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大军区体制的开始却可以卜溯到1931年l1月。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同存江西瑞金刚刚诞生，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为了加强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中革军委止式决定，白1932年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辖区内建立军区一级的机构。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关心和组织下，1932年1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撤销1931年II月设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成立江西省军区。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区。2月1日，江西省军区总指挥部成立，地点设在兴同县五里亭乡筲箕村1933年1月迁驻宁都刘坑李园村。江西军区设五个军分区及独立第二，三四、五、六师。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区，开我军有军区机构的先河。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由陈毅担任。紧接着，闽西军区、湘赣省军区、湘鄂赣省军区也相继组建成立。闽西军区由罗炳辉任总指挥，谭震林任政委；湘赣省军区总指挥是张启龙，政委是甘泗淇；湘鄂赣省军区总指挥孔荷宠，政委黄志竞。到1934年11月止，在各苏区又先后建立了闽浙赣、粤赣、闽赣、川陕省、赣南和湘鄂川黔边省数个军区。
江西军区一分区指挥部奖章江西军区第一军分区于1932年10月成立，又称南广建黎泰分区，指挥部设在广吕，指挥南丰、广昌、建宁、泰宁、黎川等县的地方武装。司令员先后发生过几次变动，先后为李德胜、魏赤，政委先后为余泽鸿、钟某某。1933年5月起黎川、建宁、泰宁等县划属闽赣省，一军分区只辖南丰、广吕。1934年5月17日，江西军区一军分区的范围再次调整，辖赤水（水南、尖峰除外），南广（新丰市在内），洛口三县及李山坡游击区，司令先后为魏赤、宾同梅，政委王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被迫进行长征，这样，原有的军区已不复存在，前后只经历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这枝奖章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颁发的，至于哪些人获得过这枚奖章，具体是什么时问颁发的，由于战事频仍，档案资料散佚，目前已经找不到确切地记载了。
这枚奖牌系银质，椭圆形，横径65厘米，纵径5厘米。通体白银本色，“小吲T农红军江西军区第一分区指挥部”十七个大字弧状排列于上部边缘，底部有“奖章”二宁。奖章中心部分纵向排列两个中心图案，上部为五星和党徽，党徽居于星中间；下部由圆和更大的党徽组成，党徽居于圆的中间。
在两个中心图案的周围环以麦穗和舞动的绸带。奖章最顶端有一串制作精美的银链。
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红军竟然能够制作出如此精良的银质奖章，可见红军对褒奖红军指战员这项工作的重视了。
话说我国军区的演变从1932年算起到目前为止，红军时期建立起来的军区体制已经延续77年了。回顾一下我国军区体制的演化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红军时期的军区主要是依托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常常是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和群众基础好的边界地区和山区。当时的军区体制与建国后的军区体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红军时期的军区只领导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负责保卫根据地和配合红军正规部队作战，并为红军正规部队补充兵员。红军正规部队统一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而不归军区领导。而建同后的大军区既领导野战部队，也领导地方部队。
红军长征后，原有军区已不可能开展工作，无法生存，这时按照游击区又先后成立了闽浙赣军区、闽浙军区、湘赣省军区、湘鄂赣省军区、闽赣军IX、赣南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赣粤军区等，军区机关没有同定的办公地点，都是随着游击队行动。这些军区在红军长征后，领导了南方的游击战争，为保留南方的红军火种、牵制国民党军队，保证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军区体制出现了三个特点：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管辖范围分别成立军区；各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团结和组织根据地军民抗击日军；主力部队兼地方军区，不仅领导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还领导主力部队。军区成为当地我军全部军事力量的领导机构。当时八路军管辖范围的各根据地有四大军区：山东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
1941年前后，新四军在南方也成立了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皖江军区、鄂豫皖军区、苏浙军区。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人民解放军形成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建立起了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巾南等六个大军区。这个时候的大军区，管辖的范围一般有数省，兵力也都存二三十万左右，可独立承担指挥作战任务，已经具备现代大军区的锥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整编。主要是撤销解放战争后期形成的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及各兵团，分别与各大军区合并；将陆军整编成国防军和公安军；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按国家行政区划重新调整为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六大军区，中原军区被撤销，重新设立西南军区。
1955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原西北、西南、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六大军区进行扩编，并按城市和省（区）的名字命名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考虑到沿海地区和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特殊情况，1956年4月22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将南京军区管辖的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划出。组成福州军区。于是，全国的大军区增加到十三个。这是我军所史上大军区机构最多的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军军实行了几次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十一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至此，经历七十多年变化的大军区机构已基本定型。
