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
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就要付梓了，命我作序。我读了他送来的书稿，印象挺不错，觉得很有些话可讲。于是，欣然命笔。
这是一本主要以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集，兼及报告文学的理论和批评。书内收录了作者十多年来的有关论文、评论30余篇。从内容上来看，既有对报告文学文体源流的历史追溯，也有对报告文学美学特征的理论探索，但作者用力最勤的还是对报告文学现状所作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这种实证研究，以追踪创作发展的趋势和轨迹为能事，为特点，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和现实针对性。作为一个报告文学评论家，炳银在广大读者和报告文学界的影响及地位，正是主要通过这种参与性和针对性很强的实证研究而逐步得到确认的。
在报告文学的根本观念上，炳银最为强调的是真实性，以为这是报告文学文体特征赖以存活的生命源泉。在他看来，这种真实性不仅是作品内容的特色，而且是作品全部文学性即艺术性的基石。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虚构，它所描写的必须是实有的人和事。可以有剪裁，有选择，有取舍，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主观臆造。这实际上是一种纪实性，与新闻报导所要求的那种事实的客观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对于报告文学的这种纪实型的真实性，炳银思考得很多，他不光从理论上进行过多，角度的阐发与论证，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把这种真实性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贯穿到自己具体的评论活动中去，形成了他的崇真尚实的批评风格。
从对真实性的强调出发，炳银的报告文学批评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明显特点：一是他对社会效应的重视，二是他对报告文学家主体人格的关注，三是他对理性精神的张扬。
报告文学是处于新闻和文学两大王国结合部的一种两跨的艺术样式：从新闻的方面来说，它具有纪实性，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公众普遍关心而又事关重大的各种热点问题，敏感问题，迫切问题；从文学的方面来说，它又具有艺术性，炳银称之为文学性，这是此种艺术样式能够作为审美鉴赏对象而被读者接受的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有时甚至是轰动的效应），主要与前一个方面的因素有关，而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起一种情感上的强化作用，放大作用，辅助作用。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发展繁荣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炳银的报告文学批评一向比较重视作品社会效应的文体理论上的原因和创作实践上的原因。
如果说真实是一切艺术创作的生命，那么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纪实型的真实则是它的灵魂。没有这种真实，其余因素即无所附丽，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社会效应。因此，报告文学最忌失实。而炳银在批评实践中对具体作品的社会价值的评估，包括他的议论与发挥，也都无不是以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为条件的。如果进行归类，炳银的文学批评，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应该划入社会历史批评。从这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思想出发，炳银对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的追踪，始终紧盯着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那些社会问题，紧盯着那些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他总是从非常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说明报告文学发展的潮起潮落，来论定一个时期、一个作家、一篇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的。所以尽管他的某些论断并非绝对没有所见者浅、所执者偏的地方，但他的足跟却始终牢牢地站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坚实土地上。
在报告文学文体的社会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他一向强调的是社会性，对此他并不讳言。一般来说，由于具体的文化历史环境的变迁，由于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风尚的变化，在一定时期，人们对于多元文学功能系统中的某些侧面，某些因素加以强调，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理论上却要慎重，要尽可能做到全面、周密。如果说炳银在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理论探讨上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文学性的阐释相对弱了一点。这也多少影响了他的实证研究，使得他的艺术分析和审美感悟明显逊色于很见力度的社会历史评论。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尽管是纪实型的，要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必须是曾有的实事，而不像小说那样也可以写“会有的实情”，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艺术真实，经过了报告文学家的创造。这包括了审视点的选择，价值标准的确定；包括了对材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与运用；还包括了创作主体的情感晕染和理性识断。因此，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真实性的有没有，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在客观描写对象既定的条件下，报告文学家自身的素质、态度和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炳银在他的大量批评文字中，之所以特别关注报告文学家的主体人格，根滤也在这里。
报告文学无论是现实参与型的，还是历史反思型的，无论是着重于负面的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还是着重于正面人物、事件的宣扬与肯定，都有一个作者的胆识问题。在这里当然首先是报告文学家有没有足够敏锐的眼光，能不能见微知著的问题，即能不能当最初的征兆刚刚显露出来的时候，就比一般人快得多地看出其中的症结或意义，并且作出判断，抓住不放。这便是见识。但更为重霁的是，具备了这种眼光与见识，还有一个是否敢于面对的问题，即有没有历来被正直的史家所看重的那种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这就是清代史论家章学诚所说的“史德”和“文德”。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道德人格才会面临最终的考验。所以，在炳银的报告文学评论中，对于新时期以来的那些敢于直面人生、不畏邪恶、奋笔直书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总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且热情地肯定了他们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品格。
面对真实，奋笔直书的报告文学作品，需要胆识；论定这种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给以应有的张扬与肯定，也同样需要胆识。炳银的报告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地方更显激情澎湃，也更见光彩。元好问曾有“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的话，从炳银的批评文字中不难见出此种秦人的性格“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炳银通过刚正耿直的文学批评，实现着与同样刚正耿直的报告文学家的交流，在共鸣中奏出时代的强音。他的为人是朴实的，从来不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但他的情绪，他的力量却无疑来自对国运民瘼的关切；他也许说不上多么的才气横溢，但体现在他笔下的人格，流淌于字里行间的真诚，无论如何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要论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我以为主要就在这里。
对于理性精神的重视与强调，是炳银报告文学批评的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气质秉性所使然，更重要的是与外部环境所经历的历史变革有关。放开眼界，就不难发现，清明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色，也可以说是历史特色。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曾经长期受到现代个人迷信和僵化的极左教条的禁锢和压抑。只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它才获得了新生。这种新生的理性精神，带有深刻的启蒙性质，启迪了几代人的头脑。它既是灵智的明灯，烛照着变革者前行的通道，又是进击的利器，扫荡着中华大地上的污泥浊水。文学创作中不断加强、日见深化的理性特色，不过是它的文学表现罢了。而从文学诸门类的总体格局来看，尤以杂文而报告文学的理性因素为浓。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可以说是一个获得长足的发展的文学部门，这种发展始终伴随着理性因素的强化。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大批第一流的文学智慧流向报吿文学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无论在内容上、题材上，还是在型制上、结构上，都出现了带有转折性的变化。比如在内容上从单一走向综合，从视野的相对狭窄、单纯，走向开阔、复杂；在题材上，从以现实参与为主，开始向历史反思的领域延伸；在型制上从轻型走向重型，长篇巨制相率面世；在结构上不再主要以比较单一的人物或事件贯穿始终，而是以问题为纲纪把性质相近的人物与事件串连在一起等等。这一趋势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还在深化，尽管在九十年代初曾呈马鞍形态势。炳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转折性的变化，并且从理性的角度切入，进行把握，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相当有见地的。
炳银是我的小同乡，按我们那里的称呼，叫乡党。他家离我家，也就三几十里路，都在临潼县东。他们铁炉那一带人去县城，必从我家门前的那条路上过。他出身于山村一个贫苦的农家，凭了自己的禀赋和毅力，走下砸山，走出本县，走出秦地，最后落脚于“米珠薪桂，居不大易”的京华。他参过军，念了大学，如今已是一名有实绩、有影响的评论家了。这本《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的面世，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像他这样在报告文学批评领域辛勤耕耘，用志不分，从而形成自己的专长，自己的学术优势的评论家，在当今文坛上并不是很多的。我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他为我们那个苦焦地方的农家子弟争了光。我想，他绝不会因此而志得意满，止步不前。因为作为一个批评家，向上攀登的路还很长很长。
1996年4月5日六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