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走去了学院琴房外的走廊上，不少大字报上的意见使他产生了共鸣。他自少年起便以部队为家，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它的长处与弱点，四年的深造，则更使这一认识在理性上得到了升华。
刚放下行装，就有人来通知他，他将参加机关的运动领导小组。并指了指外面的大字报栏，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近似于解放战争里战士们常点评蒋介石的话：这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好蹦哒了！
他漠视了组织的信任，更糟糕的是，四年空谷幽兰的琴瑟生活，像一把两刃剑，在敏锐了他的理性的同时，竟麻木了他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过些日子，一次党内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会上，在听了一片伟大而又幼稚的豪言壮语之后，他实在坐不住了：
“有人说，要又红又专，这可以。又有人说，只有红了才能专，因为马列主义万能，这话就有点歪了。还有人说，只要红了也就专了。马列主义万能，所以他们本人也万能。这纯粹是放屁。毛主席、列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可毛主席会拉小提琴吗？列宁会开飞机吗？世界上不可能有万能的东西，更不可能有万能的人……”
会场当即一片哗然。
人们面色惊骇，恍若他不是独眼人，而是一条从太古时代骤然飞来的独眼龙。这在当今是一个凭着幼儿园的孩子们的智商都可以认同的问题，可在已开始了越幼稚越能成为伟大真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而且，在基本成分就是农民的一支军队里，一个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接受不了他的这番发言。
讨论会马上改成了批判会，一个又一个人站起来，手指一回回地戳向他，似乎要戳瞎他那比起人们两只眼睛来更能看见光明与真理的一只眼睛：
“刘奇峻，你读了四年书回来，为什么变得这样反动？”
“竟敢对革命领袖说三道四，你哪来如此猖狂的狗胆？”
他坦然自若：“不是我反动，是万能反动。不是我猖狂，而是唯心主义猖狂。万能论的实质就是唯心主义，不信，谁给我说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
“万能表……”有人在下面嘟囔了一声。
也许就是这么个智商，他却认定是在戏弄自己。他恼怒了：
“你放屁！连小学生都知道万能表能管几样什么东西，难道你连小学都没有上过？”
未等人们哄笑出声，会议主持者严肃地站起来，以一个严肃的决定提醒人们，这里正开展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即刻免去刘奇峻的机关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并马上就是否开除他的党籍进行表决。一声令下，同意开除的举起了手，到会的有60余人，只差7票过半数。主持者显然不满意，宣布再表决一次。犹如琴弦上突然跳出来的一个不和谐音，他没有意料到事情竟会这样发展，他急了，赶紧站出来，眼里红得似西天上的火烧云：
“有些同志真心实意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号召举手就举手。我看这样的同志不配作党员。毛主席不是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得问个为什么吗？现在，有些同志确是这样做了，你们还有些共产党员的味儿。我希望其他的同志也好好想想……”
气昏了头的他的这番话，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再一次表决的结果，同意开除他党籍的超过了三分之二。他又要站起来说什么，主持者轻松地一摆手：
“没时间说了，你也没什么可说了，现在散会！”
他梗起青筋饱绽的脖子，大喝一声：
“你放屁！事关我的政治生命，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说！再说了，这是党的会，只要还没有正式开除我出党，我就有在会议上争辩的权利！”他拿起桌上自己带来的一张最近的报纸，挥舞战旗一般在头顶上哗哗挥动着：
“同志们，报纸上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党的政策，我刘奇峻相信党的政策，像爱党一样热爱真理。今天不过说了几句维护真理的话，难道就有罪，而且罪该不赦，到了被开除出党的地步吗？”
恍若一池碧水里安然有序的小鱼，人们渐渐走空了。没有谁正眼瞧他，更没有谁回答他，一如当时的中国披着如麻如发的这类问题，宛如一个疯女，在旷野里号叫奔跑，可躲在树林里的真理并不打算出来制止……两年过后，在位于华北平原东部的团泊洼农场，发生了一起犯人未遂暴动事件，为首的三名主犯被立即枪决，20名从犯分别被加刑6年。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犯人们接到命令，每人必须在一张纸上写上四个字，还得写七遍，即“希望慎重”。于是，查清了这是刘奇峻的笔迹--暴动前，有人将强行出狱的打算写了一张条子，夹在他床头的书里，他看到后回了对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希望慎重。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要和他作对。现在只不过是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
