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常州……苏轼的身后，有一长串的地名留下了他的印记。他一世坎坷，被他淡淡嘲作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所幸，苏子放达，轻身如不系之舟，他学会与苦难安然相处，用心铭记流离中的每一道风景。
不做世间闲客——南歌子(日出西山雨)
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乱山深处过清明。不见彩绳花板[1]，细腰轻。
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2]。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博望坡一把火烧出了威名。苏轼也要走出茅庐，进入仕途了，却不知前方有没有“一战成名天下闻”的机缘。
丁母忧返京不久，苏轼便被派往陕西凤翔做通判。弟弟苏辙则留在京城陪着父亲。两个人在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对方，恋恋不舍之意全在诗中：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在凤翔这座文化古城，苏轼小试身手，也初遭挫折。年轻的士子这时还不懂世道的沉重，他固执地用旺盛的生命力泼出了几道属于自己的色彩。当你听到他吟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时，切莫以为他在凤翔做了几年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好好先生”。苏轼在自己的诗词中做了一辈子的“闲客”，在现实中却从来都是个“不忍事”之人，留下了一则又一则的“不平则鸣”。他“鸣”时，多因公事，但也为私情。
凤翔府中小吏知苏轼文名、慕其风流态度，故呼之为“苏贤良”。不意苏轼的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听到之后勃然大怒，“一个判官而已，有何贤良”，竟把小吏杖打一顿。陈公弼并非嫉贤妒能的恶官，只是平素律人律己皆严，且向来不苟言笑。但苏轼与他的梁子自此便结下了。
后来苏轼写一些《府斋醮祷祈》之类无关痛痒的小文，陈公弼也总是挑刺，一次一次地要求改写。到了中秋节，与上司素来不睦的苏轼借故不去拜谒，而跑去庙里看《石鼓文》、写《石鼓歌》，结果被知府处分，罚铜十斤。
苏轼心中当然有气，但一直隐而未发，他在等待一个报复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一次陈公弼在家中建了一个亭台，名唤“凌虚台”，要立一块碑，点名要苏轼来写碑文。苏轼写好呈上：
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凌虚台记》节选)
陈公弼立碑刻文之意，原不过为新建的亭台寻点场面话、吉利语，苏轼却大发“兴亡衰替”的牢骚，以历朝历代的“破瓦颓垣”教训起知府来。写出“欲以夸世而自足”这样的话，简直是目无长上、妄自尊大。苏轼的本意是逗一逗知府，出口恶气，做好了打回重写的准备。他呈上碑文后，忐忑着等待“迂老头”大发雷霆。但他没有想到，陈公弼看到碑文之后，却命令一字不改，照原文刻在了碑上。他更没有想到，后人竟把《凌虚台记》当做古文中的范本来学习、朗诵。
当年，陈公弼还当场说了一番话：“我待苏洵如子，待苏轼如孙，平素之所以不假辞色，是因他年少暴得大名，怕他满不自胜，所以有意抑损。苏轼竟然真的生我的气了。”苏轼自此方知陈公弼的良苦用心，在日后为陈公弼写传时，袒露道：“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苏轼与陈公弼之争，意气使然，不足为训。后人鉴之，当谅陈公弼之宽厚，戒苏轼之虚骄。苏轼性情却由此暴露无遗。他有气必争，有仇必报，逞机巧、炫辩才，使看客酣畅淋漓，令亲友胆战心惊。反正，他不愿做一个闲客。不得不说，他的“争”也是他多年后在政坛上失败的诱因。
苏轼的智力和精力若全用在同僚之间的意气之争上，也就不能称其为苏轼了。世人往往不假思索地以为，为公事而争与为私情而争是两码事，一个人只能顾其一，却不知道，委曲求全惯了的人，会淡漠“不平则鸣”的本性，关键时刻往往成了乡愿。
在凤翔，苏轼便为民利“争”了几次。
凤翔一带每年要砍伐上好竹木，编成竹筏、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要求每年运送竹木的时间就在河水暴涨之时。因此，每到运送竹木的季节河中经常发生颠覆事故，水工淹死无数。苏轼得知后深感痛心，于是建议修订衙规，准许“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苏轼还多次呼吁官府把垄断经营的茶、盐、酒等货物开放，不要夺民之利；他还呼吁免除凤翔百姓欠官府的不合理债务，当时朝廷已有赦免债务的诏书，但地方官员却故意违逆，于是他愤而上书：“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也？”
苏轼自己说，若遇不平不快之事，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他可以做雅客、俗客、诗客、词客、酒客、农客，却唯独做不成闲客。东坡钟情于山水、古迹、名玩，却也勇于任事。他不愿做繁琐呆板的官僚，却乐于做察民情、发民声的士大夫。他的政治宣言中，浪漫情怀多于可行性建议，但赤诚之心却天真无瑕。
