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在监狱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乃至大口、大口地吐血，牢房墙上喷着大团大团凝成了黑色的血迹时，他喊出了当年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们，翻腾于腹内却始终未能迸发于口的一个抗议：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举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庆声里，吴晗的这个抗议，不过像“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革命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绞肉机般隆隆地运转：
11969年3月17日，吴晗夫人袁震从“学习班”里放了回来，她本来就是一个病了30多年、夏天都不能离开棉衣的重病号，在“学习班”里睡了一年多冰冷的水泥地，两腿已经瘫了，当晚又病情再发，被14岁的女儿小彦背着，11岁的儿子小彰在后面托着，踉踉跄跄地送去了医院，因是“臭名昭著”的吴晗的老婆，虽经两个孩子苦苦哀求，医院方面勉强抢救了，却未给必需的药，拖至18日凌晨，她只丢下了一句话：“妈妈就想喝点稀饭……”便停止了呼吸，她至死没能闭上含泪的眼睛。
同年10月10日，在一边吊针输液、一边突击审讯的阜外医院病榻上，吴晗也撒手人寰……
过了近7年，终于独力将弟弟带大成一个比自己长得还高的小伙子的小彦，在为父亲的冤案几乎上访遍了北京的有关单位未获半点结果后，她觉得自己成了一只忍着巨痛飞过冰雪又是冰雪、不见一点波光绿意的天鹅。
一天，她包了许多弟弟爱吃的饺子，在给弟弟盛好一大碗后，又在父母的遗像前摆了一碗，剩下的送去了邻里。在十六年后拍摄的一部长达十一集的电视剧《吴晗》里，这样表现了她再回到家里的情景：
她打开柜子里的一个抽屉，满面泪水如注，神经质似地一遍遍喊道：
“我实在受不了！”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镜头对准了地面，一小瓶，两小瓶，三小瓶，四小瓶“敌敌畏”的空瓶……一一落地有声，化为了遍地冷洌的碎屑。
仿佛饱经了大苦难与大残忍的中国人，竟在事隔多年之后，经受不住这隔着电视屏幕的小苦难与小残忍，北京电视台，在播放此剧时想必是抱着一种善良的心情，删去了这些画面。
小彦去和父母“团聚”的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抓的日子，只有13天……
历史风云尽在彀中的吴晗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的一次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讲中，说了一句名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
其实，他本人也是一面镜子，一面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镜子。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又一轮“滑铁卢”里掩面而泣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造反派”和“红卫兵”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在“三查运动”中，当初少数经不住血性的诱惑而破门而出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打成造反派的“黑手”和“后台”。他们有意混淆的1957年自己对于极左政治、韬略政治的不满和1964年以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被油和水一样清清爽爽地区别开来。在一个冤案堆满国中的社会，在不准翻案这一点上，不但有着猫头鹰似的警惕，而且，也极能达成上下共识。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毕竟是打牌，没有谁真的准备用人本主义的意识来观照中国人过的日子。相反，让你暂时摆脱些什么，是为了让你更长久、更沉重地负荷些什么……
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制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1971年，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文件，确认“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即是将教育界翻了个底朝天的著名的“两个估计”。
这便意味着，只是你不是张铁生一类的“白卷英雄”，而是在1966年前中国各类专业学校接受了教育的人，虽然你曾在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上，泪眼花花地遥望着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登上城楼的毛泽东，并为此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或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苍茫暮色的日子，你曾有着“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巨大激情，和“无限风光看险峰”的坚定憧憬……
这一切，统统不算数了，陡然间，你成了一个将缀满勋章与绶带的衣服扒得光光的、进了澡堂的将军，一幅被拆走了庄重的框架、像只死鸟似的摊开在地上的油画。
不，你还不如这个全身压满赘肉的胖子和这只“死鸟”。
你被视作某种病毒携带者，它毒到仿佛只要在吴淞口投上那么一滴，便能叫太平洋的鱼类全部死光，这病毒便是“知识”。
