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突然神经质地颤抖一下，说：“没想到主席竟把陈年老帐都翻出来了，什么军阀主义、几次路线错误，还有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漫天的帽子全扣下来了！还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的话，我就上山打游击。他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这么尖锐，完全是无中生有，强加于人！这完全是把人硬往对立面推！这样干谁能接受？我能按这些去检讨吗？”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些，缓了缓口气说，“现在我写也难啊！一是我没带秘书，二是要我抛开信的本身去写，也无从下手，怎么联系到一起啊！”
“秘书不在好办，可以把他调上来嘛！”
一谈两个多小时，早饭早凉了。
一张宣纸像一泓瀑布飞泻而来！
秀劲、老到、从容的字体散发着浓重的墨香，像一仞仞坚挺的岩石占据着“瀑布”的空间：
庐山云雾弄阴晴，
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
东方红后见分明。
悬腕拔笔落下署名：叶剑英。
这首绝句的后两句，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老帅们、老同志，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呢，还是“东方红后”，偏右的“五老”们对是非曲直所寄托的希冀呢？他给后人留下一个解释的空间。
彭德怀到食堂简单吃了几口饭，便放下碗筷，回到自己屋里躺下了。他细细地体味着两位老帅的规劝，一系列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
--信是写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成了意见书呢？怎么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还有什么“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云云，又从何说起呢？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怎么能如此不严肃？
--虽然与主席相识不算很早，可也有30多个年头了，相互间历来无话不谈，友谊不可谓不厚。就算我写信有错，你主席作为领袖也好，作为兄长也好，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我这个直性子难道你还不了解吗？我的心是黑的是红的难道你还察觉不出来吗？你亲手写下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难道你也忘了吗？我们之间30年的友谊难道就此一刀两断了吗？
--主席啊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你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难道也都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对，不能检讨！否定我彭德怀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不过，两位老帅的谈话也自有道理。我党坚持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持国际上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要是我的对了，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及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失，就会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看笑话，让全世界看笑话，那将多么不堪设想啊！
想到这里，彭德怀的心碎了，他异常痛苦地作出一个违心的抉择：让步！实在不行，就写检讨。
下午，中央办公厅通知各首长的警卫参谋去开会。会上中央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宣布，中央要求每个参谋要把自己首长的警卫工作搞好，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他专门问景希珍：“景参谋，彭总现在怎样？”
“首长挺好！”
“你们的住处还安全吧？”
“很安全，不会出问题！”
他向景希珍详细询问了彭德怀的身体情况、饮食情况、吃药情况等等，末了向景希珍交代：每天给首吃安眠药时要注意药量，严格按医生开的剂量服用，绝对不能过量；吃药时要等首长吃完后再走；对多余的药一定要控制起来，不能交给首长……
景希珍把每句话都记了下来。他开始还边记边点头，到后来却听出来了弦外之意，竟怔住了。
景希珍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怕彭德怀自杀！
这天吃晚饭时，彭德怀好像从王承光、景希珍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对二人说：“好吧，我把事情告诉你们吧！你们恐怕也嗅到一点气味了。就是我给主席写的那封信，主席有批示，变成了什么‘意见书’！”
他说不下去了，筷子在手中颤抖。他一抹嘴，转身走了出去。
晚饭晾在了那儿，没谁能再咽下去。
彭德怀开始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资料。他嘱咐景希珍：“今晚给我放点水，我要洗个澡。”
景希珍一听，平添了一丝喜悦：“彭总，您总算洗澡了。”说着忙去准备。
彭德怀略有所思地对景希珍说：“我估计会议总该结束了，主席点了我的名，批了一通，出了气。咱们明天或后天就可以下山了。”
景希珍忙问：“下山去哪儿？还去南京部队吗？”
