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彭德怀的催促下持续了一昼夜，敌人终于被消灭了。彭德怀在视察战场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心情极为沉重。因为，他看到战场上到处是战死的八路军战士，鲜血汩汩流淌，把整个大地都染成了血色。他开始怀疑自己坚持这么做是否值得，这么多相伴多年的战士们倒在了这里，这对以后的革命是否有意义？最终，他否定了自己，他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随后召开的总结大会上，彭德怀第一个发言：
“同志们，从结果上看我们赢了，从过程中看敌人赢了。这一切，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大会，大家就认真总结一下我这个人，狠狠地批，决不要手软。伯承同志，昨天我对你发了火，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今天，你可以冲我发火，谁让我不听你的劝告，给部队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彭德怀话音刚落，得到的不是批评，而是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大家都被彭老总这种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没有人会不原谅他，更没有人会责怪他工作中的失误。
人人都会犯错误，只是每个人犯了错误之后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这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有的领导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与失误，总想在下属的心目中树立自己完美无缺的领导形象。因为在他看来，领导就是完美无缺的，要不怎么能做领导呢？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虽然，他处心积虑地用尽一切手段、一切方法来掩饰自己、美化自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把自己的毛病全都暴露出来，同时，他的虚伪也会让大家对他“另眼看待”。领导做到这种份上，大概也就到头了吧。
相反，当领导工作上有了失误，毫不掩饰，把它摆在桌面上，让大家都看到，然后，认真总结自己失误的原因，虚心地向大家求教，效果肯定会同前一种做法有天壤之别。因为，大家不会不允许领导犯错误，问题是你的态度如何。如果你能认真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本身就已经让下属们受宠若惊了。毕竟，你是领导，领导能放下架子，虚心接受下属们的批评，相信他们不会不为之动容。人人都会原谅你的过失，更没有人好意思再去责怪你。
作为上司，如何调解下属之间发生的纠纷，实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旦公事变成私人恩怨，恐怕日后在工作中就会成为难解开的结。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实在官场上，如果有人向你发一支明箭，也足以叫你头痛的了。如果对下属间的矛盾处理不当的话，极有可能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比如，某个下属，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对他印象平平。可就是他，在某一天竟向你的顶头上司提出对你的不满，尤其是指你工作分配不均。
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你平时对下属间的纠纷处置不当造成的。中国历代官场都流行窝里斗的恶习，同事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如果掌权者能够巧妙地加以利用和操纵，便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能够控制住局势的掌权者，总是善于在派系林立、派系纷争的局面中寻求平衡。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精于此道的高手。华盛顿在组阁时，一方面让起草过《独立宣言》、精通国际关系、深受国民敬慕的杰斐逊任国务聊，同时又让具有卓越的法律、行政才能的汉密尔顿任财政部长。但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却像是“一根木桩上的两头驴子”，相互使蹄子端对方。俗话说，“一根木桩上挂不住两头叫驴”。华盛顿反其道而行之自有其道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分别代表了北方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的种植园主，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在制定政策时分歧迭出。政府的权力分配又加剧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实权却相当于。首相”，并插手外交事物；在外交上汉密尔顿亲近英国，而杰斐逊亲近于法国。英、法两强之间又是矛盾重重。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使两人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天天在内阁里打架，后来竞发展到在报刊上相互攻击。华盛顿这个“头儿”，就夹在这“两头驴子”的中间，还要有效地驱使他们，没有一点用人的点子谈何容易！
华盛顿的点子是：在对立与不和中寻求“中间通道”。用他们两人目标的相同点来消除他们手段上的差异，始终把内阁维持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不致于破裂。
华盛顿就是这样把两个第一流的人物团结在他的身边，使内阁的力量始终不减第一流水平。