[1]彩绳花板：指打秋千的游戏。宋洪觉范《秋千》诗：“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
[2]目成：两心相悦，以目传情。
亲射虎，看苏郎——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是个书生，温文尔雅，对《诗》、《书》、《礼》、《乐》是行家里手，诗词歌赋是家常便饭，但绝不会把他和“弯弓射大雕”的壮士联系起来。这一次，是苏轼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英雄好汉的形象。它不是文人的英雄梦，而是实有发生的真事。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东坡任密州知州。当时，密州大旱，苏轼率众前往附近的常山祈雨，后果得雨，于是又一次去常山祭谢。归程途中，绕道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习射会猎，参与这次狩猎的还有同官梅户曹。这次打猎所获甚多，苏轼十分振奋喜悦。
兴奋之余的苏轼不光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史上第一首”豪放词，还作了一首诗——《祭常山回小猎》：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将一词和一诗结合来读，我们能看到更完整的盛况。事实上苏轼是先写的诗，觉得意犹未尽，然后才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但后人广为传颂的却是这首词。诗词的命运像诗人的命运一样难测。
自称“老夫”的苏轼在这一年近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苏轼却自称“老夫”，是不是他宦海浮沉已身心疲惫？
打猎的队伍千骑呼啸，席卷平冈。广袤的围场内，呼鹰策马，箭镞纷飞，紧张而热烈。健马奔跑，如龙一般，带着阵阵疾风。苍鹰为了追逐狡兔，掠地低飞，几乎擦到了草尖。城中百姓听闻太守田猎的壮举，于是倾城而出，蜂拥至黄茅冈前。正在兴头上的太守，看着密密麻麻的围观者，豪情更增，心中暗暗下劲，一定不要负满城父老的信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头猛虎向苏轼的坐骑猛扑过来。苏轼拈弓搭箭，瞄准那猛虎的前额，只听，嗖——
对历史典籍熟稔于心的苏轼心想，自己此时的风采定然不输三国的孙权。孙权曾被他的敌人曹操赞赏——“生子当如孙仲谋”。孙仲谋自幼文武双全，早年随父兄征战天下。某次征战归来途中，在庱亭乘马射杀猛虎。不过如果看史书的详细记载，故事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孙权射虎之后，受伤的老虎把孙权骑的马伤了，跌落地上的孙权将“双戟”向虎投去，老虎倒退，然后在一位随从的协助下，把这头虎俘获了。
也许苏轼在黄茅冈打猎时并未真的射杀过老虎，但亦足见猎手意气风发。他有此本事，应当去战场杀敌，报效国家。此时，堂堂大宋正在被西夏这个蕞尔小国欺侮。熙宁三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熙宁四年占抚宁诸城。
谁说文人不能征战？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乱世，西凉主簿谢艾就曾“白马轺车破麻胡”，打破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见。谢艾本是一名儒生，西凉又国小兵寡，但谢艾如韩信再生，曾三次大败中原来的胡族大军。谢艾临阵时“乘轺车，戴白窥”，一副儒生打扮，但并不妨碍他屡建奇功。
《乌台诗案》记了苏轼自己对“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两句的解释：“意取西凉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苏轼的确是想去西北战场杀敌报国。但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苏轼是以无辜被贬的魏尚自比，隐晦地表达朝廷对自己的忽视和不公。他盼着“冯唐”持节来密州，带来让他再书“谢艾”传奇的机会。尽管心有不甘，但此时的苏轼仍是豪情满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对这首词很是惜重，他致书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风之外另立格局。
苏轼之前的词都是婉约词，但却并无“婉约”之称。本来，词就是花间月下、倚红偎翠的点缀。直到苏轼开创出豪放词，之前的词才有了“婉约”的正名。
虽说有词评家论词至东坡，其体始尊。但亦有人不买苏轼的账。李清照就觉着东坡词是“句读不萁之诗”，读来“往往不协音律”，不符合词的本色。《后山诗话》的作者陈师道也讥笑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是东坡词当真不能歌么？当然不是，东坡词亦可歌，只是换了一种格调。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作出之后，苏轼招来多名山东大汉，让他们“扺掌顿足而歌之”，与世俗常见的十七八女孩手中的红牙板不同，苏轼选用的伴奏是“吹笛击鼓”，其效果是“颇壮观也”。壮观之歌不是歌？
