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摔地上的。可我不是故意的。我已经三番五次认过错了，那是一时失手碰掉的。”此时此刻，子烈已经站稳，能直起腰来，清清楚楚地讲话了。他必须在全营人面前，说清楚这个情况，因为给他的机会并不多。
“你还敢为自己狡辩？”又一记耳光打过来。子烈咽了口带血的唾沫。对方的目的只为打人，而他的目的只为在群众面前讲实话。他再问，他就再讲；他再讲，就再打。
“我不是故意的，而且是我自己主动认罪。作为一个新中国长大的年轻人，我是热爱毛主席的！”这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是屏住呼吸来参加这场批斗会的。整个大会进行得都很正常，只有被斗者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故意的。巴掌又打在脸上，而且是一连串的几十掌。子烈一声不吭，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做精神的抵抗。然后，他闭上了眼。在这一连串的耳光下，他的心反而静了下来，不再为对方的残暴而发怒。他知道，这是在自己的批斗会上，不是讲理的地方，更不是讲理的时候。既然当了反革命，他和他们，就再也没道理好讲了。瘦子终于住了手。鲜血顺着鼻孔、嘴角，一滴滴地流了下来，子烈垂下了头。头垂得更低，腰也弯得更低了。
第二个发言的是史丹华。她跳上主席台，大论兰子烈当反革命的必然性。讲得声嘶力竭，却还是不肯罢手。“你反对毛主席罪大恶极！”
“我和你们一样，热爱毛主席。”
“把主席像摔了，这还不是最大最大的罪恶吗？如果连这都不算罪的话，那还有什么是罪恶？”在这样的道理面前，子烈自然没话好讲。“老实交待，和你一块儿摔毛主席像的还有谁？”
“只有我自己。”
“你不是一直和柳春芽在一起吗？”
“可像是我一个人碰掉地上的。”
陈宝顺终于憋不住了，也一个箭步蹿了过来，像卡钳卡东西那样，狠很地卡住子烈的颌骨。
“你小子还敢如此嚣张？这都什么时候了，在什么地方，你还敢死不认账，百般抵赖？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你不承认，没关系，我们帮你认识。你龟儿子啥时候低头认罪了，我们啥时候散会。”
话音未落，几个彪形大汉立即把子烈团团围住，一鞭一鞭打了下来，全都打在臀部上。会场静得除了“啪啪”的鞭子声外，再也听不到其它声音。我终于倒下了。幸亏四姐好几个人为我遮掩，才没被营部的人发现。而大部分人则低着头，不敢哭更不敢看。
他站在这里，他就站在这里，不但痛苦而且屈辱。他不能不站在这里，就像千百年以来人们为着心灵的纯净，不得不前扑后继地做出牺牲一样。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像一个赤裸的孩子，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去，接受审判。他不但要弯腰再弯腰，还要一次次被打。就要倒下了，可他坚持着，不肯倒下。一分钟一分钟地熬，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天已微明。山川的色彩，云霞的投影，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只有一次，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这天，真是蓝啊！
主席台后面是个大水塘，水在塘里静静地闪着光。你看不到对面的湖岸，只能看到子烈站在台上，咬紧牙关，闭着眼睛，这一切令人屏息。这块土地上满是颜色，却又不是可以说清的颜色。在这一切的颜色中，他就像一尊铜铸铁打的雕像。面对这样的雕像，人们不能不深怀敬畏之情。这时，旭日的光辉，已经洒在他那一动不动的身体上了。他整个人都被这七色彩光照射着，融化着，并且升华着。晨光，将他镀成了一片金色。
