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御厨出了个主意：把皇帝做成“羓”。“羓”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多喜食牛羊肉，有时候杀了一头牛或羊后，一时又吃不掉，碰上夏天，牧民就把牛羊的内脏掏空，用盐卤上，就成了不会腐烂的“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这个主意一出，虽然有把皇帝当牲畜处理的意思，但无奈之下，文武大臣和太医们也只好采用厨师的方法，把皇帝做成“羓”运回上京，所以可怜的耶律德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帝羓”——木乃伊皇帝了。
嫔妃也疯狂：马球运动齐上阵
在我们的想象中，嫔妃大都是弱柳扶风、沉静端庄的斯文美女，很少有人会把嫔妃与激烈的马球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古代，嫔妃打马球也是很疯狂的。
马球，史称“击鞠”、“击毬”、“打毬”，是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打击木球的一种体育形式。马球最初作为军中练武之用，之后逐渐发展到民间，并普及到闺阁之中。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云：“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可见早在东汉末年，人们的“击鞠”(马球)水平就已经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
到了唐代，19位皇帝中有11位深爱马球运动，全国上下球场林立，打球成风。由于皇帝大力倡导，马球运动成了上自“天子”下至“庶黎”人人爱好的一项体育活动，马球运动在此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嫔妃打马球也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由《宫词》“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以及《旧唐书·郭英义传》“聚女骑驴击球，制钏驴鞍，及渚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可以看出，当时嫔妃热衷马球之盛。
五代时期，马球运动继续流行，同样是皇宫的主要娱乐活动，并形成了皇帝带头，嫔妃上阵的壮观景象。例如前蜀皇帝王建就是这样一个痴狂的球迷，他在成都官府内修建了大片皇家马球场专供打球。“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花蕊夫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嫔妃从学习到参加马球比赛的情景：皇上亲自教嫔妃们学打马球，第一次跨上马鞍，她们的腰身仍如柳枝般柔软，姿态优美。比赛的时候，为了让一旁观战的皇上高兴，他偏爱的一方总是赢得头筹。
到了他的儿子王衍时期，马球运动更是再掀高潮，王衍还专门在宫苑内养了数百匹好马，并给它们取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锦地龙”、“掠地云”、“雪面娘”、“天花落”……除了自己玩马球外，王衍还要求大臣、嫔妃、宫女们一同参与，组织了男、女马球队。宫女们不会打，他便自己充当教练，从骑马开始教起，直到学会为止。练好了马球，自然要以比赛来检验训练成果。他不仅组织同性间的马球比赛，而且还经常组织男女马球赛。在男女比赛中，对阵的一方是嫔妃和宫女组成的女子马球队，另一方则是皇帝和大臣们组成的男子队，王衍自任男子马球队队长。比赛安排在靠近内宫龙跃池的球场进行。比赛尚未开始，乐队的管弦声已经奏响，就好像现在足球比赛前拉拉队为鼓舞士气的前奏曲，看来拉拉队也是颇有历史渊源的。
北宋时嫔妃打马球这项娱乐运动更是延续不断。“百艺之王”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女子马球有了惊人的进展。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无论在乘骑还是在服饰上都非常豪华。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时期，由贵妃崔修仪担任马球队队长，皇帝亲自为该队挑选人员，指导训练，嫔妃们一律仿男子装束，装饰华丽，马匹雄骏。比赛时用的球场是宝津楼前的绿茵球场，这片草地平整宽阔，是汴京最好的比赛场地。未参加比赛的后妃们在楼上俯视球场，场地东西两边分别竖大木为球门，门高一丈有余，顶尖刻有金龙，下部设石莲花座，加以彩饰。球门两旁放着24面绣旗，每中对方球门一球，就在架上插一旗以记分。
比赛开始时，按例由皇帝开球。当他骑乌骓马上场时，教坊乐队立即奏响《凉州曲》。鼓钹齐鸣，很有角逐搏击气氛。两队各有16人，甲队穿黄衣，乙队穿绿衣。人人摩拳擦掌，手持木质彩画球杖，杖头形似月牙，便于铲球。内侍则跪着送上比赛用的球，球大小如拳，用轻而韧的木料做成，中间挖空，表面涂上红漆。
开球后，骑手们身轻手捷，策马争击，球杖如残月翻舞，红球如流星迸飞。当球将近对方球门时，擂鼓声就加急，每当攻球入门时，杀鼓三通，呐喊声此起彼伏。胜者唱筹插旗，表示已得一分。这些漂亮嫔妃英姿飒爽的表现让皇帝深感自己教练有方，很有成就感。因为能把众多妙龄女子训练成骑士，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当然，马球队在挑选嫔妃队员时也有很高的要求。首先，体态要丰腴，不能太苗条，否则没有力量；其次，要有才华，最起码都得会吟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会骑马。
打马球必须经过系统的严格培训，从最基本的骑马技术入门，再到高难度的马球技艺，起码要两年，才有可能上马打球。而握杆、举杆、下腰、挥杆这些只是最基本的动作。
这些充满力量和爆发力的运动放在嫔妃身上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当时嫔妃宫女齐上阵疯狂的打球场面也是难以想象的壮观。只可惜，这些女子马球比赛场面，随着宋室南迁后，在临安就不见了。孟元老也感慨地说：“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此，南宋之后，一直到金、元、明诸代，女子马球消失了。
古代已有胎教
