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子宫里受西方文化射精而发育长大的儿子；
与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是，在一百多年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两难处境，一直在困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放下了困扰，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虽不见得远大、却最为实际的道路，因此，才得以与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变革力量的代表，相逢在这条道路上。
如果说毛泽东的心理结构上，有着农民、士大夫、革命者的三种成分（见晓峰、明军主编的《毛泽东之迷》），而且，后两者成分并未使毛泽东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他终生背负着农民的文化形态；
那么，在周恩来的心理结构上，则有着现代学者、士大夫、革命者三种成分，而且，后两者成分也未能消磨去前一种成分对他铭心刻骨的影响。
他命运的华彩乐章，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的观照下，舒展着自己的人生；
他命运的低调段落，总是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与农民的文化形态的冲突下，委屈着自己的人生……
37架在火上的羊肉串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双百方针和发动的整风运动，周恩来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了；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刚刚有了五个星期的自由讨论，毛泽东便作出的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周恩来的焦虑与沮丧，也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反右斗争里，他确实保护过一些人，有些人他保住了，有些人他没有保护住。
据韩素音了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力图保护政府中非共产党员部长，即使那些部长也提过一些批评意见……周恩来说：‘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多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没有打成右派。’”（《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正是反右斗争高潮时，7月里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约见文艺界人士，名单中有已经在报纸上公开批判的吴祖光、萧乾。若不是中国作协的领导讲话了：“这是周总理定的名单，你不能不去”，萧乾实在没有胆量再进中南海那扇朱红色的大门。约见时，周恩来又特别将他们两人叫起来，以明确无误的口气称呼他们为同志之后，要他们正确对待批评，早日放下思想包袱，和同志们一道轻装前进。
回到家里，萧乾喜形于色，对妻子文洁若发了一番党真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感慨……可第二天，该怎样批他还是怎样批他，他还是个梦里发财醒来卖豆腐的王老五。
吴祖光的幻觉，比萧乾的多维持了几日，周恩来约见的第二天，他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贴出了他写的《风雪夜归人》的海报，他以为自己的戏可以演了，自己人也就还在时代的舞台上。岂料，随那海报很快的被覆盖，他也一脚被踹去了台下……
从反右斗争中和反右斗争后，周恩来对一些人的情感倾向里，我们能发现对他想保护的人，一定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
1958年4月，冰心的丈夫，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的吴文藻先生被“补课”补成了右派。受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1950年，凭一张美国耶鲁大学的任教聘书，以去美的理由才得以离开日本回到祖国的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回到国内来反呢？”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的冰心，还只能要丈夫好好地“挖掘”思想根源，她知道他无论在做学问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个绝顶认真的人，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条“黑道”上走下去。这对于一个少女时代便写过《春水》、《繁星》一类的美文、心灵也始终像春水、繁星一般清纯的冰心来说，无疑便有了几乎压迫得她透不过气来的双份痛苦……
一天，门外来了一辆小车，将她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她一见到了周恩来夫妇，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腔悲愤似带雨的满树梨花一样绽开了：
“如果文藻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离毛泽东一箭之遥的地方，周恩来夫妇听完冰心的倾吐后，说了几句冰心也不得不在丈夫面前说的“挖掘”一类的话，但最后一句话，冰心永远地记住了：
“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
次年12月，吴文藻先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这在全国是属于为数极少的第一批。
1959年9月的一天夜里，周恩来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和以往的习惯一样，看完戏，他总要见见演员。在场的有一位演员的丈夫叫苏丹，是搞灯光设计的。当年在重庆，周恩来常来看话剧界的演出，彼此当时就认识。这时，他又看到了苏丹，便问：
“苏丹，你也在人艺呵？”
“不，我在中国评剧院。”
“你怎么搞评剧了？”
“是新凤霞将我拉进评剧院的……”
“新凤霞”三个字，恍若几点迸裂的火星，让周恩来的浓眉陡然悸动一下，他马上问：“吴祖光现在哪儿？”
“去了北大荒……”
“新凤霞呢？”
“她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据新凤霞说，“1957年我受丈夫牵连，领导逼我离婚‘划清界限’。我想到祖光没有反党的心，全是为党好；但他不被党理解，我可不能不理解他，因此，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见《周恩来和艺术家们》）
周恩来大概不明其中就里，可他马上说道：
“新凤霞是贫苦出身的民间艺人，我很了解。你赶快回去告诉你们院的负责人，让他们赶快摘去帽子，去了处分！”
半是惊呆、半是雀跃的苏丹，连夜去找了中国评剧院的党委书记。书记和院长一碰头，白天还在院里对新凤霞的批判会上，声言她给丈夫寄去一盒食品是“犯罪”的院长，深更半夜叩响了新凤霞的家门，要她赶快写一份要求摘去帽子的报告。
一切都像发生在梦里，一切都像踩在急如星火的鼓点上，次日上午八点交的报告，九点便开全院大会，书记在会上宣布：鉴于新凤霞认真接受改造，摘去她的右派帽子，并恢复原有的级别待遇……
浦熙修一被打成右派，便深知自己这个右派的分量。
