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这陌生却吸引了我，到了那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了解这陌生的世界，为此，我下决心在武汉流浪一阵。
我的姐姐因病要回故乡了，我死活不愿意跟着她回去，我让她告诉母亲，我要在这里挣钱养活自己，我不能再吃母亲的一点口粮了（她总是省着给我吃）
我和姐姐挥手告别了。
我在这个城市的惟一的依靠，像船帆一样漂走了。
我找到了一个盖房的地下包工队，在那里打杂。所谓打杂是做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刚去的第一天，带班的一个大汉对我说小伙子，不能怕吃苦，坐牢的都还有规矩，新来慢到就得扫地倒尿！”我是专门挑砖的，从来没有挑过的担子居然也挑起来了！每天得一元八角钱，因为没有粮票，要买高价食品吃，刚好能吃饱。
几天后，这个包工队里的很多人都开始跟我打招呼了，我在休息时候拿出笔记本写几行诗的时候，总有几个青年人围着看。
那个胖胖的大嫂，每天都从装得满满的饭盒里匀出一部分给我吃。
有一个跟我一样砖的小伙子，总要从我的担子里搬走好几块，并且吿诉我偷懒的窍门：半天拉十回八回尿，就少挑好几担。有时，他还摸出一支烟给我：“解解闷吧！”经常有说不出名字的同伴给我粮栗，给我穿破了的球鞋。
我的肩膀挑砖挑肿了，但，我的心里却是温暖的。我自慰着：高尔基在小时候不也流浪过吗？他在船上遇到的那个大胖厨师，我身边不有好几个吗？
然而，晚上--每一个晚上对我来说都是漫长的。我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我从一个门洞走到另一个门洞，我在路灯下借着微微的光写诗，但，我也孤单、寂寞，我哭过，我想念母亲……
我在街上走大半夜，然后在一个门洞的角落里坐着睡小半夜。天一亮，我就赶紧回我的包工队去。
在一个梦里，我看见披头散发的母亲在田野上奔跑，呼喊！我不敢再流浪了，我惟恐失去母亲。
我悄悄地告诉了胖大嫂及几个同伴，我要走了，他们给我凑足了路费，把我送到了船上，我们都哭了，胖大嫂流的眼泪最多。
不到一个月的流浪生涯，使我认识了生活与世界的另一个侧面。
我至今还怀念着胖大嫂以及小伙伴们。
后来，我又去过武汉，我寻找着那个记忆中的角落，但，我无法找到他们。
新楼的门窗洞开着。
阳台上的盆花在微笑。
我去当兵了，我爱哨所一年后，我终于又一次出走了。
1962年夏天，东南沿海形势紧张，紧急战备中，我自愿应征人伍，母亲说：“你终于还是走了！”我在全校同学面前作了惟一的一次演说，当我说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时，满场掌声雷动。
送我的亲人、同学都哭了。
他--！知道我是要去打仗的。
那时，我却并没有想到死，我只是希望着走得更远一些，生活不再像刻板一样单调乏味，而对于诗的追求和向往几乎是超过一切的--我要去寻找新的生活，寻找真正的诗。
一到连队，我就渴望着去哨所站岗。
在杭州郊区连绵的山岗之间，我们的哨所像一片云彩那样，飘落在山顶上。
夜，像蓝色的宝石。
林涛，是山野的呼吸吗？
一条白色的带子在山脚下绕来绕去，我断定这是小河，我故乡门前的小河也是这样在月色下像白色的飘带，安详地流淌着的。
还有萤火虫，成群结队地闪闪烁烁。
我知道，每当我站岗的时候，与其说是捕捉敌情，还不如说是捕捉诗意。
我把步枪斜挎在肩上，更多的时间，是在笔记本上写诗。我被查哨的连长发觉了，他笑了笑抚摸着我的脸说：把本子给我。
第二天，我的诗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
不久，我开始在军内的小报上发表作品了。
我在离开部队近20年后，给《解放军报》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哨所，我的摇篮”。
我怎么能忘记那一个哨所呢？
在髙高的哨所里，我长高了！
行军是欢乐的我不怕走路。
行军，对我来说是欢乐的。
每一次移防，每一次长途跋涉，都能使我尽情地领略山色天光。在那样的时候，我便想像着、构思着、欣軎着，我从来不知道行军的苦。
