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封秋昌
秋昌先生：您好！
收读大札很高兴，这高兴不仅在于您对拙作《文学新潮与文学新人》的好评，使我难以免俗的虚荣心得到了某种满足，还在于由此引发了您关于批评及文学的“新状态”问题的一席高见，应了“抛砖引玉”的一句老话。
您我都是批评行中人，都深知批评的酸辣苦甜。我越来越感觉到，要坚持把批评的路走下去实为不易。现在大家都说文学日益走向“边缘”状态，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作为文学之批评就差不多走向“边缘”的“边缘”了。问题还在于，经过这些年有意与无意的反思与调整，比过去添加了清醒，又比过去减敛了热情，主观或者主体上很少像过去那样亢奋，那样投入。也许这种精神上的冷静状态与当前文坛的疲软现状恰成正比，但有时想起来，不免为自己着急，也为批评和文坛着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集子也包括您的集子，都是已经过去的文学时期主客体相互感应的产物。我有时候读过去的旧作，常常既为那种俨然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脸红，又颇感念那种如醉如痴而又情真意切的热诚。这种“气”、这种“情”，又何尝不是那个抒情年代的小小折射。如果说追踪创作的文学批评不无价值的话，那么恐怕就在于它以自己的理解与方式传达了时代的文学风情。在我看来，如我这样的时评性的又侧重于社会学角度的文学批评，能因真切描绘了文学演进的某些侧影从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也就足够了，不敢妄求更多。
目前，批评的批评成了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旁观了种种意见之后，反倒让人添了不少疑惑，比如，说批评的不景气是事实，但批评对象本身的不景气却常常略而不计，总让人觉着有欠全面和公平；还如有不少批评家去转写散文、随笔和杂感，有关作品的研讨会日渐增多使评论出现了以“言”代“文”现象，这到底是批评的退却与失落，还是批评的泛化与多样化？诸如此类的枇评现象，都很难笼统地指斥和简单地否定。文学在向“后新时期”日渐过渡，批评也难以例外，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特别需要批评界同仁们的“爱”与“耐”。
这些年，理论批评中出现的新名词越来越多，其中又以追“新”逐“后”为最。总要寻找一些理论性的概念来描述一定的文学现象和概括某些文学状态，是批评家的权利，也是批评家的局限，这些概念和概括，有的可能因较为及时而准确，描述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有的则可能因偏颇而玄虚，对文学的发展构成了某种骚扰与误导。在我看来，有关“后”与“新”的大部分名词，属于后者的可能要多于前者。但勿庸讳言，我在有关“后新时期”和“新状态文学”的讨论中都曾著文发言，并表示了肯定性的意见，原因是确实觉得这一“后”一“新”都不无其道理。
关于“后新时期”，我在《“后新时期”小说走向刍议》
（《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一文中作过概要的论证，我以为在找不到更恰切的名词时，“后新时期”不失为表述1989年之后文学整体变异情形的一个适当说法。而且这种变异在一些方面与新时期文学有联系，在一些方面又与新时期文学有区别，“后新时期”的名词也可较好地表达这一内涵。
关于“新状态”，我以为近年来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新的追求，这种追求以其淡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凸现个人的精神体验、主体的话语风格，使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种新的自由状态。这种感觉与“新状态”倡导者的某些看法暗合，但又不尽吻合。因而，我关于“新状态”问题的看法，如您已看到的是既有赞同又有保留的。最近，又应《北京文学》之约，就“新体险小说”写了文章，仍是基本肯定。比较之下，“新体验小说”因许多作家积极投入，已是渐成气候的小说倾向，而“新状态文学”还停留于一些批评家的空口言说，欠缺特有的作家作品支撑，很像是没有出世的孩子却到处被人叫着名字。
现在更为年轻一些的批评家朋友，不仅注重批评的“战术”；而且注重批评的“战略”；不仅讲求批评的意义，而且讲求批评的效益。这是个人的选择使然，也是时势的演进使然。在批评越来越难以立足，越来越失却风光的情形下，生存的方式与技能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如若还像前几年那样丁一卯二地去操作批评，恐怕难以占据席地，也难以引人瞩目。因此，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可能在微观上显示了自己，但在客观上却也声扬着批评。
批评如同创作一样，各人有各人的支点，各人有各人的兴味，也因而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有人拔新领异，有人探赜索隐，咱们就做咱们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了，你说呢？
拉拉杂杂谈了许多，都是即时感想，请批评指教。
白烨1995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