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大格格精神饱满，勤奋练习，面孔红润，神采焕发，从我们家跑到东直门，半道不歇，到地方停下脚步张嘴就唱，音域宽阔，底气十足，让人听来没有一点儿急促大喘气的感觉，这就是功夫了。我父亲说过，唱戏的必须有边舞边唱的功底，倘若你舞得很带劲，张嘴唱不出声或是哈哈地喘，那就倒观众的胃口了，闹不好就有被轰下台的危险。大格格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让人满意，这当是董戈的功劳。瓜尔佳母亲说得好好谢谢人家，不能让人家白白出力，让管事的给些赏钱。管事的说给过了，姓董的不要。瓜尔佳母亲说，这就怪了，他一个穷小子，难道就不见钱眼开么？让管事的去问，管事的回话说，董戈说了，他虽然在金家拉琴，但在医院的薪水照拿，宋院长还给加了薪，给了车马费，他拿了那边的，就不能再拿这边的了，两头拿很不合适。瓜尔佳母亲说，这孩子还挺仁义，别看是个下人，家教却不错，那边的老太太想必也是个通情达理的。
瓜尔佳母亲包了一大包穿不着的衣裳，让董戈带回去给他的母亲。第二天董戈特意到上房给瓜尔佳母亲请安，替他的母亲道谢。传他母亲的话说那些衣裳都是上好的衣裳，让大夫人这样破费实在是不安，董家小门小户，能进金家干差事已经是有脸面的事了，儿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夫人多多担待，待她身子好利落了，亲自到府上来请安。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有什么病，董戈说：痨病。瓜尔佳母亲说，这可是个累不得的富贵病，营养一定要跟上去。瓜尔佳母亲让丫头把她的几听美国奶粉给董家老太太带去，董戈对此也没有过度推辞。事后大家都夸董戈是个孝子。瓜尔佳母亲也常拿董戈的例子来教育我的那些混账哥哥们。
演出这天，父亲调动了金家的全部实力，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啦啦队，除了领衔叫好儿的厨子老王以外，还以每人一块大洋的价儿雇了些戏混子，并明确告之，只许给《锁麟囊》叫好儿，其余剧目不许出声，当然也不许起哄。彼时，名媛唱戏，与角儿们不同，叫好儿的是五花八门，好似唱戏的不是正规军，叫好儿的自然也不必正经一样，故而，逢有这样的演出，一般都要在剧场四处贴上“禁止怪声叫好儿”的纸条。父亲为雇叫好儿的花了三百大洋，也就是说，在那天的剧场里，至少有三百个人是专为捧我大姐而来的，其中还不包括金宋两家的亲眷和署长调动来的大批警察。后台的一切由舅老爷照料，后台老板自然要打点到，给银元二十封，每封二十。上下场挑帘的也得送大洋，你总不能让角儿自己掀开门帘钻出来，再起范儿演唱吧，那样还不让下头乐死，所以挑帘的也很重要，也不敢怠慢，得给钱。除此以外，打鼓的、弹琴的、饮场的、看门的、跑堂的、扔手巾把的、管电的无不得一一送礼，落下一个，保不齐就得出点儿什么事。其实，在这众多的人里，舅老爷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操琴的董戈。在前台后台，在哗哗的大洋声中，董戈一直抱着琴默默地坐在后台不起眼的角落里，充任着可有可无又必不可少的角色。也不是舅老爷没想起他来，是舅老爷觉得这个医院的杂役绝没有撂挑子、使坏的勇气，懂得“社会主义”的舅老爷看人看得准极了。
鼓乐响起，头场关静仪女士的《四郎探母》唱得不错，到底是梅兰芳的弟子，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酷似她的老师，那段铁镜公主与杨四郎的对唱更是炉火纯青，两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唱腔速度越来越快，情绪呼应越来越紧，盖口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场内好声大起，就连父亲雇的那些“不许喊好儿”的人也情不自禁叫起好儿来了。