无独有偶，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也是位精于此道的高手。他把和砷、刘罗锅两头“叫驴”“拴”在自己的身边，使他们两人经常闹些矛盾，双方相互踢咬，防止两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同时，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使两人围在自己的身边团团转。
据说，有一天乾隆在新任宰相和砷和刘罗锅的陪同下，游山赏景。乾隆随口问了一句：“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饱有学识的刘罗锅随口即应：“君子高，臣子低，文在东来武在西！”和砷与刘罗锅素来不和，两人明争暗斗已非一日，此时他见刘罗锅抢在自己前面，十分不快，随即相讥：“天最高，地最低，河（和）在东来流（刘）在西！”因为当时的皇家礼仪中，上首为东，下首为西，此话暗示：你刘罗锅再老再有能耐，还在我和砷的下首。
刘罗锅当然知道和砷的用心，心里也极为不满。当三人来到桥上，乾隆要他们各自以水为题，拆一个字，说一句俗话，做成一首诗。刘罗锅张口即来：“有水念溪，无水也念奚，单奚落鸟变为鸡（繁体为‘缀’）。得食的狐狸欢如虎，落坡的凤凰不如鸡”。和砷一听，好呀，老家伙骂我是鸡！岂能饶过他，“有水念湘，无水还念相，雨落相上便为霜，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告诫刘罗锅，给我当心点儿！乾隆听出了二人不和的弦外之音，二相不和，有损大清事业！于是，他一手拉一人，而对湖水中映出的三人影说道：“二位爱聊听真，孤家也对上一首：有水念清，无水也念青，爱聊共协力，心中便有清。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孤情看水情。”二人听罢，心中为之一震，深为乾隆的如此循循善诱而不降罪的龙思所感动。和砷和刘罗锅立刻拜谢乾隆，当着皇上的面握手言和了。
如果两位下属发生了矛盾，很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上司来说“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不便指明谁是谁非。于是就“和”起了“稀泥”，矛盾往往就这样给“不明不白”地解决了。
公元316年，晋愍帝在长安向匈奴刘聪投降，西晋亡。公元317年，安东将军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力主其事的便是一代名相王导。
东晋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当时，北方早就天下大乱，叛乱、夷侵、裂地为王者不计其数。南方的东晋朝廷也处于各种力量的冲突之中，如中原来的贵族力量、江南望族、皇亲国威等等。他们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各不相同，因此，王导意识到国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此时，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王导就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平衡各方关系，极其务实地消除社会矛盾。总之，面对大风大浪和急流险滩，小舟不沉就是胜利。
首先是江南望族。他们是老地主，虽然是因吴国战败而降晋，但是势力依然很大，并且与北来的中原贵族时有摩擦。当时，司马睿以安东将军之职赴任已达半年，江南望族都不曾有去将军府问候的。
王导为了疏通双方关系，特意在曲水大宴宾客，并做通其堂兄王敦的工作，让北方各士族在那天都随同司马睿的大轿前往，一时间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司马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南方知名望族纷纷上前行礼，尴尬于是消除了。另一方面，王导又对司马睿说：“自古南方为王者，必须礼待当地长老并虚心请教。”王导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拜见顾荣、贺循等知名望族，并请他们出来做官。贺循是江南土族的头领，顾荣是吴国原相之孙，他们出面支持司马睿的东晋王朝，其号召力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团结南方望族，王导不顾北方人的蔑视，平时与人交往多用南方语气，还向南方的陆氏家族提亲。陆家是吴国名将陆逊之后，声望极高，他谢绝了王导的提亲，但是王导并不在意。平时处理政事时，出身南方望族的下属有冒犯之处，王导也多于体谅，不当回事，如果子对方言之有理，还予以采纳。所以，傲气的南方望族感到与王导还合得来，与东晋王朝的关系也融洽多了。
南迁的中原贵族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王导本人是北方士族出身，自然有控制力。一次，这些北方名流在建康郊外欢宴，席间忽然有人叹息道：“此地虽然风景美丽，但终非故国景色，洛阳真是令人怀念啊！”在座诸人无不相顾挥泪。这时，王导严厉喝斥道：“正因为故国异色，我们更得团结一致，振兴晋室，哭有什么用呢？”众人于是纷纷拭泪，并发誓复国。
但是王导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复兴晋室只是内聚北方士人的公关手段，在他的内心，若能安定东晋已是极为不易的了。所以，主战派多次提出“北战收复失地”的主张，均未得到王导的支持。对于北伐名将祖逖等人，东晋王朝的态度也是消极的，因为从稳定的角度考虑，以北伐为国策并不符合南方望族的意愿，而且，一旦大事北伐，新形成的北方势力也可能危及东晋王朝。既团结北方土族又协调朝廷的关系，就此而论，王导的策略是成功的。
有一次，叛军攻打建康，将军温峤擅自将皇帝巡幸必往的朱雀桥烧掉了。皇上知道后暴跳如雷，但是温峤并不在意，连道歉的意思也没有。王导知道此事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或者它本来就是一种信号），于是匆忙赶来为温峤说情：“皇威之下，温峤不敢说话，请皇上明察。”这既保往了皇上的面子，也给温峤一个台阶下，温峤也就势道歉，化解了一场可能产生的内乱。
