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的《国殇》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中年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因为不堪忍受生活軍负英年早逝的悲剧情形时有发生。可是当许多人们在呼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时候，可曾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对知识，对人的尊重层次上来对待呢？霍达在《国疡》中的痛惜之情超出了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高健民等人的亡故现象，穿透过一般情感帷幕达到了理性的层次、从而把知识，把人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尽管还不必把中年人的早亡现象直接地同生活待遇划等号，也不必计较这个现象是否是作家的最先发现，但是透过一个个动人肺腑的人生悲剧的流动，霍达毕竟是把这种深嵙的人的不幸通过报告文学表现的很是充分了。罗来勇、陈志赋的《前门外的新大亨》和张波的《就业“迪斯科”》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及其建立起来之后发生的变移。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为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个体经营者提供了崭新的生活环境。多少年来，他们这才初次发现了自我主的存在，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然存在着如此多的精明才智。从此，他们充分地调动起主体的能动性，在大栅栏这块繁华的商业宝地上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在这种近似疯狂的经营活动中，他们把人的主体性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也同时把人身上可能存在的种种复杂性，变移性表现得非常充分。有的人因为自我的实现走向完美的人格境界，使聪明才干为社会，为善服务；而有的人却随着主体性的张扬与实现反而被金钱所俘虏，结果走向虚伪乃至残酷的掠夺之途，以致又在击倒他人的尊严与精神的时候也使自己的尊严，人的精神遭到了扭曲与失落。《前门外的新大亨》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描绘中对于人的发现与揭示达到了鞭辟入里的地步。就业本来是人与劳动相向选择的过程。可是，过去人只被当成简单的劳动工具看待，在权力的指挥下，人被任意调拨，从而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在这种自由的失去过程中，同样包含着人被忽视、被奴役的成份。今天，伴随着科学4进步，经济管理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主体意识的醒悟和增强‘人们在就业时，在选择劳动方式时愈来愈表现出某些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要求。张波在人们就业活动中看到的似乎不再是人对权力的屈从、人在违背自身意愿过程中的压抑情景，而是人对自身的爱护，对自由的追求6从上面对（国殇前门外的新大亨）和（就业“迪斯科”）的分析认识中，一个惊人的现象在我们的眼前展示出来。这个现象使我们看到，为什么愈是被人们认为具备高等学识，又步入成熟期的中年知识分子却似乎越是对自身的价值，人的自由缺乏应有的亩觉维护行为，反而时常处于某种违背心愿的自制中。不少的人甚至完全失去了对自我主体性的实现的要求，眼看着自己在失衡的情境中走向人生的末路。与这些人相反，一些年轻人，一些可能没有掌握更奉知识的人们，却持别地看重自己的主体性并大胆而坚决地争取这种权利，而又正是他们在实现自我追求和自由的过捏中走到了前面。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但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作家们把这种悲哀和进步同时表现出来，正反映着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面，也为读者提供了值得思索的议题。
在（强国梦》里，赵瑜依据许多的真实现象来解剖中国体育的方向及现行体育体制，但作品的旨归也同样在吁请尊重人爱护人这一面。作家之所以列举出中国体育运动中诸多畸形现象，许多“误区”，其用意正在于指出并论证体育运动的目的一旦背离或忽视了增强人的体质，有益于人的健康这一宗旨，将会出现何等令人疑惑与震惊的情形。当体育运动的目的不再是为强身健体，而蜕变成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被少数人用来作为晋升的跳板的时候，那么，人们失掉的就决不只是身体的强壮，还有灵魂与精神的独立与健康。《强国梦》要想找回的就是体现在体育运动中人的位置以及所应受到的尊重。《世界大串连》的作者所以没有在对出国的去留作一般的是非评判，究其根源，也是来自对于人的主体的尊重9在二位作家看来，是不能用是否出国或出去后是否归来对人进行评价的。他们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人们的一种自然而正常的选择，不承认或是强迫他们的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对人权的妨碍或侵犯。所以，作家们采取了更加超前的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可我们的不少制度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恰恰忽视或疏远了这最重要的一点。当为了某种政治的意图竟可以不龈伤害音乐学院那位青年作曲家的自由和情感的情形发生时；当看到那位多才的记者因为犯了生活上的错误竟终究得不到领导者的宽恕理解毅然步出国门、他的那位多情的妻子却能以大度和真诚的理解对待他时，真让人感到沉痛由衷而生一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竟如此容易被轻视，而相互的理解又这般艰难？人要真正找到自己，并准确地实现自己也许还要走很长的路。作家们在走向前去的时候把自己关注的目光和扶助之力投向社会、投向他人，这在人的自我实现和走向人的真正目的地途中，无疑是积极的行为。