可不么，好戏人人听着过瘾，甭管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铁镜公主刚唱完，下边还有杨四郎的唱，就有人端着个小茶壶上台，给关女士饮场了。杨四郎很有激情地在唱，他的媳妇在旁边端着茶壶喝水，这从情节上说总有点儿荒诞，但那时就是这么个风气，有身份的角儿都要饮场，并不是为了渴，也不是为了润嗓子，就是为了一种派，惟此才算够份儿。不但喝水，有时还要擦脸，武生打着打着突然架住，有人送上手巾，抹一把，接着打。这大约是三四十年代北京演戏的风气，一些与剧情毫无关联的人可以在戏台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越是名角儿，伺候饮场的越爱上去捣乱，以向众人炫耀他是谁谁的人。那个时代北京的观众对这些也是极宽容，极有耐心的，这就是看戏人的好脾气了。搁现在恐怕不行，现在甭说在台上换裤子，就是换布景也得把大幕拉上再说话。
听我母亲说，那位唱得很好的关女士，砸就砸在她的饮场上，她的老师是梅先生，梅先生演的是青衣，本人却是个男的，他在台上饮场，怎么对着小茶壶喝茶都是不为怪的。而关女士就不同了，关女士是女的，女的在台上当众嘴对嘴地嘬茶壶当下就是哄笑一片，怪声一片，有放浪子弟尖叫着大喊：小乖乖别撒嘴……当下把关女士闹了个大红脸，连那个演杨四郎的也为此而笑场，唱不下去了。我也是从那儿才知道女孩子是不能对着嘴喝茶壶的，为什么，小的时候不明白，大了以后才知道。第二出是秦蓝薇女士的《贵妃醉酒》演得雍容华贵，行头好，扮相也好，举手投足都很到家，但也是要饮场，唱一句“这才是酒入愁肠人易醉”，喝一口水，唱一句“平白诓驾为何情”，又喝一口水，只让人感到这贵妃一会儿是酒，一会儿是水，怕要灌成大肚子蝈蝈了。所幸，这位女士没用小茶壶，用的是金边细瓷小碗，还没有引起下头哄场。但是，随着贵妃上台的还有一个小木桌，上面摆满了各样化妆品和一个很时髦的藤皮暖壶，贵妃喝一口壶里的水就要扑一次粉，抹一回口红，台上就老有两个穿大褂的人在一群花花绿绿的宫女中穿来绕去，将唐朝和民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后来，有眼尖的人看见，藤皮暖壶上竟然还写着“参汤”的字样，便知秦女士喝的不是茶而是参汤了。演戏如此摆谱显阔，当也该入梨园之最。不过作为女士的身份和贵妃的角色，或许尚不失之太远，倘若是要演《荒山泪》，演那位逃奔山野的贫妇，不知道是否也得喝人参汤？演得虽然好，终归是使人分神、别扭，以致气沮，弄不清是来看戏还是来淘神。
这时，董戈在后台找到已扮好戏的大格格，对大格格说，待会儿您上去了，千万别饮场。大格格说，后台邱老板把负责饮场的人都给我预备下了。董戈说，预备下了也别饮，您听我的没错。大格格说，万一我的嗓子要是干了，提不上去了呢？董戈说，绝没这事，您每天上东直门护城河也没饮场，不也唱得很滋润，唱得好不好，绝不在这会儿喝不喝这口水，全在平时的练习。大格格还有些犹豫，董戈说，您放心，万一有什么，我的琴给您兜着呢。大格格便对邱老板说她待会儿上去不饮场，让把那人撤了。邱老板伸着大拇哥说：金格格，您懂戏。
大格格演的是《锁麟囊》“春秋亭”避雨一折。当薛湘灵穿着大红嫁衣，坐着绣有双凤的红轿一出场，那红色的喜庆加之我大姐的美丽立即将台上台下的气氛烘托起来，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不待唱，便举座欢呼，得了一片迎帘好儿。厨子老王兴奋地说，咱们家的大格格没的比，就是没的比，瞧，用不着我领头，会听戏的都捧她。父亲的心却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他一来担心操琴的，那个医院的杂役能不能把这出难度很大的戏一点儿不出差错地拉下来；二来担心大格格不要中途闹脾气，若那样，金家真是砸面子砸得狠了。
悠悠的胡琴声中，大格格缓缓地唱出了西皮二六：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
