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从惠普到微软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发现上班不一定要打领带了，我的鞋子也不一定要擦得那么亮，以前每天都要穿的西服现在挂在衣橱里，一年最多穿三四次而已。第一次见到比尔·盖茨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他。他背着一个小包包，穿着一双布鞋，他坐的是商务仓，而不是头等仓，所以跟很多人一起下飞机，当时我差点没把他认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微软的一个风格，很平和。但是由于微软身处软件行业，它所面对的行业要求，以及它希望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包装、创造自己的产品，使得微软的创造性特别强。对微软、对比尔·盖茨而言，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有三种，一是它的专利，二是它的产品，三是它的员工。所以微软很强调员工本身的创造力，很重视员工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单独负责一件事情，这是微软公司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我到思科时，互联网正处于巅峰状态。思科公司开始并没有很突出的文化。从１９９４年到现在，思科并购了很多公司。此外，思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它位于硅谷，创办于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创办的公司中有几家是非常有名的，包括雅虎，这些公司本身就有很浓厚的硅谷气息。第二，在并购了众多公司后，思科公司文化的灵活程度也特别高，兼容性很强。到今天为止，还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我问员工，“你是哪一年加入思科的”时，他告诉我，“我是哪一年，通过并购哪一家公司进入思科的”，可能已经过了七八年，或者是六七年了，他到现在还留在公司。而一般来说，一家公司被并购后，原来的员工通常会被裁员。正是因为思科公司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所以使得不同的人到思科公司后，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愉快地工作。我在业界还没有看到其他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我想这可以算是思科公司的一大特点。
问题二：杜总您好！您是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到思科上任的，距今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思科经历了它的最高峰，就像您前面提到的，股票市制曾经有两天超过了通用，然后又跌到了最低谷。现在，在慢慢地回升。我想问一下，在这五年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杜家滨：我在内地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机会去拜访政府官员或首长，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的场合我曾经跟江主席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刻的是２００１年，有一天我陪思科总裁去见江主席，预定的会面时间只有４５分钟，从早上９点见面，到９点４５结束。但是那天早上我们从９点开始，一直谈到１１点半。后来，外交部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已经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样一个会面，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江主席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同我们谈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大家想想即使是平常我们跟朋友聊天，聊上两个半小时的机会也是不多的。在这两个半小时中，我们和江主席谈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是当中提到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江主席问我们：“美国有多少人？”我们回答说：“加上从国外进来的和长期在美国居住的人，总共有２．６亿至２．８亿。”江主席听了后说：“美国到了２００５年或２００６年时，是否可能有８０％的人口成为互联网用户？”我说：“有可能。”江主席接着问我们：“也许中国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到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中国有没有机会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数最多的国家？”我相信大家如果算一下的话，就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的人口数即使以３亿来计，８０％的人口也只有２．４亿，对中国来说，我们只要有２０％的人口是互联网用户，就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江主席怕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手机使用已经很普遍，还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忽视移动电话所带来的在中国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江主席接下来问：“今天最强势的互联网语言是英文，如果中国有２亿多人都在使用互联网，成为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数最大的国家，互联网上最强势的语言是否也应该从英文变成中文呢？”
