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北京，有两个公共场所是极有名的。其一是茶馆（老舍写过），其二就是戏园子。可能因为京剧界雅称梨园，戏园子的命名，比后来的“剧院”、“剧场”等，多几分田园情调。老北京市民对城南的戏园子一往情深，不亚于巴黎的绅士贵妇对大歌剧院的热衷。至今仍能听见老年人怀念梅兰芳老板在天桥演的《贵妃醉酒》，找不到形容么如今广德楼正在重新装修呢。曲艺厅兼办舞会。跳交谊舞还是迪斯科？词，眼泪汪汪地唠叨：“那真叫绝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称得上旷世风流了。那时候的“追星族”无论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昔日广德楼门庭若市，都是来听戏的。个“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顽主气质，不只对花鸟虫鱼如此，即使再严肃的艺术也会产生游戏心理。这份心灵的轻松是异地少有的。看戏又叫听戏，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缝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脑袋拨浪鼓般悠扬起伏的陶醉状一一这才叫真正的戏迷呢，不痴无以成迷。
记得刚移居北京时，正赶上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货商店也在推销京剧面谱，我因忙于立足谋生，未有闲情逸致参加任何活动。后来虽以现代文人形象屡屡进出音乐厅、美术馆、豪华电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厅，却总是与渐趋萧条的古老京剧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来几套京剧票，问我可感兴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七年，居然未曾现场看过一次京剧，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再打电话邀约其他朋友，大多数情况都跟我相似，甚至有听说是京剧票而婉言谢绝的。我惆怅地感到：京剧已快成了北京的记忆一尤其拉开了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距离。问题在于，是它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远离了京剧？所以我骑车去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看京剧，带着补课的心情。京剧确实很古老了。据说全市的京剧表演，有时几个月也轮不上一台戏，这么发展下去有怎样的危机呢？但在剧场门口，遇见几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币，问进门的观众是否有富余的票一一有一个典型是票友模样，在老槐树荫下悠然自得地哼着像模像样的段子，很明显已按捺不住“技痒”。我从他稍显粗绌的唱腔里却听出了希望。那天是几位名角演的《盗御马》、《打渔杀家》等片断，当锣鼓声震耳欲聋，着戏装的生旦净丑鱼贯登场，我仿佛重温了北京的记忆，或古典的北京，不知为什么，我耳畔仍萦回着剧场门外那位业余票友偷闲练功的声音一或许，这是今夜另一种画外音吧。
在电影业发达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娱乐生活中，看戏是最重要的项目。由于北京城历朝历代都不乏外来人口会集，市民们兴趣广泛，各路地方戏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与忠实观众，确实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黄梅戏、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剧幸运；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城似乎对这项戏剧艺术情有独种，慷慨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将之命名为京剧（俗称京戏）。北京是一国之都，所谓京戏自然也就是“国戏”一正如若干年代后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一样。徽班进京，走的是“上层路线”，从此京剧艺术便发扬光大、风靡全国，获得了惟我独尊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戏剧艺术的重大代表（或曰“国粹”），堪以和外来文化（譬如西方的歌剧、话剧乃至交响乐之类)抗衡。
徽班进京，最初赢得了游手好闲、附庸风雅的八旗子弟欢迎，于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这是京戏在清朝时得以“流行”的基础。正如《“批判”北京人》一书指出：“票友唱戏犹今之唱卡拉OK，自娱自乐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凑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带锣鼓场面，也不对外演出，纯粹自娱自乐。后来票友活动逐渐变到大场面上，开始唱整出的大戏，甚至粉墨登场，对外演出。”至于清末北京二黄（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见夏仁虎《旧京琐记》），那都是玩物丧志的结果，不能说是京戏误人子弟。