歌一出喉，四座惊奇，互相打问，确认是金家大小姐，方有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父亲听了大格格的唱腔一时也蒙住了，一段时间的练习，大格格的嗓音、唱法竟然大变，变得宽阔婉转，深沉凝重，实实地托出了角色的富足、沉稳、多情、善良。大格格圆润的嗓音，那些裹腔包腔的巧妙运用，一丝不苟的做派，华美的扮相，无不令人感心动耳，加之那唱腔忽而如浮云柳絮，迂回飘荡，忽而如冲天白鹤，天高阔远；有时低如絮语，柔肠百转，近于无声，有时奔喉一放，一泻千里，石破天惊；真真地让下头的观众心旷神怡，如醉如痴，销魂夺魄了。董戈那琴也拉得飘洒纵逸，音清无浊，令人叫绝，有得心应手之妙。琴声拖、随、领、带，无不尽到极致，如子规啼夜，纡曲萦绕，如地崩山摧，激越奔放。琴与唱相糅，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如风雨相调，相依相携；如水乳交融，难离难分，感人至深，使人如入化境。父亲说，没想到董戈拉得这样地道，以前真小瞧了这小子。瓜尔佳母亲说，大格格唱得也出奇的好，像换了一个人儿。老七说，关键是两个人配合得默契，难怪我大姐不让我拉。厨子老王说，这水平，名角儿也比不过！宋家太太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东张西望，向周围关注，以让人们知道台上的美人是她未来的儿媳妇。至于那位警察，则只张着大嘴，目不转睛，死盯着台上，清音袅袅中，那魂魄整个地走了。
整折戏没有饮场的干扰，一气呵成，连贯完整，不拖泥带水，使人觉得干净利落，极富艺术感染力。演出完毕，掌声雷动，喝彩不绝，盛况空前。宋家公子送上一对大花篮，摆在台口，艳丽夺目，大格格谢场三次，观众仍不让下。有人说，金家小姐谦恭谨慎，敬重角色也敬重观众，不似有的人只知在台上撒娇摆阔，极尽显摆之能事，人家这才是大家风范，才是真正的有谱儿。大格格听了这话，心里不禁感激董戈，四下寻找董戈，却已不知所去。回家时，剧场外观众皆欲一睹大格格之颜色，人头攒动，骈肩重足，途塞不能举步，多亏有那些警察维持秩序，持枪荷弹，趟开一条人胡同，才使我的大姐得以进车。
当日宋家在万国饭店为大姐举行庆祝酒会，金家的人除了瓜尔佳母亲和有病的二娘张氏以外都去了。瓜尔佳母亲还是不能和那个暴发的警察家族一起在大庭广众当中平起平坐，她那傲慢独尊的禀性是轻易不会向任何人退缩的，特别是对宋宝印这样在官运上正走红的“无名鼠辈”。
酒会上，宋家太太在众人的夸赞中连干数杯，面色红润，说大格格为他们老宋家可是争了脸面，又说还要给大格格置两套上好行头，以备下回再演出。大格格让这位太太闹得坐亦不是，站亦不是，恨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席间不少人是为听戏而来，大家让大格格再唱一曲，拗不过众人情面，大格格只好强提精神，再润歌喉，待要开唱，才发现操琴的董戈并没有跟来。警察大怒，让两个手下去家里拽，父亲说算了，说来饭店开庆祝会本来就没叫人家，何苦又到人家家里去兴师问罪，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不对。警察说，他是个打杂的，他得随时伺候着，哪有跑不见影儿的道理，×他姐，明天就打折了他的腿！
听到警察这粗俗的叫骂，这不讲理的犯混，我的大姐脸色一时变得煞白，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下就要走，被我母亲悄悄拉住，说怎么也得给我父亲和儒雅的宋公子一个面子，她这唱主角的走了，下边的戏让别人怎么唱呢。大格格想想，留下了，接下来是让老七操琴，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一段《女起解》，就算应了差事。谁都听得出来，大格格的这段戏唱得真不怎么样，连那个不懂戏的警察也听出不是味儿来了，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大格格，大格格的脸越发变得难看。偏偏这时不谙世事的老七又多了一句嘴说，还是要董先生来拉才好，董先生熟悉我大姐的路数。警察对他的儿子大声说，明天把那个姓董的给我开了，他好大的架子，我让他的脑袋还在肩膀上长着就是很便宜他了！