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是李新宇被关进绿岛的第10年，是年，他34岁。李新宇本是高雄市五福国民中学的音乐教师，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他也卷进了这场政治运动。所谓的“美丽岛事件”，是美丽岛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发起的，但感召并影响了许多社会人员，他们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阻挠警察发生了正面摩擦，后演变为官民暴力相对，当局逮捕了37名示威者，李新宇就是其中之一。在绿岛服刑期间，李新宇曾被派往公学教授音乐课，1988年，新的出狱条件实行后，父母双亡的李新宇已经举目无亲，无人前来担保，所以他只好耗在狱中。正当李新宇孤独无助时，一位监狱军官神秘兮兮地向他走来。
“李新宇，有你的好消息了，有人来保你了。”
李新宇茫然地问道：“谁呀？”
军官告诉他：“是一个女的，而且是一个容貌出众的女的。”
李新宇带着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态，来到了探监室。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打扮入时，仪态大方的年轻女子。李新宇望着她那陌生而又靓丽的面孔，生就了许多疑问：“你是？”
对方莞尔一笑，向他伸出了纤纤细手：“怕是你不会记得我了，论起来，我应该叫你老师的。我叫阿秀，七年前，你曾教过我声乐，在绿岛公学。”
随着她的话语，一个模糊而又清晰少女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不敢确定，但眼前的姑娘还是能跟他记忆中的某个身影相联系的。他上上下下打量着阿秀，想问什么，却又羞于开口。
交谈中，阿秀讲述起了这几年的经历。
完成了绿岛公学的学业，阿秀考入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四年专业训练，把她培养成了一只美丽的“夜莺”。毕业后，她有幸加入了邓丽君的轻音乐团。当时的邓丽君，事业如日中天，艺术炉火纯青，阿秀对邓丽君既崇拜，又迷恋，经常模仿她的每一首歌。有一天，邓丽君的一次无意哼唱吸引了阿秀，那是一首悲苍激越，婉转抒情的新歌，阿秀从来没听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血染的风采。
抱着好奇和羡慕，阿秀问邓丽君这是什么歌，邓丽君悄悄地告诉她，这是大陆正流行的歌曲，名字叫《血染的风采》，反映的是解放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情景；阿秀听了，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她了解邓丽君，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国民党的军官，她的爷爷因为成分问题，在邯郸老家受到了镇压，所以，邓丽君的价值取向阿秀是一清二楚的，她能唱赞美解放军的歌曲，可见《血染的风采》的魅力。当下，阿秀向邓丽君索要了《血染的风采》的词谱。转身到了1987年，台湾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举办校友会，阿秀当着一些同学的面，轻声唱起了《血染的风采》，不料，第二天，保安司令部的人就找到了阿秀，质询她从哪里学唱的《血染的风采》，阿秀只好如实陈述。保安司令部迫于邓丽君的名声和威望，没有就此事再做深究，但是他们却胁迫邓丽君，解除了与阿秀的合同关系。临别，重情重义的邓丽君给了阿秀一大笔酬劳，从此，阿秀也就成了云游四海的自由歌手。至于1992年，邓丽君在巴黎公开演唱《血染的风采》，台湾无线电台大肆宣扬、反复传播，那就是后话了。
阿秀的讲述，让李新宇心潮起伏。他暗暗想，我这一生，本来要孤苦远行，做梦也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位多情的姑娘，这是哪位先人替自己烧的高香啊。从李新宇的眼中，阿秀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她对他说：“新宇，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结伴而行，把歌声撒向五湖四海吧。”
李新宇感激涕零，紧紧地握住了阿秀的手。
相关链接：百度百科名片——1979年9月，政论性刊物《美丽岛》杂志在台北创刊。是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该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布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6时，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的民众已达五六百人。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杂志社新闻人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四周待命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第三天，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经过军法审判，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俊雄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有31人被刑事法庭判处4至6年的徒刑。
