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周恩来这本书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
“需要化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
仅仅一年时间，周恩来便懂得了毛泽东所谓民主的含义。
要了解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的心态和境遇，我们就得先读懂周恩来这本书。正如写了《周恩来传》的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的一个说法：周恩来童年时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
周恩来的二叔，刚刚20岁时，便染上了肺结核，到处求医抓药，仍缠绵卧榻，咯血不止。最后想到的主意，是将他过继给新婚燕尔、尚无子嗣的二叔，以便冲喜消灾。结果是消灾不成，但因为有了儿子，二叔的牌位得以放在祖宗的祭坛上，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之外，又有了一位嗣母陈氏。
万氏文化不高，但生性慈祥、温柔、宽容大度。陈氏才学出众，处事精细，自己新寡，闭门不出，也将童年的周恩来整日关在房里念书。他4岁时，能读写好几百个字，6岁便可朗朗背诵古诗。在陈氏给他讲的故事里，最多的是关于淮安这地方自古以来英雄豪杰的故事，其中一位便是韩信，正是此人耿耿忠心，辅佐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登上了汉高祖的皇位……
在两位母亲的濡染下，周恩来仁慈、礼让、好学、好静。他又是长子长孙，在一个有着儒家传统、日渐败落的绅士大家庭里，这一地位无疑使他有了支撑门庭的责任感，也磨练出他周旋于种种家庭矛盾和处理纷繁巨细家庭事务的能力。《周恩来传》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还只有10岁时，他便把家族亲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了日子便去借钱送礼，张罗应酬。如何不失面子和必要的礼仪，又得兼顾羞涩的囊中，在这里梳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和理财的水平，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10岁孩子的智商……
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毛泽东的童年时代，他对斯诺讲过那时父亲是“执政党”，他和弟弟、母亲则是“在野党”，并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脾气暴躁、有一点闲也要催他下地干活的父亲。他13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当着客人的面，父亲骂他懒而无用，他也回骂起来，眼看父亲就要动手，他撒腿跑出家门，直跑到一口池塘边，对追来的父亲说：如果再逼他，他就要跳进塘里。结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也跪下一只脚向父亲磕了一个头。
他对斯诺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驯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显然，在一个所有的生活乐趣都被土地所淹没、所有的生活秩序也像四季交替一样刻板的小康农户家里，毛泽东所需要的，恰恰不是周恩来所希冀的安宁、和谐与维持，他自小张扬的是一种叛逆与挑战的个性。
周恩来9岁时，生母万氏因贫病忧愁而遽然去世，一年后，嗣母陈氏又魂归道山，家景凄凉使得他的叔父和婶母总在家翻箱倒柜，以便“找出一些衣物、瓷具、书籍和字画，让恩来拿到淮安城里的当铺去典押。当铺的柜台高高在上，好不威严，使来典当的人顿生畏惧和自惭的感觉。恩来年幼个小，不得不把双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才能把要典押的东西放到柜台上。当铺老板轻蔑地拨弄着典押的东西，皮笑肉不笑地讥讽道：‘你常来，你家一定是十分富有。’小恩来默默无言地站着，控制着脸部的表情。他就这样学会了从不暴露感情，从不流泪。他拿着朝他扔过来的钱回家了……”（《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1910年春，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堂伯父家寄居，从此开始了他东北、天津、日本、法国的青年飘泊时代。
在沈阳，新学堂的费用是旧学堂的三倍，伯父还是将他送进了新学堂学习。就是在这儿，他读到了达尔文、卢梭、穆勒等人的西方人文著作。在天津，他就读的是由两位有识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南开学校，一位是清末翰林、却认为必须把西方教育中最好的东西引进中国以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解救出年轻一代的严范孙，另一位，则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张伯苓。
建校的头几年，该校从美国教会获得资金，从英国请来英语和数学教师，课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外，还有英国文学和生物、化学、代数、地理等。在南开，他首次读到了在中国思想的天空上正鼓动风云奔走的《新青年》杂志，认识了在这天空上闪电般狂舞与辉映的梁启超、蔡元培和吴玉章。
他无疑是个满怀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毕业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赴日本前，给同学留诗一首，更表明他将是一个旧制度的掘墓者：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颇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期间，因发动学生驱逐校长张干而要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同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周恩来，却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赏识。
严范孙非常宠爱他，乃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做自己的女婿。张伯苓则在他毕业时给作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另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渴望一种志同道合的团体生活，前者发起、组织过新民学会、船山学社等不少团体，并始终担任要角。毛泽东的这一敢为人先、争为人先的劲头，在他早年虽还不能证明是他写的、他却当作座右铭般抄了的一首《咏蛙》诗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后者，虽在南开也为学生组织“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由衷地推举另一同学做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在当时写给好友的一首诗里，他这样表现了自己的真诚心情：同侪争疾走，
君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此外，16岁终于走出庄稼地、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在岳麓山颠的晨浴里，在橘子洲头的咏唱中，很有几分自视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种材料，或者如斯诺所说是“义和团设想的、由于神力具有的、可以把腹部袒露给外国人子弹”的那种材料。
这种钢铁般的材料，也眷恋韶山的松涛和日出，品味故土的亲情与温馨，却绝不会为它们所牵扰。因此，青年毛泽东写的家信很少，每有假期他也更愿意同朋友一起去游学天下，品味社会。只有在母亲病故以后，他一颗游子的心，才星驶回慈母的灵前，并写出一篇哀恸无比的《祭母文》……
周恩来虽也怀鸿鹄之志，但在对群体关系的寻求中总未失去个体。在南开读书时，他常在作文里抒发“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的感情，有时这种感情竟折磨得他“泪盈枕席，夜不能寐”，尤其是在年节时，眼望千家灯火，万众团圆，他常觉茕茕孤影，并发出“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亦何如？”的悲叹。
即便他20岁东渡扶桑之后，闻讯久病的叔父去世，他马上想到的便是“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
尽管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日渐在他眼里变得高于一切，可对于故土、亲人，对于自己该了未了的责任感，似周恩来心头总也抽不尽丝的一颗蚕茧……
