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在医院中被列为特别护理的病号，并通知了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莫里斯·雅各布是这个组织的一位业务主管，他在天亮前赶到了医院。院方告诉雅各布关于霍金的病情，说现在霍金的情况十分危急。主治医生怀疑霍金的气管可能被堵住了，也可能是得了肺炎，这都是肌萎缩病人容易得的病。在许多病例中，肺炎对患肌萎缩症的病人危害很大。雅各布正在想方设法与珍妮取得联系，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珍妮正在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虽然她也不时地给霍金的专职护士打来电话，但她现在在哪一个城市却很难确定，因为她的旅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日程。雅各布和他的部下只得给德国各地拨电话，通过珍妮的朋友寻找她。最后，他们在波恩附近珍妮的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她。
珍妮接到电话之后，立即动身，日夜兼程地赶往瑞士日内瓦。在日内瓦的州立医院，她见到了她的丈夫斯蒂芬。斯蒂芬的病情很重，医生给他用了生命维持器。不过，斯蒂芬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医生建议对霍金施行气管切开手术，认为不这样，霍金生存的希望几乎没有。因为当时霍金已经不能用嘴或鼻呼吸，如果把呼吸器拿开他就会窒息。气管切开手术就是要把气管切开，在衣领上部的脖颈上植入一个呼吸装置。医生告诉珍妮这种手术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她丈夫的生命。但珍妮心情很复杂，她知道斯蒂芬作了这种手术之后很可能再也无法讲话或发出任何声音。尽管斯蒂芬许多年来说话非常困难，言语能力十分微弱，但他毕竟还能发出声音，他的家人和他的亲密朋友还能够听懂他说的话的意思。他的语言虽然十分难以理解，但毕竟还有人可以听懂，他还有一定的言语能力。现在医生准备对他所施行的气管切开手术，很可能要剥夺他的全部言语能力。这对霍金和他的家人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当然，医生也安慰珍妮，说气管切开手术之后还有一种恢复语言能力的办法。但珍妮心里明白，医生所说的那种恢复语言能力的方法只有在病人身体相当健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对于霍金来说这种方法基本上无法使用。医生也只是建议施行气管切开术，最后惟有珍妮才能够作出决定。她的犹豫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虽然霍金身有残疾，但仍然可以周游世界，到处讲学，但现在要剥夺他的言语能力，就意味着让他永远沉默，发不出任何声音。珍妮的一段话可以表露出她的复杂的心情：“前途是那样的暗淡，看不到任何希望，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要使斯蒂芬生存下去，我就要为他作决定，施行气管切开术。但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我使斯蒂芬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霍金最后还是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做完手术后，他又在日内瓦州立医院里呆了两个星期。此后，由一架空中救护飞机把他送回了剑桥。飞机在马歇尔机场降落后，在那里等待他的医生立刻前去接他，把他送往亚丁布鲁克医院，让他住进了该医院的特别护理区。
当天晚上，《剑桥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本城顶尖科学家被送往医院。”报道中引用了亚丁布鲁克医院的一位高级护士的话：“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特别护理。他的病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还需要作进一步诊断。”霍金在这所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当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稳定的时候，才允许他回到家中休养。
霍金这一次得救，转危为安，完全是一次幸运。许多肌萎缩症患者都死于肺炎，抢救的可能性极小。而霍金这次得肺炎，恰好是在瑞士这样一个世界上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度里。而抢救霍金的主治大夫又恰恰了解霍金的病情，因为他在这不久前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霍金病情的介绍和对于他的护理情况。这位大夫凭着他所了解的情况和丰富的经验，挽救了霍金的生命。假如霍金是在两年前得了肺炎，假如他不是在瑞士而是在其他国家得了这种病，假如他不是在医院里恰好碰上了解他的病情的大夫，那么后果都是难以设想的。
1985年8月，当《时间简史》的书稿即将写完的时候，彼得·戈扎迪得知霍金患了重病，被送往医院抢救。他十分着急，担忧霍金的病情，多次给医院打电话询问情况。霍金在医院里刚刚恢复一点，就开始继续修改他的书稿。
霍金这时从书稿的预付款中得到了一笔资金，他能够用这笔钱来暂时缓解他经济上的危机。即使如此，珍妮还是认为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危机。因为霍金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之后，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特别护理，而国家健康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时间很短，每周最多只能提供7个小时的家庭护理，外加2个小时洗澡护理。因此，珍妮不得不付费请私人护理，而这笔费用是相当高的。使珍妮更为感到忧愁的是，如果斯蒂芬再也不能工作，那末他们一家将如何维持生存。