在此之前，她去上海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石西民来见过她，告诉了她一个可谓是“通天”的消息。回到北京后，她又去见了妹夫彭德怀，彭老总认真看完她写的一份检查后，面对她一脸的惶恐，连声说：我看写得不错，认识了就好，没事，没事……但她还是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这便意味着，她是个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右派。
她估计自己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一定被撤去了，岂料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时，她仍然接到了赴会的通知。一天开会时，她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周恩来，正想将自己的身影藏匿进人群里，周恩来一眼看到了她，并向她招呼道：
“熙修，熙修，你过来呀……”
口气未变，神情也未变，眉宇间溢出的还是往日的那份亲切。她不得不走了过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想起过去在他身边的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眼下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似乎清楚她的境遇，自己接着说了：
“有错误也没有关系嘛，人活一辈子，哪能不犯一点错误呢？我就犯过错误。你得鼓起勇气，从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来……”
事后，浦熙修了解到，她这个政协委员得以保留下来，是周恩来给关照的。而且，对她原上报的处分意见是从行政11级降为16级，批下来却是降为13级。13级，正是所谓“高级干部”的门槛。不能再干新闻工作了，又是周恩来，将她安排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以后较长时间里当了文教组的副组长……
在反右斗争之中和反右斗争之后，受到过周恩来的关照、使之一辈子对他感激涕零的事例，要写还有很多。但这并不意味，在反右运动里，周恩来对肝火大动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读读1957年6月26日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比起手执批判的砍刀，拿破仑般四处征伐的吴晗来，这个报告的火力要集中些，却也是一门弥漫着浓烈火药味的加农炮。
如果说，这是一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作的官样文章，并不能说明什么，可在非众目睽睽的场合，通过他对一些关键的人和事的处置上，我们仍可发现在1957年这堵由无数冤魂堆砌而成的墙上，若明若暗地闪动过他铁石般的面影……
倘若不是57年3月周恩来的那次召见，尽管王造时与其他几位“君子”比起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但已经甘守寂寞的他，总能躲过反右斗争的风浪。正是周恩来与他的那番促膝长谈，使他深信，因当年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而与党之间形成的一层“薄膜”已消，并为“您那冲旷的胸襟、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而“深深感动，永不能忘……”（王造时1957年6月12日致周恩来的信。）
于是，回到上海后，便开启了自己多年的沉默，投身于整风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给周恩来发出信的当天，他便当作上海的“大右派”给在报纸上揪出来了，在一篇由十个人共同署名的长文《揭露王造时反动言行的实质》里，不但批判了他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而且，那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又被当成杀手锏掷过来，并声称：其实出自于周恩来的恢复救国会的意图，为他本人的“阴谋活动”。
既有历史罪恶，又有现实反动言论和活动，他便激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愤怒和声讨，当年在敌人法庭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他，如今却有口难张，有咀难辩，6月22日，王造时不得不在这迅猛的洪水即将淹没自己之时，再度给周恩来写信，全文如下--
恩来总理：
6月12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分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恐。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迭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
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增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害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亦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一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有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亦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休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亦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病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增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犹如鹿之中箭，鸟之扑网，这是一封字字喋血、行行溅泪的信……
好似黄鹤杳然，泥牛入海，这又是一封不见丝毫回应的信……
不知岸上是否正徜徉着那浓眉下闪电般惊悸的目光，知道的只是王造时沉没了，似一块重石般急骤地沉没了……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了粮食部部长的职务。
在撤职前夕，周恩来找了章乃器谈话，后者在他的《七十自述》里，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去西花厅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两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
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
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意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对于章乃器，周恩来不可谓相知不深，作为当年深受共产党人称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时期他去安徽主持该省财政，正是接受了周恩来关于协助新四军的嘱托；建国以后，他担任第一任粮食部部长期间，工作勇于负责，多有建树，毛泽东多次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周恩来也组织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他介绍粮食部的工作管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