笔者曾在拙作《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特征》一文（载（报告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十期）中提出，不应再恪守传统的文学观念，更不能简单地用小说应具备的文学性要素来衡量和要求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程度；并试图为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作出新的阐述。尽管这样的论点已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报告文学在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局面毕竟导致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至今还没有一个真正权威性的界说。然而，撖果我们不是纯书生气地看待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性，而是把报告文学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读者中来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当代》一九八八年间的这批报告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对社会生活的穿透力还是在对读者的撼动程度上讲，都是十分强烈的。而这种强烈力量的来源，除去作品内容与社会、读者的联系外，还因为它是通过文学的手段，并以真正的文学艺术性使这种联系更加紧密起来的。指出这些作品在文学艺术性上的某些特点，绝不是多余的。
在实现对社会人生的报告时，作家们几乎都采取了高视角，宏观把握和具体写实相结合的方法。像《世界大串连》、《强国梦》、《国殇》，既能把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迅速地捕捉住并提出带有个性的理解，又能够通过对一个个真实的人物、事件的描绘使这种理解变得具体而又切实。胡平、张胜友在对出国潮进行整体扫视之后迅速地把自己的笔墨收缩到经过严格选择的几个出国人物身上，从而以简省的文字表现了人们复杂的出国道路，最后升华出对出国者的理解、抚慰与希冀，确有柳暗花明之功。赵瑜似乎带有更多一些的执着性格，他在看准了“中国体育的误区”之后，就把所有的力量甩于对这一发现的论证上。
可贵的是，他的论证不是纯粹的学术性手段，而是借助于文学形象生动的特点和隐含于这一切之中的严密逻辑力量。所以，他要证明的是一种发现，但给人看的却是一连串的人物故事和伴随人物运动经历的许多生动细节。霍达显然更重视情感的力量，因之，她索性把一个个中知识分子聪颖的智慧结合着他们不幸的人生经历逐一深情地描写给我们看，在一个又一个有价值的人的损毁中让我们的痛惜之情升华成理性的呐喊。《前门外的新大亨》和保业“迪斯科”》在谋篇布局上并未过多经营，作彖们或许更自信自弓笔下描绘的对象的吸引力量。几位作家好像都在一种横扫平视的目光下精细地捕捉描写着众生相。仔细地寻找他们的变化也窥探他们的内心波动，力图找到人在身处既新且乱的环境里的各种真实心态和行为。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在严肃的思考心境下对待并处理每一个对象，因之，在这旱看不到那种貌似耷面浑厚而大量堆晰材料的精形，也没有发现哪一位作家为了某种虚伪矫饰的文学艺术性而釆取那种令人感到庸俗轻薄的花哨技艺。
但是，他们把生活的真实，通过文学艺术的媒介再呈现到人们面前时，人们不光感到了理性的触动，也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艺术的体验。自然，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在文学艺术性方面都已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他们在构成方式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的相似特点说明，作家们还没有能够摆脱輯告文学创作中业已形成并开始走向雷同的模式2这些作品的成功自然可以看成是这种构成方式还有自身的价值和力量，但相互的近似毕竟是一种未能实现创作个性的表现。另外，如果还可以苛求于作家的话，其实一些作品还可以写得更为简练精致一些的。这并不是一般地否定长，而是说在有的作品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相近的人物和情节重复的现象。在报告文学作品中，造作的文学艺术性会破坏人的阅读兴趣，但不讲究叙述的篇章艺术，一味地注入信息或描述类似的现象，同样会破坏人的阅读兴趣，而减少作品的动人力量。
据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创作中有两股潮流。其一是对于神话的认识与看重。作家试图通过带有神话色彩的虚幻芋段来表现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似乎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变形手段的运用都同这股潮流有关连。其二是写实主义的兴盛。作家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并在参与中表现某种个性。似乎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小说，传记文学，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创作都同此有关。文学创作中发生这样两股潮流，自然不是偶然的，需作深入的研究分析。但报告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却无疑是因为特殊的社会生活呼吁并调动起了文学的自觉，使作家们及时地发现并认识到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在现今的作用。所以，报告文学的兴起是时代的需要和文学自觉的结合。控制论的创始者维纳曾说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被忽视的无人区。”以这样的看法来认识报告文学兴起的原因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也很有益。报告文学外接世界文学潮流，在内又同我们的特殊生活相关联，是从文学与新闻的结合部站起来的新文体，因之，它将会焕发出更加发的生气，走向辉煌的未来，放射出更加瑭璨的当代光华。
从《当代》一九八八年所载报告文学作品的实绩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今后定会对报告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1988年11月15日于小羊宜宾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