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做局”，老银元教训了一老一少！珍奇0版，千里之外神奇闪现！反手“做局”，“银元流氓”笑饮苦水。
一
女人就这样，没发生那事儿，她羞羞答答，进一步退两步，一旦有了那事儿，她就变样了。莲莲自不例外，过去说到结婚，她避实就虚，敷衍应付，如今她三天两头给我长途，绕来绕去的，还是催着结婚。我问她，是不是那样了？她“哼”了一声，自信地答道：“我是干吗的？能会那样吗？”
筹办婚事，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辛劳，对男人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因为可以亲亲热热、甜甜蜜蜜。我跟莲莲厮守在胶东的小家里，正在没白没黑地忙活着想忙活的和不想忙活的，突然接到了单位通知，让我到县里开改革座谈会。
我一头雾水。一个小小的门市部经理，开的什么改革座谈会呀！
我风风火火赶到了设在县社的会场，座谈会已经开始了。我看到，会议室正中贴着几个黑体字--供销系统经营改革座谈会。一个觉得有点儿面熟的秃顶正在讲话：
“……同志们，我刚才说到了，大形势逼迫我们供销系统改革，小气候也在逼迫我们供销系统改革呀！前几天，市委负责改革试点的皮定仁书记开了一个摸底会，从各县、区反映的情况来看，随着农村商品市场的不断开放，以农村为主要市场的供销社组织面临着严重考验啊！一些单位，经营水平下降，业务大幅萎缩，有的甚至工资发放都遇到了困难。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改革！因此，这次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最有代表性的供销系统着手。市供销社又选择在你们这个县搞试点，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对你们的充分信任！“
“谈到了改革，怎么改？如何改？所以，我就代表市委皮定仁书记，把你们这些在承包经营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给请来，一起研究对策。”
趁他喝水的工夫，我扫了一圈会场，我们那三十个改革干将果然都在。再一瞅那秃头，我一下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个跟着皮副书记的秘书吗？
我又翻了翻工作人员送来的会议材料，才发现，讲话的秃头是市里的副秘书长安丘，真是一个怪名。
安丘放下了水杯，歉意地笑道：“同志们，我知道，你们这些改革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尝试改革中，动了很多脑子，出了很多力，但回报却不理想。但是同志们呀，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风吹雨打，不尽人意，都是难免的。我们要本着向前看的姿态，坚定改革，当好改革的先锋！当然，对于过去没有充分体现的政策问题，在目前状况下，我们本着既要照顾大多数职工的情绪，又要照顾改革者利益的原则，应当妥善解决；下一步，你们当中凡是参与新一轮承包经营的同志，将把原来没有兑现的那块利益，视为下一轮的上交利润，这样，不仅缓解了单位的支付困难，还能对过去的政策有所体现，大家觉得怎么样呀？”
大家闷闷无声。这个主意很精妙啊！不过是用一块悬在空中的画饼，来刺激大家罢了。另外，也是重要的一条，承包基数呢？如果承包基数如旧，还可以考虑，如果承包基数加大了，不等于额外加码吗？那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这屋里都是精明的商人，没有傻瓜。
所以，安丘的生动演讲，并没有博得喝彩。
座谈会在沉闷中收场了。
中午，我刚刚吃完会议餐，一个工作人员找到了我，说是安秘书长找我。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跟着他上了一辆雷诺。
