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女性的悲吼
冯守娥东亚和平人权国际学术大会上的演讲（节选）
1998年8月于韩国济州岛
我1930年出生在台湾宜兰县，今年68岁，从20岁到30岁，我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整整坐了10年大牢，家兄冯锦辉与我同样，也于1950年被捕，他被台湾当局安插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了极刑，所以，我也是死难者的遗族之一。
我于1960年走出了绿岛，5年后跟我丈夫陈明忠结婚。我的丈夫陈明忠，也是绿岛出来的政治犯。1947年2月28日，他因参加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反抗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被判刑10年。1976年，也就是我们结婚11年后，我丈夫陈明忠突然又被逮捕，关进大牢后，竟然以“通匪”罪名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我们展开了海内外合力的救援运动，才把他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改判有期徒刑15年。到第11年，他因健康问题，保外就医。在我先生被捕后，他们为了问案也将我扣押了二天二夜，不眠不休地审问我，又因为我替丈夫请律师而无缘无故囚禁了我一个星期，咄咄怪事啊，请律师竟也给罪！所以，无论从我本身的凄惨，丈夫的受难，还是家兄的死难，我对专制统治和白色恐怖，都有着说不完的苦，道不完的恨哪！同时，我还深刻认识到，在白色恐怖的几十年里，我们台湾妇女受到的伤害之广泛，灾难之沉重，是其它地方所难以比拟的！因为推行灭绝人性的专制统治和白色恐怖，受害的不仅是被捕的女性，还有每一个受难者的母亲，还有许多受难者的妻子、姊妹和女儿啊！在这场延续几十年的浩劫中，她们所受的苦难及心酸，都是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
我是第一批登上绿岛的女囚徒，按照当局的说法，我们这批女性新生，共计99人，都是政治犯；从职业上划分，大致上有教师、学生、护士、公务员、职员、矿工及家庭主妇等。我们这些苦难的姐妹，在台湾看守所受尽了军警的非人折磨，原本认为押往绿岛就相对稳定了，但是，在以后的甄别活动中，在我所能叫出名字的姐妹们当中，就有18人被改判死刑，拉到绿岛刑场枪决，还有两个姐妹被改判无期徒刑，还有的人过了刑期，继续在集中营服刑，当时，那有什么王法可讲啊！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审判的法律程序形同虚设，审你时，在密室里，定罪时，一个法官说了算，判决后也有不给你判决书，即使有判决书也写得极其模糊，从判决书上无法看出真相。更荒唐的是，按照当时的军法规定，受审者是可以请律师的，家人也可提出辩护，但当局本身都不守法，一概不准请律师，不准家人辩护，这也就是白色恐怖的可怕。
女政治受难者普遍受过疲劳审问。这种“熬鹰式”的审问一般人是受不了的。问案时，他们常常是几个人轮流上阵，不让被问的人睡觉或休息，使其在迷糊状态下被迫就范。这种审案方式是很不人道的，但在无律师、无亲人倾诉的情况下，你只能默默忍受。何况除了疲劳审问外，还有其它酷刑，虽说女性受酷刑的比男性少，但也有不少例子。
我有一个狱友，叫计梅真，她是职业课的教师。在绿岛集中营，她虽然才二十四五岁，身体却极度虚弱，当我们成了朋友，她才道出了一肚子苦水。她本是台北邮局工会补习班的国语老师，课间，师生们讨论过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在看守所期间，办案特务为了逼她交出学生的名单，使用了各种酷刑，包括用针戳穿了她的手脚指头，每天戳穿一个指头剥指甲，折腾了一个多月，因为她确实不想连累自己的学生，军警们又在她面前拷打她新婚不久的丈夫，直到丈夫喀血。后来，惨无人道的军警竟扒光了她的衣服，先是让恶徒们“展览”，又用铜刷插入其阴部转动，还用针刺她的乳头，这些下流、残酷的刑罚，不但残害了她的身体，还错乱了她的神经，在绿岛集中营，她听到军警的皮靴声就浑身颤抖，大汗不止，这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鼻酸啊！后来计老师还是被枪杀了，她先生被指“知情不报”，判了7年徒刑。
女性是母亲、是妻子，生育是她们的天性。这种天性，也就造就了特殊的监狱文化。在绿岛集中营，有的母亲带着幼小的子女一齐坐牢，还有的已孕女囚徒，在那艰难的环境，依然完成了生儿育女的神圣使命。还有十几个女难友，跟丈夫一同坐牢，但相隔咫尺，却只能遥遥相望。