“不去了，回北京！”
“好的！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嗯，还是坐飞机吧！早点回家！”
景希珍频频点头。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元帅和他的部下又一次把事情看简单了，事情并没有完啊！
7月26日，中央办公厅再次通知，会议继续延长。
彭德怀这才明白，他的检讨不做，会议是不会结束的。他感到清爽的庐山愈来愈闷热了，但他不得不像被钉子钉在椅子上，以无比痛苦、沉重的心情进行思索。
晚上，朱德来到他的住处，他禁不住流着眼泪向老战友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总司令，你是了解我的。我的信明明是写给主席个人的，怎么变成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了？我实在想不通啊！这分明不让我说话嘛！”
“老彭啊，我们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现在办事情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了，变了！”朱德的心情同样沉重。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说，“老彭，出现这种局面，我也没有想到啊！开始我们都是坚决反‘左’的，主席讲话也是坚决得很嘛。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既然这样了，是不是我们与主席再谈谈？”
“恐怕谈不拢了！我感到有种东西包围着我，非逼我承认是反党反毛泽东不可！”
“老彭，把事情想开些吧，无论如何不要产生对立情绪啊！”
“总司令，您放心，我彭德怀可以忍辱负重。我考虑过了，为了党的威信、党的利益，为了毛说席的威望，我、我检讨，我一定从严检讨！责任在我，信是我自己写的，和任何人没有关系。只不过这次来既没带秘书，也没带办公室主任，怕是写不全面，写不深刻。”
“不行的话，给北京打个电话，让办公室主任、秘书都上来，帮助你写检讨吧。看情景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啊，要争取主动才好！”
彭德怀凝神看着满目热泪的朱德，连连点头，嘴角颤抖着，许久说不出话来。
7月2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做检讨。接着又被各组轮流叫去，接受提问和批判。
同一天，各组传送了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这就是说，问题不仅是彭德怀和他的信，而且已经扩大到“划不清界限”的一部分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相继做了检讨，周惠、李锐被追查，也不得不做检讨--康生曾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告状：李锐是“间谍”。胡乔木批右不坚持。田家英也很危险。这些“秀才”们与彭接触频繁。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严峻了。
7月27日，毛泽东派秘书来接彭德怀去美庐。
彭德怀先是一惊，而后想：这时候找我了，刚来庐山怎么不找？要不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他跟着秘书去了。
来到会客室门口，他不由得愣住了：这不是毛泽东单独找他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们！他的心旋即被一种紧张的气氛所包围。靠着窗口的大沙发上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上坐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毛泽东对面的沙发空着，显然是留给他的。
彭德怀就在空沙发上坐了下来：看来，这个会是专门给我准备的。那好，我洗耳恭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呵，老彭，你怎么也抽烟了？”毛泽东很是惊诧地问道。他清楚地记得彭德怀多年前就戒烟了。他指指茶几上的一听“熊猫”牌香烟说：“抽我的，老彭。”
于是，话题就从“抽烟”作为引契开始了。常委们按照预先酌定好的次序发言，对彭德怀这位“得不偿失”论者进行“帮助”、“挽救”、“拉一把”。
彭德怀似乎还是粗中有细的，当他迅速地环顾回周后，惊异地发现：这个中央常委会没有记录，没有录音，两位秘书也只是坐着听。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主席的安排。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呢？一种朦朦胧胧的家庭般的温暖闪现在他的心头。
“……说来我和德怀同志共事30多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现在你讲‘有失不得’，说到底是个‘得不偿失’论者。有意见为什么不在上几次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机会了是不是？所以，就下战书……”毛泽东以近似温和的口吻吐出并不温和的字眼。他看着彭德怀那副倔相，笑了，笑得很淡。
接着，林彪将不轻易脱帽的脑袋从沙发深处探出来，煞有介事地说：“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彭德怀一听，忍不住了：“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
毛泽东见彭德怀气冲斗牛，便正颜厉色道：“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彭德怀马上申辩：“主席，你说过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去年，我也造成过共产风，后来才有所认识。上海会议，我就提过意见，你不是不知道。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什么恶意嘛。”
