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灵魂有下列性质：它观察自身，分析自身，把自身塑造成它所选择的模样，它自己享受自己的果实——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生命的界限终于何处。
——马克·奥勒留
扔掉你不喜欢的“标签”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被家人、好友、同学或同事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一个绰号、一个固定的印象或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形容词，比如“胖子”、“阿笨”、“害羞”、“古怪”，或者是褒义的“机灵鬼”、“第一名”、“聪明”，等等，这些标签都是根据我们的一些特点而起的，它是我们性格、能力的副产品，不过，长时间地佩戴着这些标签，我们的性格、能力又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怎么理解呢？举个例子。风靡哈佛校园的积极心理学课的讲师本·沙哈尔在课堂上和同学们分享过他的成长经历：
11岁放弃自己的篮球梦之后，我开始打壁球，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打壁球，我的生活也是围绕壁球展开。每天跑步，打球，上学，放学，打球，锻炼，写作业，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得很艰苦，不过身体上的痛苦始终比不上心理上的疲倦。我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没有休息，始终感觉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以致到了关键比赛就紧张无比，输掉了本该赢的比赛。每次我都告诉自己，如果我能赢得这个比赛，我就会开心，会平静，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最后我打进了以色列全国壁球比赛的决赛，但是却输掉了。数月以来，我都沮丧万分，即便我是打进决赛的年纪最小的选手，即便我击败了排名比我高的选手。但是我还是继续坚持努力训练，后来我又打进了决赛，这次我赢了。
那个时刻我高兴万分，对自己说，这所有的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终于可以开心了。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外出庆祝，4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家，睡觉前我想再次回味一下经历过的喜悦和兴奋。我坐在床上，难受感又回来了，我哭了起来。这不是喜悦的泪水，而是无助和痛苦的泪水。我以为这仅仅是大喜之后的大悲，会很快过去，但是它一直没有退去。数周后，我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世界冠军才会真正的快乐。
我去了英国，去模仿世界冠军的训练方法。他每天跑7英里，我就跑7英里；他每天在健身房锻炼3小时，我也跟着做。有时我会成为他的陪练，训练越来越刻苦，不过提高也很大。半年后，我已经成为了他的固定陪练，跟随他到处旅行比赛。不幸的是，伤病找上了我，还好不是严重的伤病，我依然坚持刻苦训练，一直坚持了4年。伤病越来越重，直到20岁时，医生告诉我，你可以继续职业壁球生涯，不过背部必须做手术；要么就干脆放弃。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考入哈佛读大学。
在这里，生活又开始重复，不过不再是壁球，而是学习，它成为我生活的中心。但是那种难受感又回来了，我对每篇论文都要求完美，每项作业必须毫无瑕疵，我变得不再快乐。大二那年，我对自己说：够了，虽然这里有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学环境，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这和外部环境无关，肯定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当我读大四时，我发现我竟然被成功拖累了。什么意思呢？每次当我取得一定成绩时，我的自尊心的确会上升，就像石头被推往山顶；但维持不了多久，它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甚至更低。为了重拾自尊，我需要更多的奖励、更大的成绩，需要更大的努力推动石头到山顶。就这样，我的自尊心就被推上去，落下来，周而复始。
沙哈尔老师厌烦的标签是“成功”，为了一直保持住这个标签，他会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断地给自己施压，让生活本来的快乐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越是众人都拥护你、赞美你，越是觉得疲倦和孤独。
那么坏的标签呢？“懒人”、“傻瓜”这样的一些评价，如果长期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久而久之我们也会对自己产生“真的是这样”的评价，那么你就将不再尝试和努力，坏的标签和好的标签一样，都会让我们忽略真实的自己。
其实，对标签的看重源于我们的不自知。
沙哈尔老师专门研究过自尊，并将它分为三类：
1.依靠性自尊
第一，有一些人总是需要别人的表扬，比如做演讲的时候如果观众反应强烈，就会很高兴，如果观众没有反应他便讲得索然无味；又比如有的学生很在意家长和老师对自己成绩的评价，如果老师和家长都表扬他，他会很高兴；如果有人对他的成绩表示怀疑或者不屑一顾，他就会很难受，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这种喜怒全系于他人的人，生活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其他人的看法。比如就业时，会倾向于高名望、高地位的工作；选择伴侣时，主要考虑别人是否肯定、是否喜欢。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也是源于与他人的比较，如果考试成绩比别人高，感觉很好，反之则很糟糕。“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心理学的学习，如果有人比我学得好，我会感觉到压抑和羞愧。”这就是依靠性自尊的典型想法。