近几年很流行胎教，于是很多人以为胎教是新时代的新鲜产物，甚至以为是从国外传来的新医学观念。事实上，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胎教。
姬周王室在尚未取代商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宗族。据《史记》记载：“太妊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妊教之，以一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妊为能胎教。”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非常重视胎教的作用。她在孕期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言行端庄。所以文王生下来就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太任教他一，他就识得百。君子赞叹说，这都是因为太任的胎教做得好。文王能够成为圣德的先君，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这与母亲太任给予的良好胎教是分不开的。
武王妃邑姜也很重视胎教。成王的母亲邑姜孕育成王的时候，站立时从不一脚支地，坐着时从不歪着，一个人独处时也不散漫放肆，生气时从不出口骂人。
中国人历来重视开端、伊始，所以在重视子嗣方面，尤其重视胎教。据《大戴礼记·保缚》记载，从“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周朝有明确规定：“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蒌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由于王后承担着生产“王子”的重任，吃饭时左有太师弹奏音乐，右有太宰侍奉菜肴。如果王后因怀孕而心情不好来点非礼乐或者辛辣生冷的口味时，太师会以“不习”谢绝，太宰干脆以“不敢”搪塞。
西汉学者刘向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一些刺激，因此孕妇的身心愉悦对胎儿的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因此，母亲怀胎后要注意“慎所感”，以防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产生不良感应。他说：“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恶则恶。人生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他认为人的本性与世间万物是相通的，因此女子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所想和所做的。言语行为如果与善相应，就生出良善的孩子，如果与恶相应，就生出不善的孩子。儿女的性情容貌和万物相像的，都是母亲与万物相感的结果。
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所致，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有恶也”。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羸窳，羸窳则寿命短，寿命短则早死。”据此，他提出：“禀受其气故巧于御。”主张在受精怀胎时就要时胎儿“禀得坚强之性”，否则“生子不备，必有大凶，聋、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
《颜氏家训》在首篇中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如何胎教：“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他说，按照古代圣人的做法，怀孕三个月，胎儿定型了，就将孕妇单门独院地安排一个环境，孕妇所见所闻所食用，都是“绿色”的、健康的，墙上最好挂些名言警句，房里最好摆放上文房四宝、经典名著，给孕妇营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
历代医著和医家对于“胎教”的内容也有很多记述。《内经》中曾谈到孕妇七情过激造成婴儿先天性“胎病”的内容；隋代巢元方等所撰《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一“妊娠候”中也有许多关于胎教的内容；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胎教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北宋医家徐之才撰写《逐月养胎法》，从医学的角度正式提出胎教的内容并对其加以解释；宋代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撰著《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其中卷三十用一卷专篇来论述“胎教”。这是祖国医学史上最早专篇论述“胎教”的著作，其后，历代医学家论述者不乏其人。
元宵节才是中国的“情人节”
提到情人节，我们都会想到七夕和2月14日，却不知中国的情人节其实是元宵节，这个曾经为古代少男少女们营造浪漫气氛的情人节正渐渐被人们遗忘。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舞火把，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精彩别致。
在古代，未婚女子特别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都是“三步不出闺门”，只有到了元宵节，才被允许结伴出门，夜游观灯，她们往往借机与意中人相会。所以元宵节在我国民间，是象征着爱情的节日。宋代欧阳修著有《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元宵夜，情侣们相会的浪漫情景。