平时，对于各地的叛乱，王导尽可能大而化之。如此做法自然令人不满，但是王导也有其苦衷。对于一个虚弱的王朝来说，不顾一切的硬拼可能远不如忍耐一时，等待变化更为明智。当然，王导对军队力量也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譬如，他极力强化贵族的威势。有时候，叛军甚至已经占领了都城，并想当皇帝，至少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一掂量，感到军队的威势还远远不够，结果，还是得将王导抬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对于东晋朝廷，王导的策略是极力推崇它的皇威，以此号召天下。同时，又限制皇族势力的发展，使政局不致失衡。在公开的场合，王导是诚惶诚恐，礼数周到；当他独自面对君王时，又敢于犯颜直谏，甚至直言无忌。一次，晋明帝问温峤，自己的司马氏祖先是如何统治天下的，温峤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王导道：“温将军时值壮年，不熟这段历史，就由微臣代他回答吧！”于是，王导从司马懿如何清除异己开始，一直到司马昭是如何杀害魏王曹髦。诸般险事一一道来，毫无隐瞒。明帝听了不禁为之叹服，说：“如此看来，朝廷的命运也是在天之数了。”
当然，王导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高超的平衡策略，还在于王氏家族有着巨大的力量，当时谚语曰：“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导也知道，对王姓家族的势力若不加以限制，也会破坏脆弱的平衡关系。
东晋的建立，王导与其堂兄王敦出力最大。后王导任宰相，而王敦任大将军，领重兵在外。如此局面，又使得皇帝有傀儡之感，便有意削弱二王之权。王导不动声色，颇令士大夫同情，王敦则不然，他本来就有野心，干脆借口除奸而率兵杀向建康。
以当时的客观力量而言，朝廷远不及王敦，而且宫中也有议论，认为王敦造反有理。但是王导心里丝毫不愿与王敦合谋，他认为惟有司马氏才是安定的象征，王氏家族在安定的情况下，不必因此而失衡，否则王氏家族同样遭到迫害，何况以王敦的个性，一旦大权在握必定酿成大祸。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有趣的一幕：一面是王敦的造反；一面，王导却率领以四个族弟为首的20余位族人，每日清晨去中书省自请裁定。当时，朝廷虽然也有人上书要灭王门九族，王导也清楚，晋元帝不敢那么做。但是他仍通过各种渠道疏通关系，终于重新获得了元帝的信任，元帝赐其“大义灭亲，一代忠臣”的诏书，将国家大事重新委托给了王导。趁着王敦的叛乱，王导在朝廷中的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两年以后，王导发兵灭了王敦，消除了危及平衡的大障碍。本来，王敦叛乱，王氏家族理应受罚，但是皇帝却做了非常处理：“王导大义灭亲，应恕其罪至百代之后。”王氏家族从而得以延续。
公元339年，64岁的王导去世。他先后担任三代宰相，自身清廉，没有任何积蓄，然而却以其独特的平衡策略，团结了各种社会力量，在风雨飘摇之中维持了东晋王朝的存在和社会的安定。而这，又不能不说是战乱之世的一大奇迹。
我们现代的领导者，在企业处于内忧外患时，如何保证企业的稳定并求得发展，王导的平衡各方势力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势力”这一字眼，并非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领导者，事实上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怎样巧妙处理与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应该认真地研究妥善处理的方法和艺术。
各种“势力”的产生，非一朝一夕；它的消失，也决非短期内就能办到。
各种“势力”既然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有其存在价值。
每一种“势力”，都能在组织管理活动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每一种“势力”，都能对其他“势力”，甚至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微妙的影响和牵制作用。
每一种“势力”，都有着于个起核心作用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有的可能抛头露面，有的也可能“谦虚”地躲在人群里。
各种“势力”之间，既相容，又排他；既对立，又统一；既协调合作，又分道扬雄，往往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排列组合格局。
某一种“势力”的壮大，就意味着必有另一种或若干种“势力”的削弱，这种发展趋势达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随之将产生另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任何“势力”都不能永远正确，如同任何人都不会一贯正确一样。
领导者与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法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当领导者出现重大失误时，上级组织很可能挑选某一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来充任新的领导者。
领导者要妥善地处理好同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各种“势力”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然后，根据组织管理活动的需要，区别对待，用其所长，灵活巧妙地运用每一种“势力”，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领导人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利地位，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对各种“势力”起到领导、协调、引导、监督、制约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遵循“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则，使各种“势力”都感到你没有倾向性，是他们可以信赖的领导者。
由此可见，凌驾于各种“势力”之上，不偏不倚，秉公处事，巧妙、灵活地按动每个“琴键”，是各类领导人实行有效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