我没病，却比大病一场还要虚弱。白天迷迷糊糊，晚上却精神得很，整夜无法入睡。我常侧耳聆听隔壁房间的动静，总以为兰子就在那里，就睡在他自己的床上。我们之间只隔一米。我常会被他一声长长的叹息所惊醒。再仔细听时，叹息声没有了。即使有，那也不可能是兰子的。因为，他一向是不叹息的。即使叹息了，我也不可能听到。转念之间，又回到现实中来。我不敢去想那天夜里的批斗会。因为不想，勉强还可以忍受。只要想起一点来，一种突然觉醒过来的良心的刺激，就会使我承受不了。我平生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向来是不晓得懊悔的。可现在，我突然痛悔起来。痛悔之中，还夹带着一种迷信的恐惧，以至于不敢再想。否则，我一定会发疯的。我最爱的人和最爱我的人就站在台上，被他们翻来覆去地扇耳光，我却只能看着。一点不漏地看着他受折磨，被侮辱，却无法帮他替他，更不可能逃之夭夭，我的心已经碎了。我不知道那晚上的批斗会是如何结束，我是如何回连队，以及回连后我又是如何上山干活儿吃饭睡觉的。但谁都看得出来，我整个人只剩下一个空壳，一具活着的行尸走肉。我所有的行动都是下意识的，而我的灵魂却早已离开了躯体，一直跟着兰子，跟他一起受罪，一起呼吸，一起活着。只要想起一点来，我就会浑身狂抖，心痛欲裂。无论怎么克制，我都不能不想他。
有时，明明在山上干活儿，听他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们说得很热闹，我也全听清了。兰子的脸，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还是那么平静地笑着……这好比一把刀子扎进了心窝。我立刻哭着，靠在树上，摇摇晃晃，一边呻吟，一边抱着胸口。班长总以为我病了，要送我上医院。可我这病，又有哪个医生能治得好呢？
有一次，我去散步，子烈始终和我在一起，也始终在说着什么。他描述着他的梦想和原始森林，他说到他的父母和雪儿。尽管他总是乐呵呵，从不抱怨、从不后悔，可他也是想家的呀。他想妈的心情和我一样。想到受不了时，我会大哭一场，而他呢……等我想拉拉他的手时才发现，兰子不在，他不在胶林里，是幻觉欺骗了我。于是，我就像中弹一样倒在地上，汹涌的泪水决堤而出，就像洪水溢出堤岸一般。这时泪水的含义，早已绝对不再是所谓的哭。
有一次，我正在做几何题，跟从前一样敏捷清楚，推导和结论都很正确。突然，停下了，看见兰子就站在眼前，要多平静有多平静，并耐心地告诉我，只有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最有力量。我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把头埋进枕头里，呻吟道：“啊，兰子，你在哪儿呢？你究竟在哪儿呢？”无论我怎么拒绝他，驱逐他，不让他走进我心里，可他始终在我心里。
我一天天瘦下去，不止是消瘦，人也显得精神恍惚。我跟任何人都不讲话，只活在自己的痛苦里。班长每天和我一块儿干活儿。四姐每天晚上，拉我到她房间里吃晚饭。老韩更是操心得很。她说，同样的罪她也受过。对于自己在战胜人生种种痛苦危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和毅力，一定要自我肯定。我没想到，她，一个娇弱的小女人，竟会说出如此刚烈的话来。就连钱福禄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每天中午，总是一下子打回两个人的饭来。只有北京男生不理我。老胖子对我更是横眉怒目，看我的眼神，跟看王征的一样。
有一次，大白天的，忽然看见子烈来了。
“不管家养的猫狗，非洲丛林里的狮子，还是草原上的骏马，它们都拥有以下的共同特点：睡眠充足，饥饿的时候才进食。永远不会为昨天后悔，也不为明天担忧。如果人类的生存态度能像它们一样，必定健康长寿。”他带着一个隐约的微笑。我仔细端详着他，品味着这不期而至的幸福。
“可我怎么才能不为你担忧呢？”
“只要相信我，就不会为我担忧了。我们以前说过猫儿的态度，它们能随遇而安，不为任何事情发愁。如果感到焦虑不安，即使只是些轻微的情绪紧张，它都会去睡一觉，睡它个昏天黑地。睡醒了，心里自然就不难过了。”
“可我睡不着啊。你的情况那么糟糕，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虽然倔犟，虽然心直口快，但每次我说话你都是听的。再做一次听话的孩子吧。”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要投进他的怀里，老金进屋了。原来兰子没来，是幻觉又一次欺骗了我。
