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后，霍金又回到系里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和研究，一直工作到下午的喝茶时间。下午4点钟，公共休息室热闹起来，喧哗声此起彼伏，人们三五成群地一边喝着茶，一边热烈谈论着。霍金一般是坐在室内的～角上，静静地听着大家谈论，很少谈自己的看法。但是，当霍金开始说话时，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讲。霍金的话通常比较简练、精辟，几句就能切中要害，往往对大家有较大的启发。
霍金的研究生们通常是在下午比较晚的时候来与他见面，他们围着霍金在写字台旁边坐下，把他们写满方程式的研究报告摊在写字台上。霍金一边检查他们研究的成果，一边给他们提出一些简短的建议。有时霍金的助手会帮助他把问题阐述得更准确、更具体一些，帮助研究生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下午7点钟，霍金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此时，他驾着轮椅走出他的办公室，沿着回家的道路往回返。有些晚上，他需要与系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在学院的贵宾桌上吃晚餐，在这种场合下，他不得不穿上他那教授礼服。有的时候他请他的助手帮助照料孩子们，他与珍妮一起到剑桥的某个餐厅去用餐。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与珍妮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呆在家中。
随着霍金的名气与日俱增，霍金出国旅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几次，有时是到美国，有时是到欧洲一些国家，在那里讲演或参加会议。他的助手、朋友罗杰·彭罗斯说：“霍金总是想方设法地参加每一个重要会议，无论会议在那里举行，他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前去参加会议。”有一次，霍金到比利时参加一次重要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差一点儿没有赶上从布鲁塞尔回英国的飞机，因为送他和彭罗斯去机场的出租汽车司机在半道上迷了路，耽搁了时间。当出租车到达机场时，他们将乘坐的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准备起飞，彭罗斯大步流星地循着坡道奔跑着，霍金的轮椅也随着他快速地前进。他们穿过机场大楼，终于在飞机将要起飞的前几分钟赶上了飞机。
与霍金相比，珍妮出国旅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他们孩子的增多和她的教师职业的压力，她需要呆在家里照料孩子们和从事她的职业工作。这样，当霍金出国访问时，照顾他的担子就越来越多地落在了他的助手和同事们身上。他的助手、朋友和同事与他一起出国时，总是尽最大的可能照顾他，一刻也不停地跟在他的身边，总怕他会有什么不安全。显然，照顾霍金是非常累人的一项工作，一天下来总会让人感到筋疲力尽。霍金也深知照顾他是十分劳累的，因而他尽可能地省下一些钱来顾一位保姆来陪伴他和他的助手。当然，这需要很多的费用，霍金在经济上需要精打细算。好在他自从担任了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的职位以后，他的显要地位越来越被一些学术机构看重，往往在邀请他出国参加会议时在经济上给他提供较充裕的资金。
当然，霍金每次到国外去参加学术会议或作讲演，都没有忘记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在回国时为他们带回一些礼物。有一次，他和彭罗斯回国时，正遇上飞机误点，他们在机场候机窒里等飞机，霍金这时在候机室商店里看到了一个十分逗人喜爱的玩具，他请求彭罗斯帮他把这个可爱的玩具买下来，他准备把它送给他的女儿露西。接下来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十分滑稽的情景，霍金把一只粉红色的大绒毛动物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一下子把自己那瘦小枯槁的身体全给遮住了，就好像一只大绒毛动物坐在轮椅中一样。
1981年那次到梵蒂冈参加有教皇组织的宇宙学研究大会，珍妮也同他一道去了。他们在罗马呆了一个星期，有好几个晚上斯蒂芬和珍妮都一道去外面的餐馆就餐。霍金夫妇还同与他们一起去参加会议的丹尼斯·夏玛以及他的妻子莉迪亚同桌就餐。珍妮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我和斯蒂芬都感到很愉快，斯蒂芬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带我去市内和郊区观光，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
宇宙学研究大会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代表和与他们一道前来参加会议的同行人员，被邀请到教皇的避暑宅邸冈多福堡参观并接受教皇的接见。这座城堡的建筑看上去并不算太壮观，但却透露着一种朴素美。它坐落在乡间，四周都是小村庄，环境十分幽雅。由于前不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圣彼得广场被手枪的子弹所击中，差一点儿丢了命，因而在他遇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接见来参加会议的人员时，四周布满了保安人员。
从梵蒂冈回国后，霍金回到系里像往常一样继续研究和工作。这时，他的第三本书将要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但这次出版不是很顺利，在他的书出版之前，他与出版社的编辑西蒙·米顿之间有一场争论。他的这本书的名字是《超空间和超引力》，是与他以前出版的《空时的大型结构》属于同一类型的学术书，人们觉得这两本书的发行量应该大体相同，在5000至l万册。霍金与编辑的争论是由书的封面引起的。霍金对于封面的设计和装帧有自己的想法，他选了一幅他在办公室黑板上画的画作为他这本书的封面，由于这幅画是彩笔绘制的，因而要使它保持原样就需要使用全色的照片对这张画进行翻拍，最后制成彩色的封面。出版社的编辑认为，学术著作一般都不使用彩色的封面，因为学术著作发行量都比较小，而使用彩色封面成本又太高，如果用彩色封面的话，要冒赔钱出书的风险。霍金在听说出版社不同意用彩色封面出书的意见后，非常生气，声称如果出版社不同意按照他的要求出书，他就将书稿撤回来，不在这个出版社出了。最后，出版社迫于他的声誉和压力，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然而，事实证明，出版社是对的，霍金的这本《超空间和超引力》销路不太好，出版社为出版这本书而赔了钱。