王后问墙上的魔镜：“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如果魔镜说是王后，她就会心花怒放。一旦有人比王后漂亮，她就会恼羞成怒。这个故事中就表现出依靠性自尊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依靠性”，王后要依靠镜子的回答来衡量自己的美貌，不是自己认为的，所以自我价值观来源于外部环境；第二是“比较性”，王后喜欢比较他人和自己的美貌：“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漂亮的人么？”
几乎没有人不具备依靠性和比较性的自尊。因为我们都是凡人，不可能无视他人的看法，不与他人比较，这是人性使然。如果我们想要克服的人性的弱点，就要学会遵从它，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2.独立性自尊
即那些不依靠他人看法而存在的自尊。拥有独立性自尊的人对自己的评判是根据自我的标准，比如，我很清楚自己的学习是否努力，工作是否用心，尽管别人对此有很多的看法，但最终内心的尺子是由自己来衡量的。这样的人在思考自己的能力大小时，不会和他人比较，而是和过去的自己比较。我进步了吗？我是不是比过去的自己更幸福？在这里，别人进步得多少，别人幸福还是不幸，都不会影响到他对自己的评价。
相对于那些总是喜欢得到他人的肯定、害怕批评、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依靠性自尊水平较高的人而言，那些独立性自尊水平较高的人，乐于接受批评，乐于结交挑战他们、帮助他们找寻真理的“对手”。他们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寻找“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关心什么？我到底想怎样生活？”这些问题的答案。沙哈尔老师的一位哲学家朋友说：“依靠性自尊较强的人会说：‘我们追求高尚的真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希望能保护自己不受批评，不得到消极判断，避免依靠他人看法形成的较弱自尊。’与之相反，独立性自尊较强的人，是真理的学徒，一直寻找‘对手’，不畏惧批评与消极判断。”
3.无条件自尊
无条件自尊个体处于很稳定的状态，既不依靠他人的看法，也不来源于自我的评判，根本不需要对自尊进行评价。无条件自尊的个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时，既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也不需要和自己比较，它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状态。例如，写一本书，依靠性自尊较强的人，会和其他书籍进行比较，动力来自于他人的赞扬和肯定；独立性自尊较强的人，满足感来自于自己写作水平的进步，由自己来决定书写的好坏；而无条件自尊较强的人，写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当有好的想法时，希望能用书呈现出来，如果发现其他同样优秀的书，也会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把自己和他人融为一体了，也就是不会把自己和别人放在对立面上。
我们可以把无条件自尊和看电影进行类比。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和电影角色感同身受，看到他们生离死别，你也感觉压抑；如果他们花好月圆，你也感到高兴，你会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为什么？因为你的自尊没有受到威胁，不管是他们取得的成就或者英俊的外表，这都只是虚幻的电影世界。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和他人感同身受，不去针对他们，我们会变得强大起来，这也是无条件自尊的魅力所在。
培养无条件自尊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许是一辈子。就像走路，我们在孩提时不会走路，磕磕绊绊，需要外界帮助；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单独走路了，但还是很小心翼翼，不太熟练；后来，我们就能熟练地、不假思索地走路了。自尊的培养也是这样。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自尊，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通过他人的看法来了解自己；然后，开始有自己的意识，懂得和以前的自己进行比较；最后，如果独立性自尊足够强，我们进行到自然而然的存在的阶段。很多人到50岁的时候，才真正懂得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寻求肯定；马斯洛也说，45至50岁才是自我实现的最佳阶段。
由于大多数人都处于“依靠性自尊”的阶段，因而会特别在意自己的标签是怎样的，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能力和本性是处于一种朦胧未开化的状态的。如果我们要从依靠性自尊走向独立性和无条件性自尊，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扯下那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标签”。
我们可以读一读居里夫人科研之外的故事：
居里夫人本名玛丽，出生于俄国统治之下的波兰华沙。她的父母都是教师，失业后承包了学生食堂，年幼的玛丽也要帮忙做饭。在压迫中降生、在铁蹄下长大的小玛丽不明白为什么波兰的孩子不准学波兰语，不准看波兰书，还要在沙俄监察员的监视下学习。波兰大学当时是不收女生的，所以她梦想去巴黎学习物理和化学，而姐姐想到巴黎学医，她们于是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去巴黎求学的费用。最后姐姐先到巴黎，她则留在波兰挣钱供姐姐上学。这时候的玛丽可以将自己定位为“奉献”、“牺牲”，可以不去考虑求学的事情了，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自学课程，而且还到波兰农村给孩子们讲授科学知识，这样做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密探们发现并被沙俄监察员抓走的。就是在这种自学的情况下，她不仅供姐姐读书，还在索尔本学院的学位考试中，获得了物理学硕士第一名。