于是，他被叫到了审讯室，在他和审讯者之间，有了这样一场对话--
“真是反动透顶！什么叫乌云一时遮住了太阳？”
“把我打成右派就是乌云遮住了太阳！”
“你凭什么不该当右派？”
“我凭什么就该当右派？”
“可你是怎么到了这儿呢？你知道，来这儿的人都是顽固不化的，可以说是右派里的右派……”
“那是他们把我骗来的。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在我的处理决定上并没有我的签字。后来，他们说，当右派也不要紧，工资不变，职务也不变，只是送到一个学校里去边学习边劳动一段时间……”
“可你究竟怎么当的右派呢？”
“因为……我骂了他们三个‘放屁’……”
除了薄一波所概括的几近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能从鹭鸶腿上割下肉来的无限上纲之外，在反右斗争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犹如雪崩一样纷纷倒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1957年，在继1955年小试锋芒之后，已英姿飒爽地去封建社会阴暗、潮湿的墓穴里，大面积地挖掘一具千年不见化为泥土的白骨--株连：
陈沂的三个秘书，在陈沂被打右派后要他们表态，三人都不说话，三人都被打成右派；
据说，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全国的株连者达到上千。黑龙江的一个工人，本不在划右派的范围，只因为说了一句：“这文章写得不错”，还是不吝指标地让他当了右派，并被开除公职，吊销城市户口；
1956年秋，中宣部部务会议作出决定，复查、甄别“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除指定由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主持其事外，还调来前黑龙江省副省长杨雨田担任办公室主任。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及近2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以确凿无疑的材料否定了这个冤案。
反右斗争一来，不仅丁玲、陈企霞和这一“集团”的十多名成员全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就连李之琏及复查此案的主办人员张海、崔毅、黎辛等人，也都被划右，或是受到党纪处分。其实，李、张、崔、黎等人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与丁、陈等人，本无来往，有的甚至从未见过丁、陈的面；
据说，因与“大右派”林希翎的联系，而被划为右派，或是成了划为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的，仅在北京的就有170名，而在全国各地则不计其数。
这种联系，一是工作关系，如林希翎1956年在北京东四人民检察院实习期间，办过一个案件，法学家、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女士，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分，来院视察并恰恰过问了这个案件，两人为此打过一阵交道。反右斗争中，这便成为了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与高等院校右派学生的头面人物相互呼应、相互勾结的证据。
再一种联系，是一般朋友关系，如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均是因为以上三位中央委员接见林希翎时陪同在座而开始认识她，此后，除曹治雄与她发展到两人相恋，吉世林只是奉谢老之命给她写过一封信，通知谢老想再见她一次；蓝其邦，则按吴老之意来看过她几次，并转达了吴老的话，结果这三个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其中，最惨的是吉世林，赶回老家当农民，母亲悲愤上吊自杀，妻子闹离婚带上孩子走了……
还一种联系，则是通信，1956年暑假，林希翎作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采访了西北地区，写出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编辑部给她转来过大量读者来信。鸣放高潮时，她在北大多次演讲，又收到不少听众表示支持的来信。反右斗争开始后，人民大学党委当即审查她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她被迫交出自己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结果，在她这里留有姓名的人，均有材料转去本单位，他们中多数被打成右派……
如果说“无限上纲”还有点影子，“株连”稍粘上点皮毛；那么，下面这类右派分子，既无影子，又无皮毛，干净得似河里的卵石、少女光洁的额头，乃至色彩明朗得真正像一堆白萝卜里的一根红萝卜。其遭际荒诞不经，其命运冤深似海，不但让今天的年青人，就是让为写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而掌握大量材料的薄一波老，大概也难以想象。我想，或许某些当事者本人，事过境迁之后也会感到啼笑皆非的了--
著名诗人孙静轩，曾对诗友说：