汽车驶进了城外一个大院，很荒凉，有堵高高的土墙。
下了车，我听到了久违的枪声，也似乎听到了某种号角声。我预感到，在这里，将有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但，是什么呢？
那名陪我而来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县民兵训练基地。”
我更加惶惑。
走进一扇军绿色的铁门，安副秘书长提着一支改进型“五六式”冲锋枪迎了过来。
一见我，他就非常亲切，不，是亲热：“来，消遣消遣。”他把手里的枪递给了我。
我眨动着眼睛，琢磨着他，并跟他走近了靶位。那里还站着几个人，但从射击的姿势看，不太专业。
见我握着枪迟迟未动，安秘书长又拿起一支冲锋枪，左眼一闭，“砰砰砰”就是几个点射。报靶员连续举了几次旗子，他的枪法还可以。
在他示意下，我只好推弹上膛，但我不习惯精确射击，这来自老连长的训导，他多次向我们灌输：“当你闭死了眼睛，说不定你已经死了几回了。”所以，我端枪就射，一阵急促射击，把在场的几个人都打傻了。从报靶员的旗语上看，我的成绩应该不差。
安秘书长冲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说：“走，咱们转转去。”
到了靶场外围，他背着手，很友善地望着我：“哪年的兵呀？你的射击，很有实战色彩啊！”
我如实答道：“七六年的。在边境待过，所以实战。”
“咱俩正好差着十年。我六六年的兵。”他说。
“你是老兵。应该喊你老班长。”
“好啊，新兵同志。”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军人的爽气，干净、漂亮。
但这爽气没有保持多久，他又敛起了表情，问道：“你们是不是对新一轮的承包办法不太满意呀？”
“他们，我不太清楚。”我答道。“但我，是有些看法的。”
他缓缓仰起头，笑了，满脸带着领导特有的和蔼：“呵呵，皮书记说得没错啊，你确实勇气像你父亲，智慧像你伯父。”
忽然间，他也仿佛觉察出了什么，低下头，又施放出了平民的微笑。
我无心研究他的表情，只是疑惑：没想到皮书记还能研究到我，一个不起眼的小后生。
“上次，是你带的头，这次，我们还希望你带个好头呀！”他终于吐露了目的。
我不想太直白了，只是用沉默来拒绝他。
走着走着，他停下来，眺望着远空，说道：“其实，对这个办法，我也有些看法啊！”
他无奈地晃了晃头：“社会上，很多的人都在埋怨，说政府制定政策的水平太低，包括对你们这些残疾军人的政策；其实，他们有所不知啊，好多政策，本来都是由部门起草的，政府只不过起了一个把关作用。而部门起草政策，首先考虑的就是部门利益，尤其是经济表述，如果觉得这个政策不好通过，他们就做分管领导的工作，当上头做通了，再由我们这些分口的副秘书长走走过场……你千万不要误会，具体分管你们口的，并不是皮定仁书记。当然，单纯从技术层面上讲，政策的偏颇与我们这些副秘书长是有直接关系的。”
他的诚恳令我震惊。我一个小人物怎么会引发他一个大人物的如此感慨呢？莫非这是一种谋略吗？我在沉思。
他转向了我，脸上没有丝毫的阴谋迹象：“我不但以一个老兵的身份，还代表你父亲的老战友，恳请你为这次供销系统改革带个好头。”
我似乎被他融化了，融化得丧失了忧患的意识。我是如何答应他的忘记了，但确实答应了他。说真的，他是一个天才的说客。
是夜，伯父听了这事，轻蔑地笑了：“非正式场合见面，推心置腹的交谈……对手，把你给研究透了。所以，你就乖乖地就范了。”
我听出他不太同意继续承包，就说：“这也是为了忠信，不好拒绝啊！”
“忠信是应该的，但这些年的风吹雨打，我也醒悟了，忠信什么，首先要看值不值得忠信。有时候，你所忠信的信条啊、人物啊，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说不定还会挨历史的巴掌……”
联想到“文革”时，他教训我背叛强强那件事，他的这番话，让我一头雾水。
他又分析道：“基层供销社，就像一条漏水的破船，已经倾斜了，你那一座船舱即使密封得再好，也会在劫难逃啊！”