珍妮的思想压力很大，她看不到有什么希望。她曾经想过自己离职用全部的时间去照料斯蒂芬，但作为一个护士她又不在行。而且，霍金不能工作了，她自己再辞去职业，这个家就一点儿生活来源都没有了。如何才能维持这个家庭呢？她越想越害怕，她想到霍金躺在疗养院里，不能再继续他的工作，他越来越衰弱，直到最后结束生命。珍妮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有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应付这糟糕的局面。”
她也试图通过其他的途径寻找经济上的援助。她向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发了一封又一封的求援信，也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让他们帮助寻找愿意提供援助的慈善机构。美国的一家基金会收到珍妮发来的求援信后，考虑到霍金在宇宙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成就以及他的国际声望，愿意每年支付5万英镑作为护理费用。此后不久，其他几家慈善机构也答应援助霍金，但他们所提供的钱都少得可怜。珍妮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伤心，因为他们家曾向慈善机构国家健康服务中心捐了许多钱，但当他们家需要它们的帮助的时候，它们提供的帮助却如此微薄。珍妮对此也十分愤怒，她在想，幸亏他的丈夫斯蒂芬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师，那就只有在家里等死。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斯蒂芬·霍金送进疗养院里去。如果霍金住进了疗养院，政府将承担全部的费用。但珍妮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对斯蒂芬的病情没有什么好处。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珍妮是不会这样做的。
恰在这时，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计算机专家沃尔特·沃尔特斯听说了霍金的处境后，给他寄来了一个名为“补偿者”的计算机程序。这个软件可以装在霍金家里和办公室的计算机上，霍金使用它可以在具有3000单词的屏幕上选词。他只要轻轻动一下手中的按钮，就可以使光标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最后选到他所要使用的词。这样，他就可以一个词一个词地选出来组成句子，计算机中的声音合成器可以把这些句子转化为声音。另外，还可以在计算机中预先输入一些常用的句子，这样可以加快“说话”的过程。
通过使用“补偿者”这个软件，霍金又可以“说话”了。但刚开始的时候，霍金并不太喜欢使用它。因为使用声音合成器就等于承认自己再也没有语言能力了，霍金显然还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但时间一长，霍金认识到，要想继续从事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还必须学会使用这个软件。他在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时，由他的一个研究生布赖恩·惠特扶他下床坐在计算机旁边，他在打出“您好”之后，又打出了一行字：“您愿意帮助我写完我的书稿吗？”计算机发出的带有美国语调的句子让霍金感到惊讶。
霍金在使用了这个软件一段时期后，每分钟可以输入10个单词，这对于正常语速来说显然是有点太慢了，但霍金认为这样的速度很适合他，因为他病情稳定后思维一直很慢。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使用，霍金已经能够习惯地使用这个计算机程序了，他每分钟可以打出15个词来。他可以把这些单词打成句子让计算机把它讲出来，也可以把这些句子存入计算机的磁盘里。多年来，他一直是通过口授的方式写文章，这个软件使他不必再依赖于口授的方式，而由自己亲自操纵就可以完成文章的写作了。如果他的文章里包含着数学方程，他可以只打单词，由计算机把单词转化成数学符号。
这个计算机程序的使用是霍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在做气管切开手术之前，只有他的家人和他的亲密朋友可以听懂他那模糊不清的发音，而现在使用了这个软件，他想说的话通过计算机的声音合成器能使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现在，他在讲演和谈话时再也不需要翻译了。他的计算机的声音合成器发出的声音有一定的口音，它能发美国口音或斯堪的纳维亚口音。而且他的计算机发出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太像机器人说出来的话，因为声音合成器发出的声音还带有一定的语调。这正合霍金的心思，他讨厌机器人发出来的那种声音。霍金也很希望他的计算机的声音合成器能发出英国口音。他见到他的朋友时常常这样打招呼：“您好，请原谅我的美国口音。”不久，霍金就可以通过改变程序来变更口音。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他喜欢使用一种带有苏格兰口音的程序，他认为这种口音最接近于自然口音。霍金的小儿子蒂莫西很快就适应了他父亲的新口音，因为他几乎不记得他父亲的真实声音。霍金在瑞士日内瓦做手术时蒂莫西年仅6岁，而在此之前，霍金也只能发出一些让人难以听懂的模糊不清的声音。