在20世纪80年代，霍金取得的嘉奖和荣誉还是接连不断，仅在1982年这一年，霍金所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就不下4个，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大学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及法国巴黎大学。
随着霍金所得到的荣誉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他也越来越感兴趣。1983年，英国广播公司的“地平线”节目，介绍了霍金在宇宙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和在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工作。这个节目做得不错，让英国的公众通过媒体第一次看到了霍金教授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霍金驾着他那电动轮椅车在剑桥的各个地方高速地行驶着，他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与他的研究生和同事一起讨论问题，他与珍妮和孩子们在位于西大街的家中一起度过闲暇时间，他在官方的聚会上与政府官员在一起。公众被这个节目给迷住了，使得这个节目大受欢迎。紧接着，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报道他的文章，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电讯报》都对他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名利场》等报刊都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短短的几年中，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眼中，“黑洞”和“斯蒂芬·霍金”被当作了同义语。
霍金是一个敢于面对社会公众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严重残疾而羞于出头露面。对于越来越被社会公众所接受，他也感到十分高兴。因而，他很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也很愿意在一些公共场合露面。他这样做当然对新闻界是一件大好事，同样也备受社会公众的欢迎。
然而，名气并不能用来付账单，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霍金一家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越来越沉重。尽管霍金拿着教授的薪水，并且有时还会得到一些奖金，但那时教授的工资比工商界同等职位的工资要低，有时偶尔获得一些奖金，数目也不高，且这种收入是很不稳定的。珍妮一边要操持家务，一边还要继续她的职业。她发现他们只能支付得起少量的私人护理服务，但随着家务事的增多，他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服务。但这种私人护理服务那时在英国通常是很贵的，霍金夫妇有时迫于经济压力只得放弃一些。
霍金一家的经济压力还来自于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要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他们的长子罗伯特在剑桥的帕斯学校上学，这所学校的学费是比较贵的，霍金夫妇不仅要为他支付现在的学费，而且也要为他准备上大学的费用。他们的女儿露西在公立纽纳姆·克劳夫特学校上初中，他们也希望她将来能同她哥哥一样进帕斯学校学习。随着他们最小的孩子蒂莫西一天天长大，在他身上的开支也多起来。总之，这些让人烦心的经济问题常常会使霍金夫妇感到头痛，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精打细算。
霍金一方面面对的是鲜花、荣誉和一帮帮来访的记者、专家，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一些危机。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经济上的危机之外，还有霍金那令人担忧的病情。虽然他的病情已经稳定了好几年了，但他这种病往往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一旦他的病情恶化，他就再也不能工作了，他的各种奖金就都没有了，仅仅靠校方发给的年薪维持生活是不够的。还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如果珍妮再也不能照料他和家庭，那他们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霍金没有被这些潜伏着的危机所困扰，他依然故我地搞他的宇宙学研究，指导他的研究生，会见来访的客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工作。他从20多岁就患上了这种随时都有可以有致他于死地的疾病，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从心理上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残疾人，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以后不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压倒霍金，他的大脑只要还能正常运转，他就要研究和思考宇宙的深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