他指了指床头上的婚礼用品，说道：“你结了婚，难道就这样分居两地吗？我想让你买断工龄，到胶东去开一个古玩店，这样，既有利于家庭，也有利于你未来的事业。我是个老生意人，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块做生意的材料。”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虽在辩解，却没了底气。
“不讲条件的承诺，不但是商业规则的无知，也是对商业品质的亵渎。”
伯父有些激动了：“你呀，你！你算过没有，把去年的经营额作为承包基数，并按10%缴纳风险金，虽然可以免除你三万元的承包金，但你的利润给砍平了，风险加大了。更可怕的是，你又要得罪全县的承包者，这次不是三十名，而是几百名。”
是啊，我贸然承包，不但利润甚微，还有风险，还有名声……越想，我越焦虑。
伯父看透了我的心意，反而安慰开了我：“其实也没多大事。只要没签合同，就有回旋的余地。我们既然是出头鸟，也就有提条件的资本。说不定呀，会坏事变好事呢。睡觉吧。”
那一晚，我睡得极不踏实。
第二天中午，我蔫头耷脑地在门市部上班，孙主任来了，进门他就说：“苏剑，你小子好运气，上边来电话了，同意不收你的承包风险金了。”
看来，伯父背后走动了。
这样，我也就轻装上阵了。不交风险金，跟没承包不是一样吗？
啊，精明的伯父！
二
伯父的神色不太好看。他夹着一张报纸，迈进了我们的门市部：“老四，去趟沙埠吧，把套子请来，中午一起吃个饭。”
套子离学后就进了村建筑队，从小工到大工，从工头到经理，一路走来，风调雨顺。伯父办起货栈后，为了帮衬他，让他建了一座冷库，专门收购河套盛产的野兔、野鸭、大头萝卜和双黄鸭蛋，再由伯父发往东北或江南，最近他们还开辟了新加坡市场。伯父的生意好了，套子的收益就高，所以，在商业上，他俩是一路人。
虽然在一个镇上，我跟套子的见面并不是很多，他依然那么黝黑，那么粗壮，也依然那么讲义气，那么爱面子。我是骑着摩托车去的，本来想带着他走，他说你走你的，我有办法。结果我在“关东货栈”等了很久，他才来，也是骑着一辆摩托车。
伯父问他哪来的摩托，他脸膛涨红，说道：“到二姐家借的。”
这家伙，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沙埠村到他二姐家，比到镇上都远呢。
这几年，国办的供销社衰落了，像伯父这样的私有货栈却兴旺了。伯父不但在火车站拥有两个大货台，沿街还有一溜店铺，比我们供销社都牛气。午饭是在货栈的接待室吃的，伯母做的东北大菜。她老人家也退休了，抽空就研究菜谱，尤其是东北大菜，经常到货栈的食堂里做实验。
喝了几杯酒后，伯父问套子：“套子，河套里的野兔、野鸭、大头萝卜，还有双黄鸭蛋，你能控制起来吗？”
“也就是把货源控制起来。”伯父又解释了一句。
“有资金，没问题。”套子信心十足。“都是老少爷们，再说了，俺待那些种养户不薄。”
伯父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捆钞票，对套子说：“这是三万块。你给那五六十家种养户都交上定金，他们的野兔、野鸭，还有大头萝卜和双黄鸭蛋，你统统包圆，我一应尽收。”
“放心吧，大爷，别人就是再给金子，我也不卖给他们。”套子就是套子啊！
送走了套子，伯父又问我：“你店里还有多少银元？”
“二三十块吧。”
他却说：“不行，太少了，你赶紧去组织一大封，也就是一百块，要‘袁大头’。”
真不知他要唱啥戏！但我还是踏上了去济南的火车，找小红帽去了。
自从我们门市部上了银币，一个戴着小红帽的瘦子时常光顾。他操着东北腔，小眼睛里闪动着神秘莫测的光芒。我问他在小镇上转悠什么，他毫不避讳地说：“收古董，这里不是有个杞国旧址嘛。”
于是，我们就发生了业务关系，但由于他来历不明，行踪不定，我跟他的交易一直很谨慎，从来没有大笔买卖。后来，他告诉我，他在济南马鞍山路和北京鼓楼都有店铺，主要做银元和青铜器生意。我对青铜器不太感兴趣，主要是经营银元，有时也从他那里拿货，还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到了小红帽济南的古玩店铺，一个清秀的女店员告诉我，他傍晚才能从北京回来，因为他照顾两头生意。我觉得这次进货不少，就留在济南等他。