于是，在中国的大学由434所急剧下降为328所、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让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路畅行无阻的同时；你必须因知识而忏悔，并接受走马灯般来自工农兵的“神父”，你必须为知识向非知识的转化不断地填加荒废了的光阴！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被分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才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与总还算分配了工作的“老五届”相比，最惨的莫过于“老三届”了。
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摘桃子与分桃子的大会。各路新贵纷纷受封，八方好汉弹冠相庆。一个刘邓陶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了，一个由野心勃勃的军人与政客结成的“神圣同盟”崛起在紫禁城。在这前后，数千万“老三届”们，除了少数属造反派的红卫兵因“打砸抢”被投进监狱外，都被驱赶去了北塞南疆，穷乡僻壤……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后，突然发现，“前进”的结果是彼此又呆在了一起，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砂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吞咽下粗糙的不见油腥的食物，一样地怀春却不知春在何处，只有一样地意淫、手淫。有时，在蓬草瑟瑟作响的山路上碰到，或者，相遇在风雪几近封门的公社邮电所，也是一样褴褛的衣着，疲惫而又迷惘的神色……
这时，再想起不是太久前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唾沫迸射，棍棒横飞，乃至动枪动炮，可能有人“英雄斗志皆入佛”了，也可能冒出几个“天有病，人知否？”的思想者，但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于是，在我们这代人里，流行起一句话：“历史的误会”；
如同二十多年后这代人里出现的一些作家，高擎起他们当年谓之在理想光焰下照彻的精神历程，也作结于一句几乎让世人皆知的话：“青春无悔”。其实，你可笑，我也可笑。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不仅是“老三届”们，建国后历次运动、斗争中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在因频繁的理论、更迭的口号、变幻的策略，而改变了自己遭际之后，一旦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自己留下了多少荒诞不经的脚印！
从五十年代的“红卫兵”郭沫若、老舍、吴晗，更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到六十年代真戴上了红袖章的红卫兵；
从批《武训传》、《红楼梦》的唯心主义研究、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到批“合二为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海瑞罢官》、《二月提纲》……
从被毛泽东批示“照发”全国、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典型清华大学，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在不到6000名教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达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所谓“清查反革命”等运动中受冲击批判的2000人，全校受立案审查和冲击批判的，竟占教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到几乎任何运动乍起之刻，都要来此割肉祭旗的中国文坛：根据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印发的文件粗略统计，在十年动乱里，大约有200名以上的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自然，在官方悼词里，迫害者千篇一律是林彪、“四人帮”……
没有永远的“团结”，只有永远的斗争。
没有永远的“摘帽”，只有永远的改造。
没有永远的“真诚”，只有永远的韬略。
犹如一节挨着一节被嚼尽了汁液、最终化为一地残屑的甘蔗。
好似一代又一代都在受着伤害、而且得自己为自己擦干血迹、自己为自己打好绷带的橡胶树。
只有到了文化全面毁灭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烈境地，多少年以来，像先天不足的软蛋壳、孵化不出一只生命的青鸟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有了痛定思痛后灵魂的大躁动，也才有了新的人格成长起来的思想养料……
48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萧乾是以一种奇特的祸福观当作枕头，以挺过了长达十年的噩梦：
如果1956年自己不曾忽然受到重视，不曾被邀去听那场“引蛇出洞”的报告，那么大鸣大放期间，自己肯定依然是一只头牢牢缩进壳里的乌龟。
然而，1957年戴上右派帽子，却又使得自己在1966年成为了一具没有油水的稻草人，人们的“梭镖”，在稻草人身上捅了几下后，很快便没了兴致，和老舍、吴晗等人的结局比起来，自己反而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一场噩梦过后，每逢外国朋友问起他在1957年的遭际时，他总说那是一次“塞翁失马”。