我哪里会想到当右派呢？反右结束时，我记得欢呼“大跃进”游行已经是1958年了，那走在文艺界队伍最前面领头的是雁翼和我。我当右派，是有人说的“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事先没有人给我贴过大字报，更没开过斗争会。我大概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于是，上面找我谈了一次话。
问：“你对艾青怎么看？”
我答：“大诗人！是我老师。”
这次谈话后，在58年9月26日，这天是中秋节，当天下午，通知我是右派了。理由是：目无领导、目无组织、自由散漫……
著名漫画家李滨声，鸣放高潮时，被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用小汽车接走，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一堆群众对当前干部作风所提种种意见的资料来，请他据此画些漫画供《红旗》用。
回到自己所在的《北京日报》社后，他先画了一幅《没咀的人》，以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个身穿中山服的干部，虽气宇堂堂，却五官中缺了一张嘴巴。副题是“老实干部奖获得者”，显然，意在讽刺那些至今仍不鲜见的总在重复别人的声音、从不见发出自己声音的干部；抑或，还唤起人们对我国社会生活缺乏民主的联想……
脱稿后，他随手将其放在办公桌上，被报社文艺部的一位负责人看中了，他奈对方不何，便由其在本报上刊用了。岂料，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因此被报社第一个打成右派，他自然连呼冤枉：
“我本不是为本报画的，是你们硬要拿去报纸上发的……”
对方的回答理直气壮：“我们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曾在鸣放时便要女儿张沪提醒女婿丛维熙谨言慎行的张宗麟老人，自己在这期间一定是个“没咀的人”了，但没有咀，你有心，正是心无形，说你心里在闹“匈牙利事件”，也就无须实证。
犹如在当今频繁加快的生活节奏里各大城市流行开来的快餐，不用排队，无须点菜，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在57年已频繁加快的政治斗争节奏里，已有人发明了“整人快餐”，即“心里反党也是反党”的逻辑，或许，正是根据这一便当的逻辑，老人在教育部成了重点靶牌之一。
16岁便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女儿也冤枉，她和丈夫同在《北京日报》工作，鸣放期间，白天按领导旨意跑西郊各高校忙于采访，晚上回家照顾尚未满周岁的儿子。稍有点空，便一头扎进了怡红快绿、风情万种的荣国府、宁国府，《红楼梦》是她的一部永远读不尽的书。
按说这也是个“没咀的人”，但人总有心里失衡的时候，一次她采访回来，经过报社所在的胡同时，一辆轿车从她身旁疾驶而过，掠起一片滚滚黄尘。倘若是我辈晚生，今天走在中国城乡的大道小路上，哪一天不会有沐浴这滚滚轿车卷起的尘灰的“宠幸”呢？
也许是五十多年来这轿车的增长比起中国人口的增长来更具有爆炸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轿车实在是太少，被车灰浇着了一回，好似今天的影迷们看到了一回天马行空的巩俐、姜文；也许张沪不像我辈晚生，如稍稍钻营，也能坐上这小车，这小车在她眼里便不那样神圣，不过视为权力者一个漂亮的金属包装，于是，回到办公室，她便仿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写了这么几句：
大老倌坐小汽车，
小老倌坐大汽车，
没车坐的--吃灰……
为此，她被打成了右派。
加上她的弟弟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班级党支部组织委员，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划为右派分子。
一个并不比在这前后广泛流行的一本书《我的一家》逊色的革命家庭，就这样在1957年的风暴里被肢解、被撕裂了。
作为这个家庭对党拳拳之心的见证人丛维熙，悲悚不已，他曾写道：我百思不得其解，苦苦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历史上朱元璋火烧功臣楼……以下两人，又体现了另一类的冤枉。
一个是法学家、民盟中央常委林亨元，民主革命时期追随沈钧儒先生，一起开了家法律事务所，195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兼审判员。和胡愈之、闵刚侯一样，他也是个中共秘密党员，在五十年代，他们党员的身分还不能公开，民主党派里也没有党的组织，他们的组织关系、组织活动均在中央统战部。
整风运动乍寒乍暖、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阶段，选中了他来打开局面。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他率先发言了，以他所接触的一些案件受非司法因素的干扰为例，强调了司法界独立办案的重要性。一鱼击水，涟漪渐生，跟在他后面对此类问题发表感慨的人，也一一戏水，大抵以为这水一定是碧波粼粼的春水……
反右斗争一来，一条条鱼儿收进网中，他却暂时悠然于网外，闹得一对对鱼眼死不瞑目，无奈之下，挥泪斩马谡，以体现运动面前人人平等。他也被划为右派，并被送去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改。
另一位是金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