出落得浓眉炯眼、一表人才的周恩来，便是以这样的文化剪影，走进了中国风云跌宕的二十世纪，也走进了他和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貌似牢固、还有几分神秘的关系中。
如果说，毛泽东善于写意，舞金戈铁板，唱“四海翻腾云水怒”；
那么，周恩来则善于写实，操吴侬软语，吟“小桥流水人家”。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希望对方为新中国提供“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穿着高跟靴也显得比毛泽东矮的斯大林，却没有多少热情，对于已经宣称拒绝承认旧政权所签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他满腹狐疑，是不是除了1945年蒋介石拱手相让的旅顺港及东北铁路，连十九世纪沙皇获得的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前这土头土脑的家伙也想要了回去？
于是，“谈判陷入僵局，毛脾气则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在毛的力争下，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签约。
“周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陪同他来的，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周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绌。莫洛托夫也变得随和起来，周也不会激怒斯大林。这位天生的外交家温和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于是，在毛泽东出入于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大剧院，或是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风景如画的别墅里，拜读《彼得大帝》、研究拿破仑的时候，一个好看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一个好吃的东西--总数为3亿美元、5年交付的贷款，装上了毛泽东返国的专列……
周恩来严谨、细腻，追求完美。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设计出所有新的货币，送到他案头，他除逐一观察新货币的图案、大小和印刷质量，又指示人民银行，得收集旧政权发行的包括各地军阀印制的60多种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以此让后代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他读到一份香港杂志，上面刊有一条中国12世纪的两幅珍贵字画正在香港出售的消息，他马上一个电报，打到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乔冠华，责成他立即去买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1952年国庆节》。周恩来特别交代，请柬要制成写名与不写名的两种，以便让当时敌视中国而不便邀请的国家的记者能自取。结果，西方国家的记者来了不少，并为影片中所表现的那建国之初朝气蓬勃的建设劲头所感染。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在那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和飞机声中嗅出了一股“军国主义”的气息，周恩来得知后，又指示再放一部戏曲片《梁祝哀史》，他要让姹紫嫣红之上萦绕中国人民美好、善良天性的那对蝴蝶翅膀，扇落去那位记者先生太过敏的嗅觉。
工作人员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了一份长达十五、六页的说明书，他接过来一看，马上说道：真是党八股，对牛弹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他自己动手，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这份说明书--“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果不其然，放映时，场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啜泣声，结束时，各种肤色的观众仍如痴如醉，全场静默一分钟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在毛泽东看来，多半是雕虫小技，是地面上蚂蚁搬家、枝头上墨燕垒巢的干活；而他自己，则是云天里的一只白鹤，高蹈远举，气韵飞扬，他去关注、解决的是搅得古今哲人们不得安宁的那些形而上的问题：诸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的沦丧、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的矛盾，以及树欲静与风不止、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
周恩来干练、老道。
就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革”期间了，“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像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的话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
以致于他的秘书之一浦寿昌先生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
宛如悄无声息爬上地平线的晨曦，却一点一点坚韧有力地吞没掉大地的暗色，周恩来总是不露痕迹地借别人的鸡孵自己的蛋，让他人的牌来和自己的牌。
“1972年初，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说，邓小平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立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到1973年3月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就发出了。周很快为邓的复出作出具体安排”……
就后者而言，最能表现他对人性、国情与党情深刻洞察力的例子之一，就是他在对自己夫人邓颖超的安排上。
“他目睹了刘少奇的情况：富有魅力和聪明的王光美受到丈夫的宠爱，抛头露面，而使刘的处境更加糟糕。他也目睹了林彪把妻子抬出来塞进政治局，而她帮助林制定了疯狂的阴谋。还有毛的夫人蓝苹--江青，在延安窑洞时期受到毛的宠爱，而现在人人恨她又怕她，把她叫做白骨精……”
“周决意不让邓颖超陷入权力的罗网。小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精神同意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只是在周去世以后，1976年12月人大四届三次会上，邓颖超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以上引言均见《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
以上四位女人大开大合、令人喟叹的命运，其实都是被这四位男人所塑造的。前三位女人，随丈夫的显赫而显赫，最终不是未能善终，就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唯有后一个女人，以丈夫生前的沉默，才换来了丈夫死后的显赫。
周恩来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与一生中只两次出访过苏联的毛泽东相反，他早年到过日本和欧洲，建国后又出访过亚洲、非洲、东欧许多国家。他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发现，在翻译还未开始将自己的话译成中文之前，周恩来其实已经听懂了，而且，他还偶尔纠正翻译的译文，以便使尼克松能更精确地明白他的观点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晤谈中，每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毛泽东总是说：
“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去讨论。”
尼克松这样评价周恩来：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笔者注：此人为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恩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领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