五、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是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有功人员的一种证章，分为三个等级，按照规定：一级红星奖章发给“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级发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三级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
一级和二级红星奖章的基本形状是十角形星花，其实也就是由两枚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空错相叠而成，奖章的中心是红五星，红五星外围是两棵麦穗组成的圆形图案。红五星象征革命的星星之火，麦穗图案，象征着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全心全意为工农解放而服务。五角星向上的居中-角其两侧有“红星”二字，向下的两个角中间有一个“章”字。
三级红星章的内部图案与一二级红星章是红星章是由一个单一的钝角五角星构成的一级红星奖章为金质，黄色，通径55厘米，并有4厘米的银挂链；二级红星奖章为银质，银灰色，图案和一等奖章一样，略简单，通径为4.8厘米，3厘米银挂链；=级红星奖章为铜质，通径为4l厘米，3厘米铜挂链。红星章背面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章等级、颁发日期的字样及数字编号。文字为阳刻，编号数字为阴刻。
可以说，红星奖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励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红星奖章是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颁发的。1933年7月9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在革命战争的进展当中，每一个红军军人，本其阶级的政治觉悟为自己工农的解放英勇地与敌人作殊死的武装斗争，固然是其应有的职责，然而就其牺牲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看来，其有特殊功绩应给以表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三级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发给：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各方面军、各军区就其所属的红军军人，考察其有上述功绩的，限于本月二十日以前，将其事迹概略报告本委员会，以凭审核后，于“八一”红军成立纪念日，按其等次发给红星奖章。
代主席：项英七月九日红星奖章闪闪发光1933年7月II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歧作出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议：对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授予红星奖章。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总部和各军团、湘赣红军第}军及军区地方部队都认真地进行了准备。经过对各部门上报的一、二、三等红星奖章名单的审核后，于同年的8月1日举行了授奖大会。根据上述奖章授予的条件，周恩来、朱德与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l日领导了i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在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二人还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鉴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被授予了一级红星奖章，周恩来的编号为9号，朱德的编号为6号。同时，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等人也被授予一级“星奖章。”
1934年，又第二次颁发了红星奖章。
当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司字第39号）指出：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各根据地红军准备长征的过程中进行了红星奖章颁发的准备，在各部队准备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对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军团的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分别授予了二、三级红星奖章，其中红一军团25人、红三军团23人、红五军团20人、红七军团6人。
现有资料记载，红星奖章在1933年和1934年八一建军节时一共大规模颁发过两次，特别颁发两次，一共颁发了四次。
1933年被授丁，一级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编号为9号）、朱德（编号为6号）、彭德怀等。
1933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罗炳辉、陈伯钧、李达、李聚奎、毕占云、滕代远、彭绍辉（编号为35号）、王诤、李赐凡、曾希圣、彭雪枫、符竹庭、陈光等34人；被授予=级红星奖章的有程子华、王震、李天佑、杨得志（编号为128号）、杨勇、苏振华等53人。
1934年八一建军节时，又颁发过一次红星奖章。这次荣获二级红星奖章的有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等7人；荣获三级红星奖章的有王松青、黄珍、龙德生、许洪飞、李祉清、李宝生、李雄辉、吴占昌、吴德胜、张寿春、张德见、莫坤，唐秋光、彭明生、谢发生、谢朝章、黄永胜、白志文、陈正湘、萧锋、熊尚林等67人。
两次红星奖章颁发的时间，正处于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使我根据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损失的时期，尽管当时的军事和经济都非常紧张，一级红星奖章仍由赤金制作，足见其重要和珍贵。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备展览面向全军征集革命文物，周恩来、朱德派人将珍藏的一级红星奖章送军事博物馆收藏。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彭绍辉、陈伯钧，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邱创成也分别将他们获得的二级红星奖章捐赠给军事博物馆；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得志，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陈正湘也相继把自己珍藏的=级红星奖章奉献出来。这些记载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红星奖章，作为一级革命文物继续发挥着革命传统教育的伟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