在绿岛时，我们女性分队里关了四个从大陈岛或南日岛捉来的女性俘虏。听说她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是军人，但在国军进攻时与男俘虏一起被捕。有一位女孩只有16岁，个子很高，每到黄昏常哭着说要回家找妈妈﹔还有一位女性送来时已怀孕快要生产，却没有被送到台东的医院，临盆时只能痛苦地躺在自己的床位上，我们却只能围在旁边看，没法帮忙，也不会帮忙啊。后来医务室才派来了一位医官，看到产妇痛了一阵子婴儿还没出来，医官没有帮产妇麻醉，拿起剪刀就往阴道剪，那位产妇虽然很痛，但都忍着没大声叫出来，在孩子终于平安生下来后，大家不禁拍手为母子感到高兴，那个情景令人难忘。另外两个女俘虏，一个年纪较大，一个年纪较轻，长得虽然清秀，脸色却很黄。她们四人和婴孩在绿岛待了一阵才被调走，听说是要把她们送回去，但后来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大家都不知道她们是否安然回到了故乡。直到我出狱好几年后，才听一名难友说，他的一个当排长的老乡亲眼目睹，那四个从绿岛调出来的女俘虏，有一个在军队里被强奸之后，为了配合宣传，就把她杀死后换上大陆人的衣服丢进了大海，好让这名女俘虏漂上岸后，老百姓以为是对岸那边的妇女被奸杀后漂来台湾的。听了这件事后，有一阵子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名凄惨受害的难友，也常常想象着她的尸体漂浮在大海的景象，不知道另外三名女俘虏后来的命运如何﹖但愿上帝保护她们。
在我们女生分队只有四名俘虏，在男生那边听说有近五六十名的老弱俘虏也被调出了绿岛，但不知他们的命运究竟怎样了？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人的生命就像一根草一样，根本不值钱，当局说杀就杀，说奸就奸，说扔进大海就扔进大海，整个社会就像人间地狱，令人不寒而栗。当时，我们并不是处在蛮荒时期，人们为什么热衷于专制统治，热衷于制造人间地狱呢？我想了二十多年，终于有了一些感悟：那些喜欢专制的人、那些制造人间地狱的人，甚至比我们更懂得民主、更懂得自由、更懂得民权，但他们不能讲，也不敢讲，因为一旦推行了民主、尊重了民权、崇尚了自由，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女人以及他们的金钱，统统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在民权问题上、在自由问题上，他们更愿意打哑语、绕着走、拖着来。这才是真正的“民可欺，也可辱”啊！但他们不要忘记一句话：“欺民者，终为民弃，辱民者，终为民耻！”
43、泣泪的百合
苏素文（绿岛居民）
我在绿岛长大，阿爸从小就慎重告诫我们，政治不能谈，老老实实地在岛上养鹿、讨海，要不然，就来台湾本岛找工作。记得做孩子的时候，拂晓时分，常常在绿岛隐隐约约地听到零落的枪声，每到这时，阿爸就会摇着头，用极小的声音说：“又有人被枪杀了。”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残存着这样不快的童年记忆。
自从阿姐过世后，我们举家迁到了高雄，并很少回绿岛去了。因为那里，有我们不愿想起的悲痛记忆。
阿姐名叫苏素霞，白白净净，温纯乖巧，经常受到大家的夸赞。阿姐最爱一种花，就是野百合。岛上到了春末夏初，岸边会开满漂亮而鲜丽的野百合，阿姐每天都带着我去采撷，回到家里，用废弃的啤酒瓶装水，插得一屋子都是白色的花朵。
在阿姐刚满18岁那年，村子里有人来提亲，阿爸一直没答应，他说：“要嫁就嫁去本岛，比较有发展的余地，嫁这里的人，没有出息。”阿姐听了阿爸的话，一直摇头微笑，脸红着拒绝，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早已心有所属。
阿姐是不该爱上那个人的，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犯。曾国英，我还深切地记着他的名字。1958年，曾国英那时刚从海军士官学校航海科毕业，他虽然受过严厉的国民党军事教育，骨子里却积存着一些西方思想意识。因为不满专制统治，他暗暗联合9名海军舰艇兵，计划抢夺舰艇“起义”，然而，还未付诸行动，他们就全数被捕，在遭受了残忍的刑法后，判刑8年。就是在绿岛服刑时，曾国英认识了阿姐。
我还记得，那年我13岁，村子里常常有监狱派出的康乐队来表演，说是与民同乐，康乐队的成员都是些服刑的犯人，曾国英，就是康乐队里的小喇叭手。由于康乐队清一色都是男性，他们和村里人熟了后，就想请一些唱歌不错的女性去客串，阿姐从小就喜欢哼哼唱唱，人也长得活泼可爱，于是就被大家选了出来，久而久之，她俨然是康乐队头牌女歌手。阿姐和曾国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并逐渐产生感情的。
那时候，有个姓刘的中校或上校——日子久了，他的确实官阶我已不记得——经常来我家走动，大家都看得出来，他看上了阿姐，更糟的是，他竟然是当时狱方的指挥官，曾国英注定惨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阿姐要我陪她到海外的村边，我还以为像往日一样，要带我去采撷开满岸边的野百合呢，但我突然想起来，那并不是花开的季节。那天，海风很大，天色阴沉，阿姐一脸冷肃，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这样充满寒意的面孔。“阿弟，你紧跟着我，不要离开我身旁，懂吗？”阿姐对我说，我不明就里，但还是顺从地点头。
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那里，我远远就看见那个姓刘的军官涎着笑脸，斜倚在车前的引擎盖上。
“素霞小姐，你终于来了，怎么，还带着小跟班？”
“我不跟你胡扯，你告诉我，你对曾国英怎么了？”
“曾国英？我们的犯人啊，你问他做什麽？”
“不要假装不知道，我听说你把他关到一个很潮湿的碉堡里去了，是不是，你说！”
“他违反监狱的纪律，我当然要罚他。”
“违反纪律？什麽纪律？你跟我说清楚。”
“这是我们狱方内部的事，你不用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