辛弃疾的“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述的就是在元宵节寻找情人的场景。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一对对情侣相约元宵之夜，互赠丝帕，私缔秦晋之好。充满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的元宵节，便与爱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戏曲舞台上，才子与佳人在元宵节的浪漫故事俯拾即是，如《陈三五娘》便是以元宵节为背景，讲述了陈三邂逅黄五娘并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也是在元宵节山盟海誓。元宵节为有情人提供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渠道。
至今，在中国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节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婚姻幸福，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所以，大家正忙着为元宵佳节做准备时，别忘了它也正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刻。
玄奘为求佛法偷渡出国
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太宗李世民称玄奘为御弟，亲自为玄奘饯行，并赐其袈裟和禅杖，长安一别的情景很是让人感动。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玄奘西行取经的行为根本未曾得到唐太宗批准，他是偷渡出境去天竺(后来玄奘把它正式定名为印度)的。
玄奘，唐代僧人，法相宗创始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俗姓陈，今河南偃师人。玄奘家贫，父母早丧，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他游历各地，参访名师。
他曾跟道岳学《俱舍》，跟僧辩学《摄大乘论》，跟玄会学《涅槃》，没过多久就把几位大德的学问悉数领会。僧辩叹道：“你是佛门中的千里马呀，佛法将在你的身上得到大力弘扬，只可惜我们这些老朽看不到那一天了。”玄奘由此誉满京华。
通过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玄奘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古时的疆域观念非常严格，出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玄奘向唐太宗请求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唐贞观三年八月，二十六岁的玄奘，出发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
现慈恩寺内的玄奘取经石刻，便是他在路上的情景。他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着草鞋，腰前系着个小包袱，里边放着衣物。左手拿着经书，右手拿着拂尘赶飞虫。他身后背着的是竹子做的书箱，里边放着经书。书箱顶上的圆盖是伞。伞前垂着的线，吊了一个小油灯，以便在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玄奘便是带着这副行头离开长安，开始了五万里的西域之行。当时，唐帝国将河西一带封闭了，严禁百姓擅自西行。玄奘只能潜行到秦州，又转至兰州，并随使者西行。不料才到凉州，便被刚接到朝廷牒文的凉州都督李大亮硬逼回长安。后在慧威法师的弟子慧林和道整的秘密护送下，昼伏夜行，风餐露宿，辗转到了瓜州(今锁阳城)。
这里是偷越国境的关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从瓜州北行十多里，要过了深不可测的葫芦河，才能到玉门关(唐玉门关即现在安西县双塔水库中的双塔堡一带)。玉门关是西去的必由之路和咽喉要道。玉门关外向西北行，有五个烽火台，各相去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和人烟，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戈壁。再过去就是伊吾国境。当时，瓜州刺史独孤达、州史李昌被玄奘西行的真意深深感动，便违背朝廷旨意，当面撕毁追捕玄奘的牒文，并帮他买了一匹马，又找了一位胡人给他做向导。玄奘当天晚上三更时就到了河宽有丈余的葫芦河边，胡人砍了几棵梧桐树，搭在河上，铺草垫沙，让玄奘过了河。玄奘由此出了玉门关，并最终顺利出国。
玄奘西行图
玄奘到了印度后，一直在北印度和中印度及各国游学。他沿恒河流域跋涉，瞻仰了释迦牟尼诞生地古迦毗罗卫城，参观了释迦牟尼在世时长住的地方——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祗树孤独园，礼拜了释迦牟尼苦修成道的菩提树以及逝世之地婆罗林。玄奘在这里如饥似渴，含英咀华，刻苦学习了两年，将三十万页、九百六十万言的佛教经论全部通达。
经过五年学习，玄奘获得了“大乖天”的“解脱天”的极高荣誉，被公认为印度第一流学者。玄奘的名声从西域传回了大唐，这位当年偷渡出国游学天竺的僧人，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莫大兴趣。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唐太宗正在洛阳统领兵马准备征伐高丽。得知玄奘即将携带佛经、佛像回国，立即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房玄龄迎接。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令李乾祐奉迎。
玄奘归国后，成为皇家寺院的上座，身边集合了全国学有专长的一大批学者，门下人才济济，一时间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佛学中心。亚洲诸国如印度、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徒慕名而来，云集长安。而玄奘任上座的大慈恩寺，更成为外国僧人首选的挂单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