宋三公子诺诺，看了一眼大格格，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大格格回来得很晚，回来后照直回到自己的房里就睡了。第二天，她母亲问她晚上干什么去了，她说去了南城。瓜尔佳母亲说，你是去了董戈那里。大格格说是。瓜尔佳母亲看着女儿，叹了口气，娘儿俩就愣愣地在屋里坐着。半天，大格格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困难的人家儿，穷成那样，还能把心搁在琴上……瓜尔佳母亲说，其实人活得都不容易，像咱们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家儿，不多。大格格说，往后董先生再来咱们家，咱们得按钟点给钱，不能亏了人家。瓜尔佳母亲说，只怕他不要，以前也给过，他说不能拿双份。大格格说，他医院的差事让那个警察给蹬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后来，董戈就隔一天来我们家一回，大格格问他前一天去做什么了，他不说，很长时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到崇文门里的麻家杠房去给人做吹鼓手了，挣俩吃俩，挣仨吃仨，以维持娘儿俩的生计。吹鼓手的生涯是很凄惨、很低贱的，为世人所看不起，董戈隐瞒他的行径也情有可原。他到我们家来拉琴，从来都是穿长衫，从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将前一天的风尘扫荡得不见一丝痕迹，看得出那长衫都是前一天压平了的，想必是他母亲帮他做的。厨子老王爱听他的琴也爱听大格格的唱儿。拾掇完了饭就蹭到大格格院里来听戏。有一回他包了几个剩馒头，想让董戈拿回去给他们家老太太，又怕董戈面皮薄，寒碜了人家，在院里出出进进几趟，不知怎么办好。我母亲见了出主意让老王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他就是了，老王照我母亲说的做了，董戈果然没再推辞。这往后，老王把爱戏的心都放在救济董戈上，在他的权限范围内，米面油盐什么都送，有时还故意把饭往多里做，肉包子一蒸蒸十笼，全家人吃两天也吃不完，明摆着是要送董戈的。对此，我父亲和母亲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知道，董先生是个孝子，对于孝子，怎么着都不过分。
董戈来了，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也不提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只是拉琴练唱，神情圣洁而专注。他把与大格格练唱看做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一种心思独驰的追求。董戈的到来对大格格来说也不啻是一个节日，大格格只有在董戈到来之后才快活，才能找到自己，才觉得充实酣畅。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地依恋着对方，这种依恋诚挚而痴迷，谁是琴，谁是董戈，哪个是戏，哪个是大格格，分不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现实，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这让每一个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
大格格到东直门吊嗓，时间长了，那些在戏院里睹不上名媛风采的追星族们就早早地候在城门洞里，等我大姐一过来，哗啦一下就围过来，有让签名的，有点名听唱儿的，有专为看美人的，赶也赶不散。这时候，董戈就成了保镖，他拨拉开众人，领着大格格“杀”出重围。也或许大格格的名声太大了，没有多久，社会上就传出金家大格格和她的琴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