离开营房时，司号兵分成两排扬起金色的号筒，吹着出征的进行曲，我感到自豪。
爬上一座山，穿过一条河，一切都是新鲜的--那粗壮如木的毛竹，那满山遍野的杜鹃，我都是在行军路上看到的。
有时，脚下一朵无名的小小的山花，会使我留连忘返--它是倔强而孤独的，它是在盼着人们的来临吗？
有时，山间的一只展翅的蓝背的小鸟，会教人胸襟大开--哪儿都可以飞翔呀，就看你会不会张开翅膀……
至于夜晚，在寂静而荒凉的峡谷里行走，天上的星星倒离得近了，地上的灯火反而离得远了，于是，从眼前闪过的每一星火花，便格外显得珍贵而明亮--那里是我们借以宿营、做梦的温暖的港湾……
走人生的路，倘若要看真的风景，那是一定要走到山乡和田野中去的！一个老大娘我忘不了一个老大娘--我在浙江德淸野营时寄居过的房东。
她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了。
她很孤独，因而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一个班，住在她的厢房里，她每晚都要端着油灯看我们的被子盖好没有。
老大娘60多岁了，满脸皱纹，看上去岁数要更大些。
她没有儿子，她把我们全当成是儿子了。
因为我最小，便是最受宠的小儿子。
冬天，浙江的山区也会下很大的雪，我们爬冰卧雪回来，大娘都要对班长发脾气：“就不兴等天好了，太阳晒得暖和和的再去练吗？”她为我们烤衣服。
她为我们煮姜汤。
她一边往姜汤里放红糖，一边哭了。
我们帮她挑水、扫地。
我们从食堂里带几块肉夹在她的饭碗里。
有一次，连队会餐，我们吵着要大娘喝一口酒，她果真喝了，她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喝酒。
她有时还悄悄地塞给我两块水果糖。
她知道我们夜间有紧急集合，便把我的书、笔记本都搜走，打成一个包，放在她的床边，说可以少背点东西。
离开野营驻地的时候，我们也是紧急集合走的，大娘闻信起床，知道我们真要走了，再也不回来时，便放声大哭了。
我陪着大娘一起哭。
我想起了当兵时我母亲的眼泪。
我一点也想不起那一包书和笔记本了。
那些笔记本上全是我写的诗的草稿。
有一首诗就是写给大娘的。
我把我送给大娘的礼物，留在她的身边了。
20年了，德清一定是青山依旧，大娘，你还在吗？
人生的旅途总是那样匆忙，有多少美好的印象只能在回忆中重温了！有一个山村，有一只狗太湖边上，有一个山村，有一只狗。
我们刚进驻这个小村庄时，那一只大黄狗一跃而起扑过来，很有点儿如临大敌的味道。我就住在狗的主人家里。
我跟主人还有点生疏的时候，大黄狗总是用戒备的眼光看着我，但，不再大叫大喊了。
我去站岗时，一上刺刀，它就会警觉地把耳朵竖起，看我的动静，判断着这刺刀会不会对它而去。
山村对我们熟悉了，大人小孩都把我们当自己人了，黄狗也开始和颜悦色地摆尾巴了。
它时常嗅嗅我们的枪托，扯扯我们的衣裳，以表示它的友好。
我们去连部开会，它也跟着去。
我们紧急集合时，它第一个站在班长的前面。
它为我们幵路，它会面对每一只山雀和野猫子而大叫不止，向我们报告“敌情”。
谁要生病躺下了，它就整天整夜地陪着你。
我们和大黄狗形影不离了。
但，我们要走了，要到湖州白雀挖大比武的战壕去了。
大黄狗惊讶地看着村里人和我们难分难舍地告别。
我们的挎包里装满了农民送给我们的香喷喷的炒花生。
大黄狗跟着我们走了。
它一边走，一边回头。
它走了五六里地，知道我们不会再回去了，便坐下来，摇着耳朵，表示惋惜。
我们把炒熟的花生放在它的面前。
它不吃，只是看着我们。
我们回头向它挥手，它便大叫几声。
它是在说：再见，我的朋友！……
前两年，我认识了韩美林。他说起狗，说起小动物的可爱，说起“宁画四腿动物”的故事，我的心里溢满了同情的泪水。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性的人，还有专门整人的人，那么，我的关于这一只狗的怀念，将会随着我的旅途的延伸而继续下去！
1982年10月-11月。
于北京瑚畔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