经过这次事件，党外势力的骨干基本郎铛入狱，党外运动元气大伤，被迫转入低潮。而国民党也受到重创，宛如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被打了一个大洞”。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30、神秘的“二叔”
到了蒋经国的残年，随着台湾政治氛围的宽松，绿岛的政治犯已经所剩无几了。当局遂对在押犯人实行了集中，他们先是移到了绿洲山庄，后又移到了敬德山庄。
在所剩不多的犯人当中，除了个别重刑囚徒，还有少量的特殊人物，再就是中共的特工人员。按照政治集团较量的惯例，高级别的特工人员一般是不判极刑的，将他们长期关押在监狱，除却随时可以“调用”，还有一个重要用途，那就是可以用于双方高级别间谍的交换。培养一个高级特工是不容易的。
宋允生就是台湾军方故意扣留的一个中共特工。宋允生是华东军区敌工部的情报人员，1950年11月由香港潜入台湾，主要任务是修补横遭破坏的台湾地下党组织。1960年6月，在一次突然审查中，他不幸被捕。国民党“军情局”软硬兼施，极力争取他，但他只是供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顽强地保留住了共产党的核心秘密。最终，“军情局”放弃了对他的审讯，将他关进了绿岛监狱。
1988年2月的一天，监号里的宋允生独自一人摆着棋谱，牢房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监狱里的总教官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宋允生，你二叔来保你了。”
听了这话，宋允生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欢喜，相反，经过多年训练的他竟皱起了眉头，暗忖道：我二叔远在河北老家，别说他不知道我被关在了这里，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来得了。这恐怕又是国民党的诡计，想骗我出去，再暗地里下手。想到这儿，他冷漠地说：“我没有二叔，他找错人了。”
总教官却坚持道：“是不是找错了人，你见一面就知分晓了。”
他示意宋允生随他而去。宋允生知道别无他选，也就顺从了。
到了探监室，不出所料，眼前的这个“二叔”，宋允生果然不认识。保持高度警惕的宋允生坦然地望着铁栏那边的“二叔”，没有任何表情。“二叔”商人打扮，但却气宇不凡，他仔细打量着宋允生，神情逼真地开口了：“怎么？一场大狱之灾，就不认亲人了吗？二叔我打听了你这么些年，终将你找到了呀！”
品味着这个冒牌“二叔”，看看站在身边的总教官，宋允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但他镇定自若，无意表现，只是不置可否地向着“二叔”眨了眨眉毛。
“唉！”“二叔”叹口气，一双眼睛却直盯着宋允生，“你不记得我，难道忘记你大叔了吗？民国38年，在老家石城，他可为你折断了一条胳膊啊！”
宋允生猛地一惊，在石城集训的那段历史，是极为秘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且，他在特战训练班裸绞训练时，一个姓张的教员确实为他折断了一条胳膊。
宋允生忖度半天，才试探着问“二叔”：“大叔还好吗？”
“二叔”摇了摇头，黯然地说：“你也知道，你大叔以打猎为生，谁能想到，在他不惑之年，竟然马失前蹄，被猎物反咬一口。唉，他在临去时，特意嘱咐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啊。”
话音不言而明，宋允生知道张教员已经牺牲了，眼角不仅泛起了湿意。他泪眼昏花地对“二叔”说：“唉！他走了，我也老了，在这监狱里一待就是28年，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啊！”
“二叔”知他已经相信了自己，也伤感地说：“唉，人生，就是在苦难中行走啊！”
他叹了口气，又说道：“允生，我历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你，你跟我回香港吧，好好享受一下晚年。”
宋允生瞥着身边的总教官，意味深长地问道：“‘二叔’啊，说走，有那么容易吗？”
“二叔”却满不在乎地用暗语答道：“山有山法，行有行规。世间皆道，但哪有脱离了生意之道的啊。既然我来了，自然就有带你回家的道理，你还是赶紧准备一下吧。”
总教官诡秘地瞅着他俩，不吭声。
离开监狱时，宋允生握着前来送行的总教官的手，对他说：“对不起了，旅居这么些年，也没给你们留下多少盘缠，惭愧惭愧啊！”
总教官却轻声一笑，道：“彼此彼此！所失所得都是一样的。”
就这样，在双方心照不宣的形态下，宋允生被领走了。
到了香港，迎接他的是当年石城特训班的一位老战友。30年后的重逢，两位隐蔽战线上的战友默默无语，久久伫立。
半天，宋允生才问道：“老伙计，这笔买卖没赔吧？”
“用两个小毛贼，换我一个老战友，赚！”
故事还没有完，几个月后，绿岛的总教官收到了宋允生的一封“感谢信”：
“我尊敬的总教官：
我带着你们渴望的秘密走了，仅仅给你们留下了一堆生活账单。但我不得不这样自豪地告诉您，我的职位是远远超出您的想象的，如果用经济学来评判我们这笔买卖，我足抵你们交换的战友十几个！
宋允生
1988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