1914年，当德国侵略军逼近巴黎的时候，居里夫人带着大女儿毅然走上了反侵略战场。居里夫人研究用汽车上的发动机发电，在汽车上安上一套X光射线设备，士兵们亲切地叫它“小居里”。一天早晨，居里夫人乘坐的那辆“小居里”突然发生了事故，跌进了路旁的战壕里，居里夫人被摔昏了过去，这可把年轻的司机吓坏了，再也不敢开汽车。居里夫人开始刻苦学习驾驶技术，几个星期后，她又成了一名合格的司机。从此，居里夫人亲自驾着汽车，不知疲倦地从一个诊疗站跑到另一个诊疗站，一下车，就投入了透视、照相的紧张战斗……
几十年来，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工作，实验环境却很恶劣，对身体保护的也不够严格，放射性元素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的血液渐渐受到了破坏，患上了白血病。她还患有肺病、眼病、胆病、肾病，甚至患过神经错乱症。在居里夫人看来，科学研究要比她本身的健康更重要。她曾为了能参加世界物理学大会，请求医生延期施行肾脏手术；她曾带病回国参加镭研究所的开幕典礼；她曾忍受着眼睛失明的恐惧，顽强地进行科学研究。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由于恶性贫血、高烧不退，躺在床上的时候，她仍然要求女儿向她报告实验室里的工作情况，替她校对她写的《放射性》。
很多人敬佩居里夫人的科研成就，其实，令她取得成功的那种精神更加值得崇拜。在一个处处给女性贴上弱者、保姆的标签的社会中，她的成就来之不易。
其实，还有很多像居里夫人一样，为了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正在不断和那些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标签竞争，只要你觉得自己也厌倦了那些标签，你同样可以拒绝永远带着它们。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傅雷
走出不快乐的城堡
在哈佛，抑郁症是一个相当敏感而又严重的问题。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学习的这些天之骄子们，有绝大部分人在接受调查时承认自己有过抑郁的经历，更有一半左右的人接受过心理辅导。但是，每年都能从新闻中听到哈佛学子自杀的消息。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哈佛，我们中国的重点学府也有自杀的悲剧上演。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快乐，而是通过互联网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活在忧郁和悲伤当中。
每天打开电视，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总是这里发生斗殴那里正在打口水战，或者房价又攀高峰，股市再创新低……被这些负面消息包围着的我们自然很难逃离哀伤，不过越是在这种时候，人们越是需要一个快乐的“拯救者”。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平等、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报纸上似乎没有出现过好消息，一切都让人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魔法师”，经过他“施法”的人，内心的斗志又被点燃，垂头丧气的人变得昂首挺胸，顾影自怜的人变得充满自信，犹豫不决的人变得雷厉风行。这个“魔法师”就是卡耐基，他不仅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传奇，也成就了别人的人生梦想。卡耐基在实践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著作，是20世纪最畅销的成功励志经典。《沟通的艺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等书出版之后，立即风靡全球，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创造了“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自然也有一段不平淡的过去。
戴尔·卡耐基小时候是一个很胆小的孩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性格。他有一双又宽又大的耳朵，同学们常因此嘲笑他。有一次，班上一名叫怀特的大男孩与卡耐基发生了争吵，怀特恐吓他：“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卡耐基吓坏了，几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害怕在睡觉时自己被怀特剪掉了耳朵。
大一些以后，他更加容易胡思乱想：总是担心自己的衣着举止被人取笑，担心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他多愁善感，生活在自己制造的痛苦当中。
有一次，瘦弱苍白的卡耐基穿着一件破旧而不合身的夹克被叫到黑板前解答问题。他刚走上讲台，就听见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原来，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在卡耐基的破夹克的裂缝处插了一朵花，还在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写着：“我爱你，润德·杰克先生。”在英语中，润德·杰克与破夹克是谐音词，卡耐基非常难受。
高中毕业后，卡耐基去州立师范学院读书，但是他负担不起寄宿费，就每天骑马上学。在全校600名学生中，像他这样的走读学生只有五六个。他虽然得到全额奖学金，但还必须四处打工，以补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