为了便于票友们的享乐，京戏有一部分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茶馆，但大多是清唱，这样的场所也叫清唱茶楼或茶社。和饮食文化接轨，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兼顾声色之欢。若欣赏完整的正宗京剧，还得在设备完善的戏园子里，不仅音响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围逼真，容易“入戏”。可见京戏虽有娱乐消遣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个严肃的剧种，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参与意识》。京剧行业之所以又叫梨园，是很讲究诗情画意的一一它终究追求在市声尘嚣中构筑一席超脱的净土、一方特立独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一或人生的补偿。这就是它对现实所具备的诱惑力一难怪好此道者人称戏迷呢。
慈禧太后就是最着名的戏迷。颐和园内有一座雍容华贵的戏台；就是特意为她搭建的。戏楼子髙三层，层层可作舞台，它建在一座层楼四合的宫殿的天井里。会享受的西太后只要坐在对面宫寝的楼上“雅座”，就可凭栏观望、一目了然。山外青山楼外楼，两楼对峙，既使舞台与观众席有了某种“隔离感”，同时又使舞台上的悲欢离合缥缈鲜活如海市蜃楼……只可惜曲终人散、人去楼空，凡夫俗子如我辈花两块钱买张门票就大大咧咧地在这空洞无物的“皇家剧院”逛了个来回，很不恭敬地吊了个怪腔怪调的嗓子也未遭到门卫制止。
平民化的戏园子大多在城南。酱如天桥一带有几座着名的戏园子，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当年也曾观众云集、掌声雷动。听戏时发出的赞赏，那叫喝采。只甚后来有一段时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谓革命现代京剧（别称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类。观众们的神态一律很严肃，不像是看戏，而是带着学习的心情。剧场也变成革命教育的课堂了。今年我又骑车去城南走马观花，惊异地发现：许多曾经赫赫有名的旧式戏园子，居然进行了现代工艺的装修，改成电影院、录像厅甚至迪斯科舞厅了。和现代盛行的影视艺术相比，古老的京剧或许捉襟见肘，它并不是给人以视觉的刺激，但重在调动观众的想像。汪曾祺说：“虽然戏台上尚司徒只是摇着一根马鞭，看不出他骑的什么”，但了解《封神榜》的观众看京剧《南阳关》，必然背得出那回肠荡气的唱词：“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剧是一门想像力丰富的艺术。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趋于萧条，是因为在灯红酒绿的消磨中，现代人的想像力大大地退化了。诗意也成为让人费解的东西。
本世纪以来，京剧的命运几起几落，至今已成为少数人的艺术（或老人的艺术）。如此推论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剧最令我怀念的还是梅兰芳的时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时代。听老人回忆，《贵妃醉酒》上演的时候，可真是万人空巷一几乎所有票友都云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脱销了，哪怕站在戏园子外面听几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总要顺便拜访松柏庵，那儿有座大半个世纪前的梨园公墓。据京剧演员孙毓敏说：民国初年庙已残废，庙外有一大块空地。当时京剧艺人地位低下，晚景凄惨，有的流落街间，死后无处埋葬。由荀慧生发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等人呼应，每人交300元大洋，买下庙前十二亩荒地，辟为墓地，专供艺人们死后葬身，被称为梨园公墓。修建了梨园先贤祠，祠内还设先人注，凡对戏曲事业有贡献的梨园界先人，都在祠内立有牌位。一代名优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先后安葬在这里……”离此不远，就是解放后创办的北京市戏曲学校。我有时看见青年学生在围墙那边练武功和吊嗓子。或许，这里正是京剧艺术记忆与现实的结合部吧。京剧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却怀念着那些以唱腔、身段、脸谱、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们是过去年代的人们的偶像。霸王别姬、秦琼卖马、赵云救驾、宋江杀惜、林冲夜奔、杨家将及穆桂英挂帅……他们使死去的英雄复活了。他们在表演英雄的过程中成了英雄，艺术的英雄。如果说京剧如今巳是一门黄昏的艺术，他们身上却永远洋溢着朝霞的魅力一曾经映红过无数张中国人的面孔哟。观看有关的电影资料，倾听那些尘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光辉：金嗓子、银嗓子争相碰撞的嘹亮，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显得黯然失色。只可惜，我身不逢时，无法亲眼目睹那一群弄潮儿“手擎红旗旗不湿”的雄姿英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