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书进行到这里时，我发现我正在犯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我在叙述所有的人物、所有的事件时，都是从大汉王朝这个叙述角度来写的。
尽管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们的惯常思维，甚至乎，包括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也是这样思维的。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人们在谈论上面那些人和那些事时，甚至连在自己头脑里过滤一下的力气都不用花费，因为一卷一卷的史书已经言之凿凿地做了结论。人们惟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学习这些知识，掌握这些知识，然后卖弄这些知识。仅仅如此就够了。
也许这说不上是一个错误，但是起码，就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文明的这个历史观来说，我的叙述是不完整的。
或者说，是对游牧文化有欠公允的。
那么，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游牧文化的叙述角度来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的眼前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们看到，所有的民族都是为他们的生存权利而拼命挣扎着的他们的所有挣扎都有其挣扎的现由…而人类正是这样挣扎着从那遥远的年代走到今天的。这是本能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
他们都值得尊敬。
这情形，正如我在“题记”中所说，当我热泪涟涟地从西域广袤的原野上走过的时候，我俯身采摘着大地上的花朵，我向途经的每一个认识和不认识的兄弟致敬，我把那些散布在原野上的坟墓都当作我自己祖先的坟墓。
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我是人类大家庭活在21世纪阳光下的一个代表。那些消失了的民族，他们并没有消失，他们的血在现代人的血管里澎湃。
以这样的视角来谈匈奴大单于冒顿，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