陈仁炳靠着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以驱赶心头蝙蝠翻飞于暮色般的惊恐。因为家里信基督教的缘故，小时他受了礼。人近中年，他又着了魔似的受了马克思主义之礼。解放头几年，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不辞辛苦地去许多单位讲授马列主义和辩证法。1957年，他却被打成异教徒，尽管如此，他对这红色宗教仍未敢有丝毫不恭，及早作了相当“深刻”的忏悔，被当局视为低头认罪的右派，在1960年便被列为第二批摘帽。
“文革”初期，他家里成了公众的一个小小的迪尼斯乐园，一伙人刚满载而去，一伙人又聚啸而来，砸烂窗户，捣毁钢琴，妻子的珠宝首饰悉数收去，他的字画古董、满墙书籍也洗劫一空，仅一回抄家，书就装走了两卡车。每天夜里，不到十二点不敢睡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要到此尽兴的“游客”。怕吓着两、三岁的儿子，妻子不得不抱着他，整日里躲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似雏鸡躲去了母鸡的翅膀下，陈仁炳终于回到了幼时的皈依中，每日临睡之前，他都和妻子作一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请你以无比仁爱之心，引导我们走出这苦难的尘世……
不知是由于上帝之光在冥冥里的庇护，还是因为他一贯所持的谦恭态度，此后，他的境遇平静了许多：
他当上了复旦园里的勤杂工，冬天，他去幼儿园或是哪个领导家里装炉子，安暖气管，夏天快到时，他又去拆掉管子，装上风扇。他是以工人的身分退休的，每月退休金57元。退休后人也闲不住，不是打扫公共卫生，便是帮街道搞搞宣传，曾被评为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
孙大雨去莎士比亚笔下的世界神飞心驶，排解了现实世界对于自身肉体的一回回折磨。
1967年5月的一天，他在卢湾体育馆遭批斗，被打的昏死过去，此次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
次年4月28日，他第二次被捕入狱，关进一间只有十几个平米却住了14名犯人的号子。在光线晦暗、空气污浊、有如洞穴的日子里，只有人的声音在证明这里并非史前洞穴。他也投进了自己的声音，可这声音总能被狱方猎狗般利索地从一片窃窃私议里给叼出来，不是贩卖了“封资修”的黑货，便是将矛头指向了姚蓬子，因而，也就指向了此公当今炙手可热的公子姚文元……
他先给戴上了半个月的背铐，再被戴上了半个月的手铐，除去吃饭、大小便，手铐一直放不下来，将两个手腕给啃得皮开肉绽，鲜血涔涔。监狱本有规定，对犯人只能叫囚号，不能称姓名，监狱管理员却向犯人们宣布：1083号的名字叫孙大雨，他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上海有名的反革命，今后你们不仅要同他划清界线，还要帮助他认真改造。
犯人们心领神会，动辄对他拳脚相加，连他一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也时常被众人抢去分吃了。次年春天，他被打得在号子里休克，经提篮桥监狱医院紧急抢救，他才幸免于死。
1970年12月15日，像忽然将他逮捕，又忽然将他释放，二年另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折磨得他耳朵失聪，骨瘦如柴，体重由原来的178斤下降到92斤，而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回到徒有四壁的家里，孙大雨仍像困在铁笼里的狮子，在房间里团团转悠，咀里不住地长吁短叹：如果莎士比亚的原著在有多好，我可以了结几十年的一个心愿，还莎士比亚剧作一个真面目，让世人看看我孙大雨翻译的莎剧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风格。
在他眼里，莎翁的作品既是可供演出的剧本，也是有韵律有节奏可供咏叹的诗文，可在国内已有的译本里，远未能表现出后者妙如天籁的音乐感……
他的夫人孙月波顾虑再三之后，拿出了她在抄家时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几本原版的莎剧剧本，他欣喜若狂，开怀大笑，笑声恍若漫过原野的春风，哗哗地抖开了一面面书页。
从那以后，他白天在城隍庙九曲桥扫地，晚上老伴坐在家门口望风，又拉起窗帘，在台灯上盖起一块厚布，他握着一支粗粗的自来水笔，以工整端方的楷书，在稿纸上展现那个人文主义精神犹如闪电划过荒原般照亮的伊丽莎白时代，也在一个个空格里，填进自己被几十年心血凝练出的卓识与严谨。
继反右之后，又在“文革”的磨难中，他先后翻译出《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拜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罗米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七部莎剧，加上早年出版的《李尔王》，他共译出22332行语言风格与人物性格一样鲜明的诗句……
在沦为囚徒的右派里，更多的人靠着扳指头，迎一次次日升月落，送一回回春凋秋残，以打发那几乎似水蛭趴在水面上动也不动的苦难年代--
1973年春天，离林希翎的十六年刑期只差两个月，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个曾是“一支带刺的玫瑰”的女子。
林希翎得以提前释放，出狱时，发还了过去没收的她的军装和军队干部转业证，并被告之：从今以后她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帽子，将分配去浙江省武义县农机厂，作为一个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在政治上、生活上享有其他职工同等的待遇。
她以一个37岁的老处女之身，出现在蔽塞、半山区的武义小县城，宛如在一口油锅里扔进了一把豆子，好奇与猜测，便在她身边弹跳开来：这一定是一个有着严重生理缺陷的女人，抑或，这是个性格孤僻脾气乖戾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