“小鬼，连里批你探亲。收拾收拾，和海曦一块儿回去。”我听了一愣。“真的，是批你探亲了。我和指导员商量好了，后天就走。回北京好好休息休息，一见到娘，身体自然就全好了。等身体好了，再回来。”我还是不说话，像是没听懂。“傻丫头，别人两个月，我批你三个月，不怕你超假。你姐前两天来信还说，我小妹已经出去两年多了，该回家看看了。你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家吗？”我终于听明白了。当然想回家，做梦都想！这两年来，哪一天我们没想过回家呢？“我已和海曦交待好，让她一路上多关照你些。后天，就有到县城的车。我也跟司机讲好了，到了勐洪，他负责给你们买票，一切不成问题。”我仍然一动不动，连起码的反应都没有。“就要见到妈妈了，傻丫头，高兴吗？”我猛然清醒过来，相信这不是白日做梦，真的可以回家了。
“连长，当初，我是要和子烈一块儿走的，这你知道。现在，我仍想和他一起走，行吗？”此刻轮到老金为难了。他语无伦次，不知所以。
“这，是不可能的，芽。当初没批你们探亲，是我的错。只想拖一拖，等过了这个忙劲，再让你俩一块儿回去。可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大事呢？早知如此，连里再忙，我也会让子烈走的。”连长说的这是实话。不管我对他有多大意见，平心而论，我得承认他是个好人，是我们的好领导。在子烈的事情上已经尽力。
“连长，我不走，谁走我也不走。一定得等兰子出来。他这样，我怎么可能离开呢？”
“可你帮不了他呀。连我都说不进话去，你又能怎样？”
“我知道自己帮不上忙，但我总得在这里等他，我必须知道他的情况。”
“他的情况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死不了，可也好不了。陈宝顺非要抓个典型案件出来，这次让他给赶上了。他们把子烈说得很坏，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坏。再加上档案里的那些材料，上边很重视。已经批示了，叫抓紧时间赶快审，绝对不许放过一个坏人。”
我耳朵里立刻响起一种“嗡嗡”的声音，仿佛拿一只海螺凑在耳朵上听一般。而通过这种“嗡嗡”声，我听见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那现在，谁能救他呢？”
“除了观世音菩萨，只有他自己了。”
“你们呢？你们不是基层领导吗？连长，别人不了解子烈，难道您还不了解他吗？”
“了解。”
“我到营里去说清一切，换他出来。”这是我几天来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救子烈的唯一方法。
“柳春芽，这是不可能，坚决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你连想都莫要想。”
老金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严厉地训我，唾沫星子又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和小胡早就分析过，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你出面，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不可能两人同时失手，肯定是蓄谋了。如果是蓄谋，那就是死罪。两个人的死罪，你懂不懂？”
我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可他有权力不承认是故意摔的，拒不承认。用什么办法逼都不承认。当初，我们上报时，曾再三强调，他是一时失手，并主动认罪的。只要在这一点上，子烈能坚持住，事情就必会有转机。”
“可他们会逼他的呀”。
“是要吃些苦头，但他不是孬种。我估计着，他能挺住。”
“我们就不能帮帮他吗？”
“怎么帮？替他挨打，还是替他挨斗？傻丫头，别说孩子话了。就算你想替，这份罪也是他自己的，横竖躲不过去的。我在党这些年，比你有经验，拨开云雾才能见青天。而这拨开云雾的手，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他自己。不过，子烈身体好，经过见过，再难，他也受得了。”
原来，连长心里明镜似的。他明知道子烈冤，却还要把子烈报上去，而且一错到底，决不纠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来想去，再也想不清了。既然子烈的事情，想管也管不了，那么，他能管的，就是我了。让我回京探亲，总比在这里等死强。但我坚决不回去。兰子在这儿，我就哪儿也不去。
