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时甚至会产生厌恶的态度，但是他却时常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赞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
经验要诀
刘秀柔以中兴，通过实施深得人心的政策，使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从而，也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基础。可见，只有做一个“仁”者，才能获得世人的拥戴，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治理一个公司，管好一个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讲究一个“仁”字。对待自己的下属要施行“柔道”，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否则动辄就大肆批评，只会引起下属的不满和抱怨。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果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要耐心地教诲，不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这样只会使孩子更加叛逆，或者暂时屈从于威严，但根本不会起到真正的效果。
舟不想被水覆，就不要让水起旋涡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一代明君。明君之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以“仁”治国，深得民心，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走上皇位。李世民以宽、信、仁、慈的策略笼络了大量的人才，确保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627年8月，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次年改元“贞观”，但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却并不是那么妙。那时，农民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加之连年灾荒，生产萧条，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军的头目还隐匿在民间，各地仍有革命风暴的隐患，避免人民起来暴动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牵涉到对人民的看法问题。
李世民即位后，一部隋朝的兴亡史向他提示出：人民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朝对人民“动之也”。怎样避免人民起来造反呢？关键是静止。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李世民目睹过大规模的营造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于是他竭力避免过多的营造。为了减轻物资运输的压力，下令不在洛阳修造宫室。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下令修乾阳殿。张玄素上奏说：“假如动工修乾阳殿，终究不过是大乱罢了。”于是李世民下令所有工程一律停止。
李世民执政的二十三年中，为避免大规模巡视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负担，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洛阳一带。
李世民对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即位以后，对外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贞观时代，周围有许多强大的敌手，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极严重的后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总方针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行动上就是能谈和就谈和，能和亲就和亲，但绝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
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清静”，务必使天下无事。当然，“清静”的目的和实质是使自己长葆富贵，但在封建时代，一个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心生产，把对人民的剥削的最大程度控制在法制范围内，那就难能可贵了。
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的手下有农民起义军官，也有隋朝旧臣。
二、不计较思想亲疏。长孙无忌建国后曾提出辞职，但李世民坚持任用他为宰相；魏征曾跟随李建成设计谋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三、不计出身和经历。在唐朝大臣中有不少曾是小官吏，还有不少曾是少数民族的将领。
四、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
五、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们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李世民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征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右铭。凡是影响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征总是尽力谏止。
唐制男女十八岁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听取封德彝的建议征兵从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坚决反对，他连举了一连串的例子说李世民说话不守信用。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恼反而奖赏魏征一个金瓮。
魏征针对李世民怕亡国的心理，时时用隋炀帝的失败教训来提醒他，使他从奢纵的道路上猛醒过来。
经验要诀
李世民虽然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一言之不当就会招致万众解体，人民造反。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做关系国衰人亡的大事。由于他虚心纳谏，收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李世民反复强调“清静”，以民为重，务必使天下无事。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居乐业，是难能可贵的，创建一番伟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世民“以仁治国”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人要多听从他人的建议，从中汲取精华加以利用。同时还要能经常进行自我反省，这样才能算是个有心机的人。
“季札挂剑”的故事
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人信任你，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因为只有取得别人的信任，才能取得别人同你共事的机会。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做人言而有信，那么做事就有了一种人格力量来担保。
“人无信不立”，所以做人就要讲诚信，这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季札挂剑”的故事很有名，就是讲做人要守信的。季札是春秋时吴国有名的公子，德才兼备，誉满天下。有一次他出使别国，路过徐国，与徐国国君会晤，席间，徐君看到季札腰间的宝剑，欣赏不已。季札考虑到自己还要出使别的国家，而佩剑是使者的必备之物，不能送人，当时就没有表态。
等他完成出使任务回国时，又经过徐国，他想把那把宝剑送给徐君，可是徐君却已经去世了。季札十分惋惜，他来到徐君的墓前，把宝剑挂在墓前的树上，完成了自己心中的约定。
做人讲诚信，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事业越做越强；做事讲诚信，事情不仅办的得体，而且漂亮。中国是几千年的礼仪之邦，以信义为本，自古有“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各种遗训教条。
历史上著名改革家商鞅为尽快实施自己的变法主张，便设计谋树立“守信誉”的形象，这也算是深刻理解诚信，并赞赏和运用诚信的典故。
公元前350年，商鞅积极准备第二次变法。商鞅将准备推行的新法与秦孝公商定后，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百姓信任，新法难以施行。为取信于民，商鞅采用了这样的办法。
这一天，正是咸阳赶大集的日子，城区内外人声嘈杂，车水马龙。时近中午，一队侍卫军士护卫着一辆马车向城南走来。马车上除了一根3丈长的木杆外，什么也没有，好奇的人便凑过来看个究竟，结果引来了更多的人，人们都弄不清怎么回事，反而更想把它弄清楚，人越聚越多，跟在马车后面一直来到南城门外。
这时候，军士们将木杆抬到车下，竖立起来。一名带队的官吏高声向众人说：“有令，谁能将此木搬到北门，赏给黄金10两。”
众人议论纷纷。城外来的人问城里的人，青年人问老年人，小孩问父母……谁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因为谁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个青年人挽了挽袖子想去试一试，被身旁一位长者一把拉住了，说：“别去，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搬一根木杆给10两黄金，咱可不去出这个风头。”有人跟着说：“是啊，我看这事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人们就只是这样议论着，看着，没有人肯上前去试一试。官吏又宣读了一遍商鞅的命令，仍然没有人站出来。
城门楼上，商鞅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一切。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旁边的侍从吩咐了几句。侍从很快奔下楼去，跑到守在木杆旁的官吏面前，传达商鞅的命令。官吏听完后，提高了声音向众人喊道：“大良造有令，谁能将此木杆搬至北门，赏黄金50两！”众人哗然，更加认为这不会是真的。这时一个中年汉子走出人群对官吏一拱手，说：“既然大良造有令，我就来搬，50两黄金不敢奢望，赏几个小钱还是可以的。”
中年汉子扛起木杆直向北门走去，围观的人群又跟着来到北门。中年汉子放下木杆后被官吏带到商鞅面前。商鞅笑着对中年汉子说：“是条汉子！”拿出50两黄金，在手上掂了掂，说：“拿去！”消息迅速从咸阳传向四面八方，国人纷纷传颂商鞅言出必行的美名。商鞅见时机成熟，立即推出新法。第二次变法就这样取得了成功。
经验要诀
做事先树信，有了信誉便有了威言，有了信誉便有了众人的支持，诚信——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品德，更是为人处世的必备。
人无信不立。为人处世就是应该以“信”字当先，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诚信在古人的心目中，把它作为立身处世之本，古人尚且如此，那我们是否应该做得更好呢？
石苞巧释帝王的猜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