霍金修改书稿的工作还在继续，由于有了计算机发音程序的帮助，他的工作和生活比原来方便多了。也由于得到了一部分书稿的预付款，他家庭中的经济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他与彼得·戈扎迪紧密合作，采纳了编委会在征求部分读者的意见后提出的建议，他们决定删掉书中的部分章节，重新改写了书中的部分章节。霍金本想在书的后面增加一个有关数学方面的索引，列出一些在正文中应该出现而又没有出现的数学方程式。戈扎迪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读者望而生畏。
在霍金与戈扎迪紧张地准备书稿的同时，美国的矮脚鸡公司正积极地准备在1988年春出版发行霍金的这部书。出版中介人艾尔·朱克曼这时也在加紧活动，他把版权卖给了美国和加拿大后，还试图寻找世界其他地方的出版商。德国和意大利的出版商在没有看到书稿的情况下，都愿意出3万美元的预付款买下版权，日本、法国和西班牙也对这本书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朱克曼甚至没有预料到，中国、朝鲜和土耳其也打出了报价，还有两家俄罗斯的出版公司也报了价，以前他从未同这些国家打过交道。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俄罗斯的两家出版社同时向他提出要购买版权，它们出的价完全相同，丝毫没有竞争的意思。
全世界都表现出对斯蒂芬·霍金所写的书的极大兴趣，这有些出乎艾尔·朱克曼的意料。然而，霍金的书在英国的发行却遇到了麻烦，这是朱克曼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英国的出版商对斯蒂芬·霍金的这本著作持有怀疑态度。朱克曼给他们看了早先写的书稿，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支付15000英镑，还有两家出版社分别愿意出价10000英镑和5000英镑。朱克曼认为他们的态度不够认真，所以就主动放弃了与他们的合作。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商都为得到这本书版权而争相出价购买，而只有英国的出版商还没有打算出版一位由他们自己国家的作者所著的书。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1987年，美国图书商协会会议召开后，英国的矮脚鸡公司的马克·巴蒂·金在会上遇到了朱克曼，他向朱克曼借来霍金的手稿阅读，读完后他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将来在市场上一定会销得很好。他向朱克曼询问这本书版权的价格，朱克曼告诉他这本书在英国的版权价格是75000英镑。他听了报价之后，像被迎头泼了一盆凉水，购买版权的热情一下子全没了。他认为，尽管这本书很有价值，但为这样一本不易读懂的书支付’75000英镑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马克·巴蒂·金的最高报价是30000英镑，朱克曼认为这个报价还不够高，所以决定暂时先不与他达成协议。然而，企鹅、科林斯、世纪哈钦森和其他一些出版公司所出的报价也都达不到30000英镑，朱克曼最后还是接受了英国矮脚鸡公司30000英镑的报价。
然而，马克·巴蒂·金还得将此事提交到出版公司定期召开的编辑工作会议上讨论，最后决定是否购买这本书的版权。他仔细地算了一笔账：假如这本书的精装本国内销售3000册，库存2000册，出口500册；平装本国内销售10000册，库存10000册，出口3000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发行3000册，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还是不够支出的费用。最后，他又把在英国出售此书的连载权的收入5000英镑也算进来，才勉强使收付平衡。他把他算的这笔账拿到会议上让大家讨论，尽管他的一些同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但他还是使他们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当然，出版这本书对出版社来说有一定的风险，但他们准备出版的是一本有着很高声望的科学家所写的书，出版它也会提高出版商的声誉。只要出版社在这场交易中不致于亏本，他们就完全值得去冒这个风险。
霍金的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参加了法兰克福秋季图书展览会。在会上，马克·巴蒂·金遇见了书的作者斯蒂芬·霍金，霍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只有当你见到霍金后，你才能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他会使你感到震惊，他那不同寻常的幽默感会深深吸引着你。”马克·巴蒂·金认为，这才是大家风范，也正是霍金的魅力所在。在展览会上，他签约购买此书版权之后对记者说：“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该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是：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根源于哪里？这本书的观点明确，脉络清晰，个性化明显。由于这本书所涉及的是深奥的宇宙学问题，不那么容易读懂，但我认为它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仍不失为一本具有很大诱惑力的书。”
在法兰克福图书展览会上，霍金用简练的语言向聚集在那里的出版商发表讲话，他讲述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哲学理念和出版它的动机，也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他的这一席话虽然十分简短，但深深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