不忍轻别是徐州——江城子·别徐州(天涯流落)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1]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东坡自熙宁四年出京后，便成了一只流落天涯的孤鸿。杭州三年、密州两年、徐州两年，刚刚熟悉一方水土、结识一方朋友，就要忍痛分离，赶往命运安排的下一站。现在又到了与徐州告别的时候。这是孤鸿的命运，不得违、不得怨，纵痛如刀绞也仅有哀鸣几声的权利。可是东坡的几声哀鸣，竟能穿越千年，勾出你我心中的凄凄恻恻。
之前的几次“分手”经验让东坡对整个流程都熟稔起来，宴席、赋诗、折柳、道别，但这丝毫没有缓解楚楚离情对内心的撕扯。他自己说，对徐州是“乐其风土，将去不忍”。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错就错在他掬了一把徐州的热土铺在心头，又从泗水中舀起一瓢清澈，从此依恋的种子悄悄发芽。他甚至打算退休之后要买田于泗水之上，终老徐州。
相逢既晚，离去却匆匆。当时有多美好，现在便有多残忍。
携手佳人。这里的佳人不是东坡相好，而是官伎。在唐宋时代，地方长官赴任离任时由官伎为之导路是官场惯例。这是唐宋风流的注脚，朝廷也从不会觉得红粉佳人的出现有伤风化。经元明杀伐之世，这一习俗逐渐式微，到了风流消散、一派肃穆的清朝，更是被悬为厉禁。
但在当时，美人姣好，折花相赠。春已晚，花凋残。残红不悲，最悲是离人泪。泪与花相照，泪犹残红，残红溅泪。问东君，春色还有几许？问也是白问，剩多剩少又有什么关系？无人相伴，无情可寄，徒增烦恼罢了。
东坡不忍别徐州，徐州亦不忍别东坡。当东坡离任徐州时，悲戚呜咽的管弦漫笼全城，无数吏民攀辕挽留，情词恳切。人们纷纷“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说得最多的话是“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苏轼抗击洪水之功，永远不会被徐州父老遗忘。
两年前苏轼刚到徐州就任，民情还未熟悉，洪水后脚就跟到了。黄河在徐州以北五十里处突然决堤，水势向东南蔓延，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洪水很快就到了徐州城边，水势被城南的高山阻遏，在城下汇集。水面不断抬升，达到二丈八尺，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
徐州城危如累卵！苏轼率领吏民全力抢救城池。让情况更糟糕的是，当此存亡之际，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若听任富民逃走，势必人心惶惶，徐州城就更保不住了。苏轼赶到城外拦住逃难者，把他们赶回城里，并当众立誓：“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轼的镇定和坚决，稳住了整整一座城池的心。
于是，苏轼穿草鞋、拄手杖，从泥水里跋涉过去，亲身来到军营向官兵喊话：“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官兵们感佩不已，慨然允诺，加入筑堤保城的大军。
雨水日夜不止，心急如焚的苏轼直接住在城上，往来奔走也“过家门不入”。在最危急的时刻，洪水离堤岸只有“三板”。最后洪水退去，朝廷下诏褒奖苏轼。虽然苏轼谦称“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但徐州父老明白，当时若无苏轼，徐州人恐怕都成了“鱼鳖”。
万恶的洪水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升华了东坡与徐州百姓的情谊。生死与共的下一步就是患难之交。东坡可以在徐州“敲门试问野人家”讨茶喝，徐州的年轻女子也会“旋抹红妆看使君”。
苏轼对徐州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作过详细考察，从内心里爱上了这个自古多豪杰的地方，博取杂收的他还学过本地的方言土语。如果说苏杭的特点是温柔富贵，那么徐州的迷人之处在于能令人拍手大笑、兴奋发狂。且看苏轼《登云龙山》：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乐则乐矣，已成过往。水流溶溶，杨柳依依，被离愁障目的诗人看每一样景物都情意无限。可它们哪一个又真正懂得诗人的心思呢？昔来徐州，杨柳依依；今别徐州，杨柳还是依依。
天上一排鸿雁正往北飞，头朝家的方向奋力展翅，而东坡却要走与它们相反的方向。一为归家，一为流落；一自做主，一听安排。好一番凄凉的对比。
走走停停，步子慢一分，离别的过程就长一点。拉长离别过程是一种折磨，但总好过戛然而别，连一点余温都存不下。眼见回首已望不到徐州城了，东坡又发现一件遗憾的事：徐州的泗水只与淮河相通，流不到自己将要去的湖州。徐州故人若想要寄“千点相思泪”过来，都没有办法。
当你恋上一个人，你会拼命寻找与她相同或相似之处，家乡、经历、名字、生日……再细微的巧合都会让人兴奋，再细微的不合都会让人失落。当你恋上一个地方，这个症状同样会发作，这正是东坡为“流不到，楚江东”而失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