了举世闻名的“意见书”。
彭德怀的讲话，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关注。他把彭德怀的讲话记录悄悄地拿走了。
7月8日，这个人专门对彭德怀的讲话进行了一番“研究”。
他是谁？
柯庆施。
他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而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被一些人尊称为“柯老”。
他是和毛泽东一起上庐山的。
会议召开以来，他一直持“观望”态度，因为他还揣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固然，毛泽东积极鼓励大家讲话、发表意见，但这是一种诚意呢，抑或是一种姿态，甚至是重复1957年的“引蛇出洞”？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张仲良、杨尚奎、周惠、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等人一股劲地发言反“左”，毛泽东虽然没有表态，但他能够容忍吗？去遮雾障，柯庆施采取了最巧妙的一手--“观望”。于是，他脸上堆满了弥勒佛般的笑颜，一天到晚哼哼哈哈、支支吾吾。哎！对权力的恐怖和迷恋，必然导致对最高权力者绝对依附，唯命是从。慢慢地，他在同毛泽东的频繁接触中，从毛泽东那寓意深长的言谈中和高深莫测的神情里，察觉出局面将要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于无声处”潜藏着万钧雷霆！
他开始神气起来：哼哼！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7月9日，彭德怀再次发言，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一讲话，甚至算帐派、观潮派、怀疑派等帽子都来了，这对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这个作风已经带进了我们党内……”
这番话的针对性何在？言者心中有数，听者心领神会。然而每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拍手叫好者有之，暗暗捏一把汉者也有之，与此同时，有没有人幸灾乐祸，如获至宝，不失时机地告“御状”呢？
彭德怀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感。他根本没有去想被触犯者会如何动作。
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会议纪要》。
这个纪要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七人共同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集思广益，认真修改纪要，并强调要把问题搞清楚，道理讲清楚，决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帐派，都不戴！还说：不讲缺点，否认矛盾，就不能改正错误。
同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党内有些干部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不应该抓住不放。他重申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部分实行供给制是正确的。这对与会者无疑是一个“警告”他要维护一个执政党领袖的尊严和他推行的治国政策。
于是，有些人开始转变态度，不愿或不敢再谈缺点和教训，会场上响起一片歌功颂德的声言。
柯庆施顿时活跃起来。他不仅在他任组长的华东组频频发表演说，声称“完全赞同毛主席的观点”、“毛主席的讲话是这次会议的最好总结”，而且频繁出没于毛泽东住处，行动十分诡秘。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讲话十分不满意。他看出来了，毛泽东的观点没变，“改正错误”云云，言不由衷，说说而已。于是他在小组会上再次发言，嗓门提得很高：
--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现在不是党委集中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的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的决定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彭德怀的发言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最为忌讳的问题，他直到晚年仍然强调个人崇拜是需要的。
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的发言是想“给中央领导同志一些刺激”，然而，毛泽东能够承受得了这种“刺激”吗？
这时的庐山仍是寂静的。缓缓游动的云朵与青纱般的山岚富有魅力地积聚着，凝结着，混为一体，它将万象峥嵘夷为虚渺、朦胧、淡远的景象。这景象使人犹豫，使人飘忽，使人产生失重感，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7月1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会务工作人员开始统计与会者返回的人数及交通工具。
参谋王承光接到通知，立即报告了彭德怀。
“15日？”彭德怀沉思片刻，“告诉他们，我暂不回京，我要到南京部队去看看，咱们自己坐船走。”
此时，彭德怀的心情是焦虑不安的：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啊！经验在哪里？教训是什么？打个幌子摇一摇就算向全党全国人民说清了吗……他起身到屋外踱步，抬头凝视着侧上方不到200米的美庐--它居高临下，如此幽深、静谧、威严而肃穆。
走上去还是面谈一次吧！他脑子里蓦然又冒出这种念头来：徘徊犹豫使不得，必须马上找毛泽东面谈。告诉他，你10日的讲话，使会议召开以来的成效全部告吹，等于在原地踏步，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告诉他，就这样匆忙草率下结论，大家有意见；思想上模糊不清，会给事业造成严重后果；告诉他，党内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歌功颂德、吹牛拍马之类的腐朽作风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任其发展，足以祸国殃民，动摇基业。
他毅然向毛泽东的信处走去。