爱好银元的，又叫泉友，有一些规矩：主顾之间交往，到了谁的地盘，谁就应当做东，请吃请喝，那个漂亮的女店员也不例外，她请我在“凯斯门”吃了西式冷面，但我抢着结了账，弄得她很不好意思。
傍晚，喧嚣了一天的济南马鞍山文化市场劳累了，安心静气地歇息了下来。我跟着女店员重新回到了古玩店，小红帽已经回来了，他正啃着一个猪蹄，眼前摆着两瓶啤酒。他一定很有钱，生活却这样简单。
他已经知道我来了，一再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我觉得这种歉意过于虚伪，我们本来就没有预约嘛。
听明了我的来意，他毫不掩饰地咯咯笑了：“财运来了，至少，能挣回我这两个猪蹄和两瓶啤酒。”
我倒不讨厌他这种说得出做得出的风格。
他掏出保险柜的钥匙，问我：“你咋整？是‘通吃’呢，还是‘挑吃’？”
我清楚，所谓的“通吃”就是给你一堆货，让你自己挑，真的假的，货主不管，但价格绝对便宜；所谓“挑吃”，就是货主给挑，保证货是真的，但价格要高。
我想，这次进货是伯父亲自交代的，一定有重要用场，还是来保险的吧--“挑吃”，无外乎咱人民多花点儿“币”。虽然我倒弄银元几年了，可这个行里的水太深，我怕失手。
这小子真他妈可恨，见我不敢“通吃”，就故意刺激我：“挑吃”一块60元，“通吃”半价，我豁上亏本。”
我牢记伯父曾经的嘱托，生意不可制气，输赢不在一时。我忍受了胯下之辱，“挑吃”了一大封，哗哗点给他6000元，好心痛啊！
三
初秋的胶东半岛，凉丝丝的海风已经悄悄登陆，贴着地皮儿，像一条蠕动的长蛇，悠悠地滑行着，那些尚未茁壮的幼芽儿一袭过后，痛痛地垂下了头来，渐渐丧失了生命的活力；还有一些欠丰实的果子，也在秋风吹拂下，叭叭地裂开了，气愤的农民一旦发觉了这种华而不实的表演，往往就会狠狠地还之一刀。
我背着沉重的银元，下了火车。这时，西方已经陈列出了色彩诡异的晚霞。离家都一天多了。
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了父亲气急败坏的声音：“大哥，你说这不乱套了嘛！国民党匪徒、恶霸、杀人逃犯，不但不追究责任了，还当天神捧着。你看看这报上说的！”
“我早就看了。”伯父的嗓子沙哑着。“从昨天晚上，我就梦见了咱爹，还有前街那四五十口子冤魂。唉，他们死得太惨了。”
“他妈的！”父亲开骂了。“你国共两党和好，你就和好吧，这么大的血债，咋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真堵得上！”
“共产党搞统战，就是这样的！也不征求一下民意，家仇、血债，能这样抹平吗？”伯父的声音。
“最他妈气人的是，这董家兄弟从海外回来，就因为手里有几个臭钱，那些当官的高接远迎，低三下四啊！你看看--‘副县长温见见，对爱国商人董氏兄弟的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盛情宴请了他们’，他娘的！”
略一停顿，父亲又愤愤地说道：“你说见见这小子不懂事，不知情，也就罢了，你管明月、黑大牙不知道董家兄弟是啥鸟呀？还以退休老干部、老街坊的名义去宾馆拜访他们。王八蛋！你说，黑大牙也就算了，本来就跟他们有一腿，他管明月可是正儿八经的老革命呀，咋就晚节不保，背叛了信仰呢？”
“什么信仰……这里头有内情，你明白吗？”伯父一针见血。“管强强被撤职后，搞了个什么‘潍水大和总公司’，早就引进了董家兄弟的资金，建了个‘潍水野味村’，这次，他们董家兄弟，就是冲着‘潍水野味村’开业来的。动静还很大呢。”
“杀人元凶，成了座上宾，真他娘的！”父亲依然牢骚满腹。
“老三，也别光发脾气，要学会斗争的策略。”伯父在开导父亲。“他‘潍水野味村’，当家菜是什么？，不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野兔大炖’和‘烈火烤野鸭’吗？但是，他得有野兔、野鸭和大头萝卜吧？没了原料，你让他显摆去吧。”
只听嗵的一声，这是父亲兴奋地捶击桌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