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力共11万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一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一万支枪，5亿人里1亿支枪，6亿人得1.2亿支，没有这么多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地委书记不会想到自己肩上还压着办兵工厂的责任，显然觉得有些意外：
“我们……不会造枪。”
还是在当年井冈山朱毛会师的仪式上，作为第四军党代表兼第八师师长，挎了一会匣子枪，仪式一完便将枪交给了警卫员，此后再没有摸过枪的毛泽东，却显然喜欢“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不要县里造，但一个地委可以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一支枪，30发子弹，叫他们平时学打靶，这就是全民武装。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工农商学兵，要有兵，要发枪……”
在安国，毛泽东下得车来，站在公路上，望着阡陌如裁的田园，麦浪叠金的庄稼，一面面红旗和写有豪言壮语的彩旗猎猎飘扬，犹如穿行其间的飞舟……
那股由此而联想到巴黎公社的激情，又充盈了他的胸臆。巴黎公社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眼下的中国，也必将引起世界的瞩目。
他问一边菩萨般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安国县县长：
“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
巨大的幸福感，和节日焰火般的憧憬，双重地压在了县长身上。他好似阳光下的奶油蛋糕，快要溶化了：
“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
毛泽东舒坦地笑了，又进一步交代道：
“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
此后，毛泽东又视察了河南、山东和天津。
所经之处无不一片丰收景象，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无不热气腾腾。他在被“大跃进效应”深深陶醉的同时，又在各地撒播了“毛泽东效应”，以徐水为例--
他离开的次日，县委召开全县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其后，各户私有的部分农具、牲口、房屋、树木等等均转为公社所有，生产资料入社折价款决定取消，各公社实行或准备实行工资制。
他离开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怀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来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产主义的试点。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中央、省、地和县各级一百多位干部组成的班子，对徐水的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田园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拿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又在一个月里，拿出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
这一试行草案规定，全县公民“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
于是，家家砸锅炼铁，户户不再冒烟，人们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饭，就连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为了根除私有制，干部的工资停发，改为津贴费，县级干部每月9元，科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每月2元。在搞得彻底的地方，家里的箱箱柜柜都收为公有，可以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的都归公了……
在此基础之上，9月间，成立了实行县社合一的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在设置有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法公安部、军事部、工业交通邮电部、农田水利农业部、妇女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15个主要部门外，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道，内称：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上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这是原本在中国现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徐水一段最风光的日子。
这风光来得如此迅猛，如刚刚还晴空朗照的平畴上兜头泼来的滂沱大雨，让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
它又如此真实，每日里车水马龙，黄尘滚滚，全国各地来此朝拜共产主义“麦伽”的人们，似过江之鲫，仅至10月底，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930多位。
徐水的老百姓，在一种半是梦幻、半是现实的状态里生活，说是梦幻，除去扛枪当兵，或是落草为寇外，吃饭不要钱，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儿；说是现实，每日里走进食堂，面对一桶桶白花花的馒头、米面，你敞开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对于敞开胸怀尽情拥抱风光和荣誉的在徐水的各级干部来说，他们则大体上处于一种没有喝酒却似喝了酒的醺然状态，除了自己姓什名谁没有忘记以外，多半他们已经忘了这是在尚一穷二白的中国，这是在泥屋、柴棚尚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为是在十月革命前夜那灯火辉煌、万头攒动的斯莫尔尼宫。
可与布尔什维克们手里那闪耀着历史冷峻光泽的枪杆比起来，此地用来升起“共产主义”旗帜的枪刺，却是一件以谎言制作的、浆糊还未干的道具。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高举它冲出徐水、“攻打”中国之时，于烧得全身每个细胞都沸水般嗤嗤冒气的激情里，终能萌生起几丝胆怯？
毛泽东是制作中国政治风景线的大师，当然不会降贵纡尊去制作一件道具，因此，他不会有胆怯之意。相反，在这由一件件道具拚凑成的中国政治风景线上，他看到了自己即将要通过现实共产主义的窗口，去和理想共产主义窗口里那个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马克思，热烈地握手--
离开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各取所值”虽是法律规定的，但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要考虑取消薪金制的问题。柯庆施将毛的这个讲话，告诉了在上海的张春桥，后者立马据此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上海影响颇大的《解放》半月刊上，从此，“张春桥”这个名字，刻进了毛泽东的脑海……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预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就将提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他并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2日，陈毅在广州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的一段话：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还指出，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11月6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河南省范县规划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报告，里面如是描绘了那即将唾手可得的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在该规划上批道：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在高层，像周恩来这样双眼平和似秋水，而其实对于举国风生水起的“大跃进”，在额头上却长了冷峭的第三只眼睛的人，并不太多。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年》一书，逐月逐日地记载了党的重大活动和领袖们的重要言行，从中可以发现整个1958年，堂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像是销声匿迹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鱼儿露出了水面，这天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多数领导人，则应和着毛泽东敲出的如火如风的激亢鼓点，在云里雾里，不辞辛劳地踩着“大跃进”的高跷，比如--
58年7月，刘少奇在视察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后，同工人们举行了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同年9月，刘少奇又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的情况。
在开封，他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办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上课四小时劳动，要比较稳定，搞它8-10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10月3日，刘少奇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如数家珍地谈起人民公社：
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做二三年之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现在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二三个，请农民进工厂，消灭城乡差别。
这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和河南省的“教育革命”情况。
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在北京农业大学，他交代，一个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那么十几块牌子。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10月12日，在河南他指示：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犹如人总是难以忘怀自己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个恋人，人也总是难以忘记自己青年时代的旧梦。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的毛泽东，便在《学生之工作》一文里，论及了他对于一种“新村”的憧憬：
“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里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每人从事“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鸭鱼”等劳作……
对于一个莘莘学子来说，怀有一种“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这个年纪蒙胧怀春一样是自然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总是向往有一块宁静如诗的桃花源；在充满压迫与剥削的社会，人们总想寻一片自由、平等之风和熙吹拂的绿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如“新村”一类乌托邦之憧憬，其实正是人类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童话情结”。不但孩子们需要发育心灵的童话，成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严峻抗衡中，作为心理补偿，也常常需要这一类“童话”。
童话终究是童话。
当毛泽东将其青年时代的旧梦，和着他回眸火焰与硝烟中的巴黎公社时的激情，一起搅拌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就很难有美好与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经济似茫茫云海的农民大国，强制性地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变为大一统的公有制，并期待以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来架设一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宏伟金桥，这就不但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于脑后，也置基本的社会分工与基本的人性于不顾了。
“大跃进”恍若一头疾似旋风的野牛，冲进了中国古色古香的瓷器店，让农村不像农村，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乃至家庭也不像家庭。后者还不仅仅体现在砸锅炼铁、箱柜归公上--
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讲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本人也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却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毛泽东则在“大跃进”时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彻底消灭不了私有财产……
大跃进的发动，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已被日后一场异常严酷的大饥馑所证实。
在卫星密如飞蝗、冰雹的日子里，社里骗县里，县里骗省里，省里骗中央。
在卫星放得堪称全国第一的河南省，有一个县的城关公社，上级来人检查粮食收成情况，公社干部领着他们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粮食满囤满圈，出了门，在街上转了几圈，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去，一看，又是粮食堆得欲涨欲裂。实际上还是原来那些粮食，而且，下面都堆了一层高高的禾草。难说这上级是真浑然不觉，还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欺骗有理。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在郑州看到了刚刚开过的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其中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在发言里公然讲道：
“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
如此等等七、八个铺排，结论便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