遗憾的是他未能见到毛泽东。正在门口执勤的警卫人员提醒他：彭总，您不要忘了现在是午休啊，这个时候进去不合适吧？
是啊，这样做合适吗？不错，他曾同毛泽东当面争论过，直吵得面红耳赤；他曾在毛泽东舞兴正浓时，怒气冲冲闯进舞场；他曾把毛泽东从睡梦中惊醒，向其报告战事。然而，彼一时此一时也，岁月可以改变人，环境可以改变人。如今，毛泽东愈来愈高大了，高大得使人只能仰望。在这种情势下，怎敢再去贸然打扰毛泽东的午休呢？好了，另找时间吧。他悻悻返回住处。
其实，毛泽东此时的心境并不坏，听一点不同意见还是可能的。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专门找了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听听被他称为“秀才”们反映的各种情况和“高见”，谈得很融洽。彭德怀这天如果鼓起勇气找到毛泽东，事情的发展怕不会像后来那么糟吧？
正是这天晚上，在毛泽东住处的客厅里，“秀才”们跟毛泽东的谈话既自然又随便，因为周小舟、周惠曾是毛泽东过去的秘书，李锐（水电部副部长）现任毛泽东的兼积秘书，所以，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敢说。
当他们讲到“大跃进”的浮夸风、说假话严重时，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其中也有胡思乱想，唯心主义。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
他们从工业讲到农业。李锐恳诚而直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大幅度高产。”他说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而后略有所思地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周小舟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毛泽东点点头，重又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秀才”们呼吁：还是请“陈云出山”，“理财治国”。
毛泽东“同意陈云当总指挥”。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他意味深长地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秀才”们听后，为之感动。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我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次我对毛泽覃大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一阵无拘无束的笑声过后，“秀才”们又大胆进言：“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以钢为纲’。‘三大元帅’，迪些口号不科学”，“北戴河会议决定大办公社，人们没有精神准备”，“整风，反右，整得都不敢讲话”……并反映此次会议还有压力，很多人不敢讲真话，许多问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应有压力，要畅所欲言。
屋外，夜朗风清；屋里，情感交融。“秀才”们看时辰甚晚，便起身告辞。他们的心情犹如这励盛夏中凉爽的夜晚。
也就在这天晚上，彭德怀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皱着眉头沉思。
这一夜他失眠了。
第二天，彭德怀急匆匆喊来王承光，将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诉他：“王参谋，你是知道的，会议马上就结束了，可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呀！主席一讲话，很多同志就不敢吭声了。你想想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好处呢？对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样子面谈困难呀。我考虑，只有通过写信的方式和他谈问题。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帮我拉一拉初稿。成绩可以谈，但也要谈问题。你看怎样？”
“彭总，这些问题恐怕不好谈吧？信也难写呀！”王承光很担心地说，“我看您还是和主席面谈为好。”
彭德怀摇摇头：“谈是要谈，怕是谈不拢哟！信还是要写，为谈不拢作准备。你就负责起草吧，说重一点，不重不解决问题，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过狂热性，头脑发热嘛，应该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总，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考虑好了，你就写吧，晚上交给我！”彭德怀在多年的战争指挥中形成了一种习惯：一旦决心下定，任凭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他写过不少文字材料，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艰难。自从彭德怀视察以来，他就负责整理保存资料，对情况十分熟悉。
也正国为熟悉，才深知写信的艰难。因此，他写信时将语气尽量磨得温和一些。
彭德怀参加了一下午的小组会。他本想也许能在开会时见到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压根儿没到会。
晚饭后，他趁散步之机再去找毛泽东，仍然没有成功。
于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写信上了。
也就在这当口，周小舟再次来到他的住处。显然，周小舟是来做彭德怀的“思想彭动工作”的，劝他找主席谈谈。
周小舟一进门就说：“彭总，去年的粮食数字的确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第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为什么不坚持实事求是？弄虚作假怎么了得！”
“做不到啊，上面压力太大。”
“娘卖×！这是什么风气！”彭德怀将端起的茶杯重重地搁在桌子上，将嚼着的茶叶喷出去好远。他额头的青筋暴跳着，皱纹蚯蚓般的蠕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