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正值叛逆期，分泌旺盛的激素在健全身体功能的同时，也促进和完善着性格。我们开始追求自我。在和家长以及老师沟通方面，代沟开始显现。
中国式教育，是家长老师结合制。家长把孩子交到学校，总会对老师由衷的说这么一句：孩子交到您手里，成才与否，全靠您了。别客气，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瞧，老师是完全有理由教训学生的。
从孔子创办私塾开始，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我们思维模式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阳光下最受人尊敬的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把教师的地位摆在一个很崇高的位置上敬仰。
中国学生在老师面前一直是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害怕老师”也是很多学生的症结，即使毕业多年后，见到老师还习惯性的溜墙角。
所以，在这样的的一种老师绝对主导，学生绝对服从的模式下，罢课事件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就会震惊全校，后果严重。
初三上学期，功课很重。学校给我们分配的班主任是一个发音依靠鼻腔，喜欢咬着牙齿，走路左右扭动的老男人。这些个人气质问题其实还不算什么，糟糕的是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我们很不适应。据说他学过西方教育学，就“拿来主义”用在我们身上。他习惯让学生做主导，一节课随便找几个学生分别朗诵一篇文章，或者找几个问题分组探讨，甚至一节课就是传阅一些课外读物，一句话都不讲的。
我们曾一度认为他羞于说话。第一次年级测试后，全校排名倒数第一的成绩，直接给我们的结论是：他根本不配当初三的班主任。
在我们厌恶他的为人，不喜欢上他的语文课的时候，他还硬要我们周六上午来到学校补习功课。他宣布的这条班规，充当了我们罢课的导火索。
当时的班长外号火柴，他身材高挑，四肢细长，脑袋较大，体形像根火柴。字如其人，他的字体也仿佛用一根根火柴棍摆出来似得。
火柴班长秉性良好，安安静静的，只要不去触碰他的着火点，什么都好。一旦划破，就会瞬间燃烧，化为灰烬。
火柴班长带着全班同学的意见汇总，本着为同学办实事的原则，找到班主任谈话。被班主任狠狠的批评了。这顿批评引燃了他体内的化学成分，激起了昂扬斗志。他决定振臂一呼，带领全班同学闹起了罢课。
火柴班长亲自起草了罢课宣言，让我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张贴在教务处的宣传栏里面。
大致内容，我忘记了，只记得言辞激烈，还有口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家育人、**毁人。”“三年级三班强烈要求换班主任！” 最下面还有学生的签名。
为了让全班同学签名，班长还发表了一篇感恩肺腑的演讲。分析了严峻的中招形势，痛斥了残酷的班级学习状况，展望了罢课后的未来。还是有些胆小的学生不愿意签的，班长义正言辞的说，如果你不签，你就是全班的罪人，只有大家都签了，法不责众，肯定能成功。万一有什么，后果他一个人承担。
火柴班长满腔热血，轰轰烈烈的闹运动。
九月份的艳阳，依然炽烈。助烤着年轻人的气焰。
我们果真没出上课，我在家里躲了星期一、星期二两天。家人很奇怪的问我为什么不去学校，我借口说太累了，想歇歇。第三天，爸爸就接到了学校的电话。那天他开车送我去学校。路上他告诉我，十月已经长大了，有能力也有责任承担事情了，还让我好好珍惜学习机会。没有提罢课事件，尽管他已经知道了。
我一步步的挪进教室那一刻，没敢抬头看同学们的脸色。我想一定和我一样的凝重的如同那天阴沉的天空。
上课铃响了，没有老师来上课。教室异常的安静。我努力的抬头，望见班长的座位空空的。
教导主任进来了，他走到了教室的后排，顿时我们每个学生像后背扎了一根针似得坐立不安。
校长进来了，表情严肃的站在讲台中间。他的强大的气场排空了教室里的空气，使我们难以呼吸。
一丝低沉的气息在教室前方游动，几句细语钻进每位同学的耳朵。“孩子们，对不起。让你们受委屈了。”
我偷偷的抬起头，看见他用干瘪的双手撑在讲座上。眼睛里泛着光。
“没能好好体察现状，是我工作上的失误，导致你们耽误了几天的学习。我像大家道歉。”
“这段时间的学习很重要，至于重要性我就不讲了。关于最近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已经做出处理了。”
我们等待着他漫长的停顿，就像囚犯在监狱中等待着手拿宣判书的警官，宣判自己的生死一般。
“你们的新班主任一会正式给大家见面。”
一双双大张的眼睛里跳跃着的都是惊奇。怎么可能？真的换班主任了？太棒了！
这些话从我们心脏最深处蹿出来，附在我们的脸庞上，无声的表达着成功的喜悦。
“可是，学校还是要对你们这次违反校规的行为给予处罚的。”“领队的樊同学给予开除。其他带队班委留校察看。等一会你们几个班委来我办公室。”
火柴班长的座位空空的，他是不是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用手摸摸发烫的脸颊，爸爸来的路上告诉我要承担责任。他们大人们之间已经沟通好了。
我写了大字报？我要留校察看？我要被喊进校长室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他会问些什么呢？
大脑开始空白一片，校长语重心长的讲了很多，我都没有听进去。
直到听见教导主任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讲台上已经寻不到校长的身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被踢后的痛苦面孔。“左十月，去校长室。”
教导主任的话就像一跟发条，使劲搅动着我的神经，他一松手后，我的身体就机械的站立起来，僵硬的走进校长室。
我听见他让我坐，我的腿不会打弯了，只能站着。我的上下两瓣嘴唇就像涂了超级强力胶一样，启动不开了。没有辩解，没有开脱。爸爸说的承担责任就在这一刻压在我的肩膀上。我努力的让自己保持直立。
校长喊了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见他眼神里的无奈，失望和痛心。他没说一句批评的话，我记得他只是说了句，“我们对你的期望很大，这几天耽误的功课想办法补上吧。”
我就转身离开了。走出校长室的那一刻，浑身的关节才恢复正常运转。
这次罢课，双方都妥协了。
学校为我们换了班主任。
班长被迫转学了。
而我们，则被教导处严格的监视了整整一个学期。
这，就是我在那个懵懂的年纪参与过的最为轰轰烈烈的事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