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只是就199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自以为值得注意的几点择其要而言之，并无意以此来勾勒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全年盛景。面对包容性愈来愈大、分化状态愈来愈强的当今文坛，任何个人都难以实现对整体小说创作的全面鸟瞰。而这一需要众多的批评家各施所长来合力完成的工作，恰恰愈来愈见萧瑟和萎缩。此种情景真好像歌德感叹当年的德国文坛一样：“国家的不幸在于没有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文艺界的不幸在于没有人肯欣赏已经创作出的作品……”小说创作实际上一直在探究如何面向时代表现现实和表达理想，而同样置身于时代的文学批评，却较少有人去切实关注创作中的新进展，认真研究创作中的新问题，反而不时发出以偏概全的指责和不合实际的批评，这多么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因此，我在以此文述说自己阅读作品的观感的同时，也以此文为小说创作的现状作辩。
走向生活深处
--1995年中篇小说印象
1995年10月下旬参加长篇小说读书班，半个月间粗细不等地阅读了近二十部长篇。下的是夜以继日的工夫，得到的是喜忧参半的感受。有了这次差强人意的阅读体验，我对中篇小说创作的持续走向成熟格外看重。
1995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依然以其敏锐地把握时代走向深入，以其多样地歌吟生活体现着丰富。其最为显见的特征，一是诸多作品都以强化生活实感更加切近现实人生；二是新老作者均由各自的调整实现着新的艺术攀登。作为有眼光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选刊，以其对中篇佳作别具手眼的采撷，给人们从点到面地展示了当代文坛的这一盛景。
在拥抱生活的同时调整自己的艺术视角，写出现实生活的繁复性，繁复人生的趋向性，在1995年的许多中篇小说中都有表现。而较为典型又难能可贵的，我以为还是池莉、方方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始作俑者。
池莉在1995年，先是写出了《你以为你是谁》（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2期），后又发表了《化蛹为蝶》（见《人民文学》1995年第7期），两作均为平头百姓描影造型，题材、人物与“新写实”并无二致，但仔细读来，却能感觉到作品在探测生活、观照人心上，更具内在的张力。《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留职停薪后承包餐馆，由车间主任变成了个体老板，他一方面适应着市场的规律，一方面又保持着自家的本色，生财有其道，为人守其义，先后以对婚姻濒危的姐姐的帮助，对不务正业的弟弟的挽救，使危机四伏的陆家渡过了一道道难关，从而也以一个社会细胞的恢复康健为一方社会的安定团结做出了贡献。他甚至在因他所挚爱的女友宜欣弃他出国而深受打击之后，仍独自咀嚼痛苦，把握住自我，不乱自己的脚步。《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由无家可归的孤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更是他记取一次次的教训，把握一个个机遇的结果。他的本分又勤奋，聪明而良善，以及念旧情、还旧恩的德行善举，使得他成为个体劳动者中普普通通又光彩照人的“这一个”。如果我们不把弄潮儿看得过于玄虚的话，那么陆武桥、小丁都不失为其中的一类角色，甚至在社会改革日益深化和泛化之后，这类起身于平民行列、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弄潮儿显得越来越难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人物，频频再现于池莉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号。它表现了作家生活观察点的转变，立足见了高度，笔下多了亮色。
作为“新写实小说”另一重要代表的方方，在《埋伏》（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3期）一作中表现出的变化也很令人惊异。这个看似写两个窝窝囊囊的保卫人员在一次破案中茫无目的的埋伏的故事，让人看了难以割舍，掩卷让人难以忘怀。科长带着别人并不知晓的绝症执行任务，科员顶着女友的误解坚守岗位。某公安人员忘下传话撤点，他们又多埋伏了十五天，而这看来并不起眼的埋伏，却最终促成了案件的破获。平时看来，科长婆婆妈妈，没科长相；科员也散散漫漫，没有科员样。但关键时刻都恪尽职守，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让人看到了平常人蕴于平凡之中的伟大。方方既刻意发掘笔下人物的不平常性，又照常表现他们身上的平常性，这样就使他们和蔼可亲、真实可信，别具一种征服人的魅力。