一连几夜，无法入睡，周孟雄不得不给我打了一针大剂量的安眠药，总算睡了一会儿。四姐的朋友小吴，终于为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想方设法，让我和子烈见了一面。会见的时间很短。可就这几十分钟，帮我度过了以后更加难熬的日日夜夜。
“芽，见着子烈时，你可不能哭啊。”小吴嘱咐道，我点点头。“他现在的情况很惨。昨晚，刚刚审了一个通宵，经不住眼泪的。今天是礼拜天，陈参谋带阿虹到勐洪休假去了。他这一走，专案组的人个个都回了家，今天子烈休息。所以，我才敢让你们见上一面。”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他，憔悴得不成人样，却还得勉强挣扎着。
“见面后，不要问他任何情况。他难得休息，让他轻松轻松。今天，是我的学生在门口值班。他也是专案组的，为人不错，对子烈也很服气。有他在外面看着，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我又点了点头。小吴的嘱咐不仅在理，而且深思熟虑。然后，我跟着她，到了关押兰子的小黑屋，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监狱。虽然颓败，却很结实，而且密不透风，上下连个窗户都没有。就连每一块砖头，都被砌得严丝合缝。这，便是以前关过夏雨航的牢房了。看门的见我过来，立刻打开门锁，放我进去。
屋子里很黑，光线极暗，同时，还有一股很浓很重的霉味，像是很久没人住过的样子。整间屋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没有蚊帐，也没有被褥，在光秃秃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人。不用看，凭直觉，我就知道他是子烈，是我用心思念的那个人。我们已经快一个月没见面了。这一个月，便把我和他隔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地狱，就像他现在这样；一个是天堂，就像他以往的生活。我们全都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只有他一个人，要在这人造的地狱里苦苦煎熬了。他多想回到我们中间，回到连队，回到有太阳、有温情、有尊严的人的世界啊！若设身处地，把自己想做他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坚持下去。而他呢？却安静地躺在床上，不因身处逆境而沮丧。
“兰子……”我轻轻地走过去，叫了一声。他好像没听见一样。“兰子……”我又叫了一声，并随着这两声呼唤，我已经站在他面前了。他把目光从沉思中收了回来，用力地凝视着我，似乎难以相信。那目光非常温柔。温柔得使我不能不幻想着，那个往日的他又回来了，那个快乐的男人又回来了。
“芽，是你么？”他抖了一下。
“是我，我看你来了。”
他笑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呢？那笑容里几乎含着晨光的灿烂。
“你怎么可以到这儿来呢？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他的声音依然很低，也依然在笑。我仔细观察后才发现，这笑容里是带着些忧愁的。然后，便是沉默。在这弥足珍贵的半个小时里，我俩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整间屋子都非常安静，静得就像往日的墓地一样。外面可能是下雨了，因为，我听到了雨打芭蕉的“沙沙”声。我停住脚步，几乎还停止了呼吸，站在他面前，细细地打量起他来。这是一次突然的会面，不知是狂喜还是痛苦的会面。为了见到他，我可以不顾一切；为了不给他惹麻烦，我又必须在半小时之内离开。可我，怎么能离得开呢？
听吴开白讲，陈宝顺第一次看到子烈时，竟有些惊诧。他的柔韧，令他们胆寒。当他沉静地站在他们面前时，陈宝顺说，我们怎么竟险些将他错过了呢？如果没有主席像这件事，如果让他漏网了，那岂不是天大的损失吗？子烈冷峻、自信，而且坚强无比，这让陈宝顺觉得，以前，他们抓的那些，全是不够格的，惟独这个，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为了纠正错误，他们便拼命拷打审问子烈，直到使对手跪地求饶，他们大获全胜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