“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我--”彭德怀忽地站起来，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他完全推动控制了，脸像一块铁板。
毛泽东保持着固有的镇静。然而，他把大半截烟圈狠狠地拧灭在烟灰缸里。他的眼球里隐隐可见暴涨的血丝。
出乎意料！
连彭德怀也没想到竟会说出这等粗话。常委们在惊愕了片刻之后，便激烈而严厉地批评他“太不像话”！
彭德怀像一根木桩似地钉在那里，血液却在着火。至于常委们都在继续说他些什么，他全都没有听见……来时曾怀有的那一丝希望破灭了！最初感到的那一点温暖消失了！一切对他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会淡忘掉这一幕吗？
--1962年9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他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提及此事：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40天，我也骂你们20天。
这是后话。
7月29日，办公室主任王焰、秘书郑文翰奉命火速上了庐山。
彭德怀向他们具体交代了写检讨一事，确定由郑文翰主笔，王焰把握分寸，尽快完成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
“你们发什么愣呀，啊？”他突然对两位“使者”的畏难情绪发起火来，“你们就痛痛快快地写嘛，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
两位“使者”已领悟到他眼下是怎样一种心态了：他痛苦不堪！他万念俱焚！他想以此毁灭自己！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无论在平江起义的时候，还是在万里长征的时候；无论在保卫延安的时候，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何曾有过这种心态？但此时此刻，在风和日丽的庐山，在鸟语花香的牯岭，他却无法抑制自己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这是一场他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争”，也是一次殉道的壮举！党是他的第二生命，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希望；毛泽东，是他最钦佩的战友，是他一向拥戴的领袖。但现在，却是毛泽东代表党宣判他的“罪行”！如果国民党宣判他的死刑，他会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但现在是共产党宣判他是个反党分子呀！如果蒋介石宣布他是个叛逆者，他会轻蔑地付之一笑，但现在是毛泽东宣布他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呀！面对这种局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束手无策，他怎么不痛苦万分？他怎能不感到空前的沮丧而又茫然？但他丝毫不曾动摇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是伟大的，决不能怀疑党！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就执著追求、从未动摇过的信念，这种信念已深深溶化在他的血液和肉体中，并以此铸造了他的意志和灵魂！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自己虔诚崇拜的人所否定。在这种痛苦的打击之下，人的理智往往会在复杂的感情的驱使和外在条件的冲压下做出违背心愿的选择。
台灯下，彭德怀在埋头写字。不是审阅报告，不是批改文件，而是在修改自己的检讨。老辣的泪水不断渗在老花镜上，他不断地摘下眼镜擦擦又戴上--这不能不使景希珍惊呆了，这是他自跟着彭德怀以来，第二次看到自己的首长淌下眼泪。第一次是在朝鲜战场上，首长紧紧抱着倒在血泊中的毛岸英，高声呼喊着死者的名字，似乎要唤来复活的灵魂，可是毛岸英再也没有醒来。他极度悲伤地淌下眼泪：“岸英啊，你去了，让我怎样向主席交代呀！”
今晚，是第二次淌泪了！
景希珍望着彭德怀泪眼模糊的面庞，关切地对他说：“彭总，你先洗个澡吧，天气太热。”
他没做声。
景希珍给他沏了满满一杯浓茶，端过来：“彭总，您喝茶吧，泡的茶叶很多。”
他一动不动。
突然，他一把抓过景希珍的手，紧紧握住，脸却转向一边：“景参谋，谢谢！谢谢！”他的喉咙哽咽了。
景希珍狠狠地用牙齿咬着自己的嘴唇，抑制不住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落在二人紧握着的手背上……
“彭总，您写吧，有事叫我。”景希珍悄悄退出屋去，静静地守候在门外台阶上。
彭德怀却没心思重温自己吃茶的习惯，他默默地念着自己的检讨：
我在庐山会议的西北小组会上，特别在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7月14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彭德怀读着读着，突然把稿子扔在了一旁，用双手支撑着晕眩的脑袋，泥塑般地呆坐在那里。灵魂的被扭曲是痛苦的，违心做事是倍受良心谴责的！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的折磨，承受不住这种谴责的蹂躏。但神智提醒他：必须这样做！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警告他：必须这样做！他慢慢抬起头，抓回稿子，眼睛死死盯着这检讨的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