张欣也是“新写实”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家，这在她近年的一系列城市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岁月无敌》（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4期）这部作品，也在滞留于原生态生活的复杂性上向前走出了一大步。千姿随母亲方佩从上海到广州闯世界，虽然在歌舞艺术上均有造诣，但立足之难仍超出想象，先遭女友的嫉妒，后遇同行暗箅，更有紊乱的社会生活形成的重重陷阱，她凭实力，靠拼搏，寻求着健康而本色的生活，终于慢慢站稳了脚跟。她在现实人生中切切实实地尝到不随波逐流的不易，也真真确确地感到了保持自我的可能。她增加了把握人生的信心，也给生活添加了正气。因为“岁月无敌”，更要不懈努力。这句凝结了母亲切身体会的遗言成了千姿抵抗一切去追求理想的动力，个中也体现了作者熔感性、悟性、理性于一炉的对于生活素材的思想烛照。
揭示生活求深，描画性格求真，力求写出复杂社会矛盾之中正常人性被遏抑的人生悲剧，是1995年另外一些中篇小说得以赢人的诀窍所在。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6期、谈歌的《天下荒年》，北村的《水土不服》《父亲是个兵》里的“父亲”邓声连，16岁参加红军，多次出生入死，但在任旅长和卫戍司令时因恋战抗命受了处分，遂不再被重用。他心系军队，只穿军装，爱读战史，但却再也没有献身军队的机会，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指挥家庭生活，策动村民抢购化肥，成为被闲置的将军，被冷落的老兵。作者在叙说“父亲”的遭际时，并没有抱怨谁，责怪谁，但由“父亲”的不怨不悔和恪守本色，却让人在肃然起敬之中对导致其命运的诸多原因深思不已。
谈歌的《天下荒年》，以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为背景，由秦家三位分任副省长、县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三伯、大伯和志河的各自际遇，写出了独特的环境对各色人等的主宰与限定。三伯在市委书记任上因宽容副书记的婚外恋而丢了官，而在赋闲后读史著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重又出任副市长。大伯因赤脚下田路遇毛泽东视察，由县委书记任了地委书记，后又因想搞出成绩大放“卫星”终被罢免。而秦志河眼看着村民无粮充饥，狠下心抢劫种子仓库，触犯刑律被判枪毙。作者通过作品要告诉人们的，似乎是五六十年代的农民关系如何融洽，社会风气如何良好，人民群众如何安贫乐道。但他不经意写出的更有意味，那就是时代流行强制性，人生际遇时遇偶然性，置身其中的不同层次的人们都不能不受到种种播弄，使命运乖蹇难定。
北村的《水土不服》与前两作迥不相同，他几乎是用近乎荒诞的笔墨叙说了另一种真实，由山乡进入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康生，不愿说谎，厌恶虚伪，只愿沉溺于诗的天地和恪守人的本真。但只想做真人和好人的追求，却使他处处碰壁，节节败退，人们难以理解他，他更难以理解这个世界，于是带着困惑与失望自绝于世界。不是康生这类人不适应这个世界，便是这个世界不容康生这类人，反正不知是哪儿出了毛病！也许作者把康生写得过于脆弱，也许作者把社会写得过于冷酷，然而正是这种水火难容的矛盾冲突，才更醒目、更有力地构成了一种反差，从而触动人们寻思我们的生活中多了些什么，又缺了些什么。
这几篇作品内蕴各不相同，但所触及的都是由现实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活与独立自在的生命个体的种种矛盾。“整体”如何关照“个体”，“存在”怎样更为合理，这些在过去很少去想的问题，现在真应该认真地求索了。
作家面对生活的视角调整，带来的不只是作品内蕴的容量加大和力度增强，它还可能带来叙述方式的某些渐变，从而丰富艺术表现，更新艺术风格。在1995年的中篇小说中，苏童、刘玉堂、迟子建的一些作品就给了人们这样的预示。
苏童此前给人们的印象，一是题材以表现历史生活为主，二是作品以营造文化情调见长。他也写人，也写事，但都旨在恢复文化氛围的原生态、历史情绪的客观状。然而，读到他的新作《三盏灯》时，会在似他又不似他之中感觉到了某种变化。首先，以战乱中的傻子偏金只顾找鸭子而不顾战祸为主线的人物行状，就摒弃了所谓的历史情调；其次，傻子偏金一会儿找鸭子，一会儿躲枪炮，一会儿见小碗，零琐的叙述也构不成引人的故事。但作者专注于傻子偏金的行迹决不旁骛，写他为小碗一家人的团圆找寻灯油，偷了村长家灯油又忐忑不安，救助伤残的小碗父亲义无反顾，乃至小碗一家牺牲于战乱又飘流于桅船之后，他仍一直苦苦追寻那桅船上的三盏灯，却使一个忠厚、善良而又清新的傻子形象赫然II立在人们面前。而因为他既置身于朝不保夕的战乱环境，又常常为人们所嘲弄、耻笑，其重情尚义的人格力量更让人惊异和钦佩。如此大智若愚地写人，如此明丽劲健地托理，这在苏童的创作中实不多见。
