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途的山峰都是光秃秃的，没有花，没有果，没有绿色。那荒山野岭间的小道，如同一条条死蛇，盘绞着一片片苍凉的僻壤。无数的牛蹄坑和干裂的罅缝犹如满目疮痍。大地的贫瘠使健壮的骨肉和嗷嗷待哺的生命变得轻贱，人们给它造成了癫狂的昏热病，它反过来变本加厉地报复善良的人们，强迫人们去咀嚼苦涩酸楚的恶果。
乌石峰下，故乡的人民用出自肺腑的热诚，齐集在彭家围子前迎接彭德怀，故乡的人民仍视他为革命元戎！当他默默无声地走下车时，男女老少齐拥上前，一片问候声。他激动地对人们说：“不要喊我老总了，我过去是打柴棍子出身，如今还是个普通老百姓。乡亲们好吧？”说完，深深地给乡亲们鞠了一躬。
消息传开，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从外县来，走了一夜的路。他们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这位敢替人民说话而丢了官的好人。一连四五天，人流不断。彭德怀为招待大家，自己花钱买的500斤大米和300斤面粉很快就用光了。
彭家围子边上有个黄泥坪，方圆几十亩，一直荒芜着，相传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部下练兵的地方。彭德怀少年的时候，曾站在黄泥坪上发誓说：“将来我也造反，带的兵一定会让黄泥坪装不下。”他的誓言实现了，他指挥了千军万马。但是今天的彭德怀，一个兵也没有了。他这次来到黄泥坪是开荒造田的。在他的带动下，全村的人都扛着锄头、铁锨来了，几十亩荒地播进了种子。他一边干一边笑着对乡亲们说：“解放后，我提出不当国防部长，想当农业部长，毛主席不同意。现在我解甲归田了，想在社里落个户口，你们同意吗？”
黄泥坪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欢迎彭老总！”
“那好，我每年坚持回队参加劳动100天，如果不能回，就投资1000元给队上。”
然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法回去了。直到1979年，浦安修才遵循他的遗愿，从补发的工资里，给生产队寄来了截止到他逝世的1千元投资，并给乌石学校寄去了1万元资助办学。
在石潭区委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彭德怀与大小队干部们进行对话：
“1958年刮过共产风吗？”
“刮过。”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一平二调的问题清理了。”
“退赔了没有？”
“有的退了，有的暂时退不起。”
“那时候刮过浮夸风吗？”
“刮得很厉害。害得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有的人说是病死的，其实是饿死的。”
“可悲呀！上边搞浮夸，群众就浮肿。今年的粮食亩产有多少斤？”
“400斤不到。”
“口粮标准呢？”
“300来斤。”
“能填饱肚子吗？”
“半饱。”
“唉，我在旧社会饿怕了，所以才起来革命。没想到革命胜利12年了，我们的人民还是吃不饱肚子。这教训多深刻啊！”他号召大家要振作起精神，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他向大家讲了安徽已把田地包给了农民，生产有了好转；四川也实行了包产到户，那里的人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在狮坨大队，社员们纷纷找他告状，说，大炼钢铁拆了社员的房子，至今不给修盖。他找到大队支书：“麻雀子困觉还要有个竹筒眼，人连个窝都没有，行吗？”
“不行。”
“你有房子住吗？”
“有。”
“那你就不管别人死活？”
他责令大队支书立即组织人力物力给社员盖房子。
他望着周围一顶顶破烂低矮的茅草棚，望着身边一张张呆滞的菜色的脸，他眼睛红了：共产党怎么造就了这样一些干部啊！他头脑简单却又有很发达的应变能力，你说明天幸福美满，他说今夜12点进入共产主义；你叫他放，他能放得沧海横流，大浪滔天；你叫他管，他能管得尿不能撒、屁不能放，连蚯蚓都喘不过气来。当然，从他们的口中，也可以听到一些怨言，他们说自己的胡来是上面逼的，不这样做就会挨批评、受处分、遭斗争。这可应了周小舟引用的那句古话：“上有所说，下必甚焉”，唉……
一个月过后，彭德怀告别了故乡，到湘潭锰矿周围去搞调查。彭德怀找到矿党委书记老陈，问：“听说你们矿医院收留、治好了不少患浮肿病的农民？花了多少钱？”
“三四万元。”老陈答道。
“钱从哪里出？”
“公家报销。”
“好，好，你做得对！”
“我不能看着农民兄弟病死呀！”
“好啊！老陈，你对农民有感情！”
“这是我从老首长黄克诚那里学来的。”
“黄克诚？你还叫他老首长？”
“永远都是老首长嘛！”老陈很激动地讲起一件事，“1948年，我在热河冀察分局工作。当时生活十分困苦。担任分局书记的黄老患病，身体很虚弱，秘书长就叫管理员给他做了点大米饭，炒了个鸡蛋送去。”黄老为此大发脾气，饭也没吃，把秘书长狠剋了一通：“农民没饭吃，你叫我吃大米鸡蛋，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吗？”
彭德怀听后，心中一阵发热，许久才说：“就是应该这样做。现在有的干部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颜色！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什么时候大家都替老百姓着想，事情就好办了！”
在湘潭猛矿招待所里，一个十七八岁姑娘的大义之举，使彭德怀震惊了。
这天，姑娘在收拾房间时间问彭德怀：“老人家，您跟前有崽女吗？”
“唉，我命苦，没崽也没女。”彭德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
“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我愿意拜您做干爹。我的家人死的死，讨饭的讨饭。您就收下我做您的女儿吧！”
“你拜我做干爹？一个‘罪人’……”
“您没罪，您在人们心中还是元帅、功臣！我晓得，您受了冤枉，受了委屈呀！”
“好孩子，我收下你这个干女儿……”彭德怀泪溢眼眶。
姑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作了三个揖。