所以，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机会非常多，这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实现我们的抱负和计划的市场。在我们看来，互联网在中国的机会是无穷的。
问题三：我想问一个与股价有关的问题。刚才您谈到思科公司的市值曾经有两天超过通用电气，即使只有两天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通用电器的总资产号称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每年的利润是１００多亿美元，跟思科的销售收入差不多。您觉得这种情况正常吗？以后还有没有出现的可能？
杜家滨：短期之内绝不可能。但是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虽然互联网到了一个高峰后掉了下来，但是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并没有随之而掉下来。互联网的使用人数持续增加，流量也每年以数倍的速度增加，那形成互联网泡沫的因素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比如，昨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１度，今天变成零下１５度，我可能会觉得今天特别冷。如果明天变成零下１６度，那我可能不会觉得零下１６度和零下１５度有太大区别。互联网泡沫时代总的来说就是处于过热的状态。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朋友每次跟我见面时，就跟我说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跟我谈完话回去就要召集三四个人，在一周之内就要把公司组好，预期在一个月之内写完第一投资、招股说明书，在三个月之内筹集到第一轮的运作资金，在六个月之内左右就可以得到第二轮的运作资金。尽管这样，他们都还在想速度会不会太慢了，因为有一些公司在三个月之内就已经上市了。同那个时候相比，我相信现在大家的脑袋已经清醒多了，而我们也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快的成长。但是，我相信思科公司随着互联网的成长而成长，还是有机会慢慢恢复的。
问题四：我曾经见过一个漫画，画着一个人被吊在天花板上接受审问，另一个人在下面大发雷霆。漫画一共有３幅。第一幅画上，站在下面的人问：“不是说好出差的差旅费要控制在１０美元以内的吗，为什么超标了？”第二幅画上，下面的人仍然在发怒，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开车的时候顺便逮只鸽子，到了酒店以后拿电熨斗把毛熨掉吃下去，可以省点钱！”第三幅画上，吊在上面的人说：“我确实照办了，但是电熨斗熨毛的速度太慢。”下面的人说：“为什么不把它调到熨麻料服装的档上？”然后漫画的注释说，被吊起来的是思科的员工，下面的是思科的财务总监。我记得五六年前就听说，思科在中国有个别名，叫“死抠”，就是“特别抠门”的意思。刚才杜总也谈到，思科２００２年的利润是３８亿左右，从各个方面省下来的占２１亿，公司的纯利润是２０％，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既然思科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死抠？从员工那里抠下来多少，包括熨鸽子和节省早餐费之类的，这些能抠下来多少？
杜家滨：如果在座有同学打算到思科工作的话，希望不要听到这番话而影响了你们的意愿。你们看看我的身材就应该知道思科还不是那么抠的。公司要求的其实是使用合理。在公司里头，我们不会去管员工出差的衣食住行，员工在外面住的不见得是五星级酒店，甚至不见得是四星级酒店，但是一定是那个城市中最安全、逃生设备最好的酒店。我们事前会派专人进行实地勘察，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一定会亲自走过酒店所有的安全通道和逃生通道。这样的酒店通常都是五星级的，所以我们的同事出差住的地方都是很好的，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抠。
此外，当客户有问题，员工需要出差时，我们办公室中基本上都有专门处理飞机票的人员，员工可以拿了飞机票就走，根本不用自己再费心去购买。我们公司员工的信用卡是由公司统一付账的，他们的误餐费通常也比较高，先通过信用卡支付，然后公司再补清。
但是，我们也会考虑我们需不需要去坐商务仓，需不需要去坐头等仓。我们的员工出差全部都是坐Ｃ－Ｃｌａｓｓ。大家知道坐飞机的话，经济仓是Ｙ－Ｃｌａｓｓ，商务仓是Ｃ－Ｃｌａｓｓ，头等仓是Ｆ－Ｃｌａｓｓ。我们公司员工坐的Ｃ－Ｃｌａｓｓ是Ｃｉｓｃｏ－Ｃｌａｓｓ，实际上统统都是经济仓。但对我来说，我坐经济仓，那个座位塞下我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旁边的两个人就很辛苦了，所以通常我就会自己贴钱去坐头等仓。而且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会要求员工当省则省，我们会想到很多方法去节约成本。举例来说，我们只安排一个人去处理整个公司所有员工的出差和报销工作。我们对员工平均生产力的要求也特别高，公司每个员工的平均生产力大概等于惠普公司、ＩＢＭ公司两个员工的平均生产力。
所以“抠”并不是说我们在员工的花费方面抠，而是说我们对他们生产力的要求抠。我们希望每个员工都懂得如何利用工具去提升自己的生产力，我们在每个员工家里都安装了宽带网，网络费用由公司负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原本需要在办公室中完成的工作转移到员工家里。公司在东方广场的办公室原来有七层楼，现在缩减为三层，这样我们省下来的房租就很可观了，这笔钱足够给每个员工的家里装上１０条宽带。也正因为如此，在“非典”期间，我们公司的工作是最少受到影响的，因为员工可以在家里直接工作。现在，我们正在着手为每个员工配置带传真功能的家庭打印机。所以，我觉得对于思科的“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压榨”员工上很“抠”，但是对于员工花钱，我们实际上并不“抠”。
问题五：刚才您提到，未来是互联网加教育的时代，所以我想问问杜总您对远程教育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