同样，以讲沂蒙人故事见长的刘玉堂，以状写“生活流”事象取胜的迟子建，也分别以《自家人》（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3期）和《原野上的羊群》（见《中国文学》1995年第5期），体现出了自己在艺术上的新的探求。《自家人》以一个农家少男的角度看工作队青春少女肖亚男，那种自然而然的两情相悦，纯真无邪的两性相吸，都在嬉笑打闹之中让人倍感青春的美丽和人生的美好。作品看似写童年往事，实则写少时恋情，因而下笔轻盈，饱含深情，人情与世风、民俗桴鼓相应，犹如一首悠远而绵长的抒情诗。刚劲的添加了柔情值得赞许，俊秀的增强了力度同样令人欣幸，迟子建的《原野上的羊群》以于伟夫妇抱养孩子引起的种种纠葛，有力地展现了她能够以小见大的艺术功力。不能生育的于伟夫妇抱养了另一对夫妇多生的一个小男孩，抱养一方为磨合新的家庭关系费了不少周折，而被抱养一方则更是付出了父母寝食难安、小姐姐忧郁而死的沉重代价。于伟夫妇总是见到关怀他们养子的牧羊人，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忍痛割爱而又放心不下的孩子的父亲，为了成全他们抱养孩子的愿望，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牺牲而无怨无尤，于伟夫妇由此真真切切地领受到了人际间的爱的奉献。虽然作品因用力过度在叙述上有失自然，但作者力图在客观事象描会中凸现主体意向的努力，显然使作品走出了对生活的简单摹写，平添了思想的深度。
中篇小说在1995年如何迎向生活持续繁荣，从上述作家作品中不难见出其迹象。以此与长篇小说相比较，显然在整体的内容含量和艺术质量上要高出一筹。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小说可以截取更为广博的社会生活，更为充分地施展艺术才情，它不仅是小说创作中的重头形式，而且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必要桥梁。因此，掌握中篇小说的艺术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要求的话，1995年的中篇小说创作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也须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问题之一，是许多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比较注重追踪热闹的生活事象，而较少开掘所描写对象的生活底蕴，平面化的作品像是生活热流的被动记述，艺术的浸润普遍欠缺功夫，甚至以写事取代写人，以叙述代替描写，作品好读而不耐读。问题之二，是同一作家的创作水准常常良莠不齐，有的精雕细刻，有的粗制滥造，好的真好，差的真差，彼此差异之大几乎不似一人手笔。看来，潜身创作，如何处理好生活与艺术的一对矛盾，面对现实，如何把握好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这样两个问题似是中篇小说创作争取更大进步的症结所在。
看客的观感
--《小说家》1991年“精短中篇擂台赛”裁判感言
《小说家》自开设“精短中篇擂台赛”以来，已有不少英雄豪杰登台亮相，一试身手，强手如林、佳作如云的景象，颇使文坛一时为之活跃，读者精神为之振作。人们在欣赏到连台好戏的同时，都无不在心里感谢那些以种种绝活儿怡情悦性的英豪们和《小说家》这远求骐骥、旁求俊彦的东道主。
我是“擂台赛”的一个忠实看客，认真而愉快地阅看了八期参赛作品，包括“裁判论坛”和“点将台”。这回被拽到台上来“翻分”，虽多了些近距离的优越，依然是看客的身分，看客的心态。所不同的是，以前的观感自己私下说给自己，这回的观感要明里说予大家。
一《无处遁逃》
成名于《“大篷车”上》的方方，近年来的创作势头相当强劲，她以《风景》等作品与池莉等人首开了新写实小说之先河，她也在这种倾向里找到了自己。
方方这次参赛的《无处遁逃》，似也属于新写实一路。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青年讲师严航，只想凭借自己的才学和努力“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不料总是事与愿违。他顾不上料理家务和关照娇妻，谁想妻子严晓月进歌舞厅当了歌星并为台商江天白所看上，使两小无猜的婚爱遇到了极大的威胁；他诚心诚意地与老同学李立夏合作著书，不料赞助出书的四个商人俱要署名，他竟成了排名最末的第六个作者；考“托福”去向父母借钱，引来一通令人难堪的责难；办出国留学签证，又被美国人不客气地拒之门外。接踵而来的失败和无处遁逃的处境，使他独自咀嚼着孤独，颇感困惑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