他忙起身把干女儿扶起来，在自己衣兜里摸了半天，掏出一支钢笔，递过去：“孩子，爹爹革命一生，两袖清风，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这支钢笔是我抗美援朝时用的，送你留个纪念吧！”
姑娘双手捧着钢笔，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11月9日，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这天傍晚，他到湘江边散步，见一位渔夫坐在石头上收拾渔网，褴褛的短裤露着肉。彭德怀几次走到他跟前，想引起他的注意，他却始终不搭理。
彭德怀忍不住开口问道：“老倌子，你好啊？”
渔夫这才慢慢抬起头，看了一眼他这个老倌打扮的人，点点头：“好，好，谁个敢说不好哟，老倌子。”
“老倌子，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哼，谁个敢发？寨里那些龟孙子把丁点儿粮食都交了啊！上级给他一块大红布，他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节节甜。呸，孽种！”渔夫陡然发怒，两眼圆睁。
“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堂堂的彭元师说了真话，结果怎样？惹了一身祸，把官都给撤了！”渔夫凝望着江面，长长地叹了口气，抬手指着江上那一条条满载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倌子，你看看，又要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啊？那喇叭里唱得蛮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还能坐得牢吗？”彭德怀听着，心如刀绞，一时竟想不出用什么话语来安慰这位老人。他默默地目送那一条条不知驶向何方的船只，胸膛里翻滚着辛酸的潮流。他想起了他的童年：风雪里，蜷缩在破烂的草屋里与牲畜一起取暖；饥饿中，沿街乞讨，胆怯地躲避着凶狠的狗牙以及与狗牙同样凶狠的目光；患了病，只能挣扎着等死，很难说哪天早上或哪天夜里悄悄离开人世……谁数过那些讨饭棍上的狗牙的印痕，谁抚摸过那些儿童手脚上的冻疮，谁就会明白行乞是世间最残酷的艺术。试想一想，人的最低要求是活命，而活命就要有粮食。人类进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赶上了号称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时代，却依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怎不叫人长歌当哭！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辉煌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为什么又走向了维艰竭蹶之路？板结的土地插着拉不动的铁犁，垡头上闪晃着瘦羸不堪的人影，尽管每一粒种子都包藏着希望，但希望的屡生屡灭使他们的幻想黯淡了。此景此情，该怎样解释？
伦敦桥头，莫尔目瞪口呆。
协和大厦里，欧文困惑不解。
海德公园里，马克思摇头浩叹。
在如此巨大古老的一个亚细亚型国家里做“美好明天”的试验，失败总是难免的。可是，既然晓得条件还不成熟，为什么还不刹车？为什么还那般羞羞答答，遮遮盖盖？难道教训还不够惨重吗？难道非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肯罢休吗？
他深深地向渔夫鞠了一躬，掏出身上仅有的10块钱塞在老汉的裤袋里，转过身去，默默地走了……
近40天，他走访了家乡4个公社9个大队和1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4份近9万字农村专题报告。
要不要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呢？他的随行者们心存忧虑，犹豫不决。
他要金石迅速把写好的材料再整理一下，交湖南省委转给中央。他的态度很坚决：“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
报告写好后，他在上面奋笔疾书：“如有错误，归我负责！”
他于11月16日返回北京。
彭德怀急切盼望着这一重大时刻的到来，倾心聆听着历史的回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千多人（故称“7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
为什么呀？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嘛，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嘛，为什么一个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会，却不让我参加呢？
他苦苦冥思，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大会的详细情况，他只是在会议结束后看到会议文件才略知一二。
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的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与会者在讨论修改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不能笼统地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如果说错误不是路线性的，那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把三面红旗说清楚，这次会议就开好了。”--与会者希望从指导思想上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1月27日，刘少奇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时，承认彭德怀1959年信中所说的话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不能说这位前国防部队的立场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了，搞过头了，是错误的斗争；为什么右派都让说话，而不让彭德怀同志说话呢？--这对刘少奇同志来说也是自我批评，因为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是他作的报告，他曾宣扬大跃进并向对实现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开火。
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这次开的是“神仙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要大家畅所欲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1月30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做了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长篇讲话。
他在讲话的最后，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同时他还进一步阐明：“历史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烽。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做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
--毛泽东以先声夺人的战略家的“豁达大度”，令与会者们深受感动、鼓舞和启发，他的呼唤民主所表现出的诚意，使许多人不无激动地讲起了平时憋在肚子里的话。
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和领导权集中于一个人，指出目前党内民主生活中“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确是十分严重的”，并提出改进的要求。
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分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并承担责任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
陈云在陕西大组会上做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的讲话。
朱德在山东大组会上做了纠正“左”的倾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
中央各部委，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纷纷做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地、县同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这次大会的情况，对彭德怀来说虽是间接了解到的，但毕竟使他兴奋，拍手称快。他仿佛感到有一种凝聚已久的力量在涌动，犹如炽热的岩浆躁动于地腹！他默默地为此次盛会祝福，为自己将有“出头之日”庆幸。他心想：参加不参加会大可不必计较，毛泽东讲话时一定想到了我彭德怀，我早就说过，胜负在于理，事久自然明嘛！
但严峻的事实并没有使彭德怀如愿以偿。毛泽东始终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缺少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他对会上怀疑和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感到不满，认为是“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就在这一时刻，林彪发表了一篇格调与别人截然相反的讲话。他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现在的严重局势，“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
他以十分虔诚的口气，用他特有的那种半通不通的语言称颂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的这一讲话，与整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
在林彪的心目中，是否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他无关，重要的是在一切情况下要为攀登权力的顶峰而不懈努力。而他的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毛泽东当然十分关注会上每个人的讲话。他当然会注意到当别人都忙于“出气”时，当他本人的权力和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时，不是刘少奇，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陈云、邓小平，而是林彪，毫不动摇地对他给予了支持。种种迹象表明，此后林彪更加得宠了。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曾高度评价林彪的工作。讲到林彪提出“四个第一”时又说：“四个第一了，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
使彭德怀无法容忍的，是他看到刘少奇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涉及到他的问题时所下的结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