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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珍贵典雅的明代首饰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建国号为明,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成为历史上的明太祖。

明太祖在位期间,中华帝国的版图比唐朝还大。明朝前期,经济繁荣,冶矿、造船、陶瓷、纺织、金银珠宝首饰等手工业生产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对外开放的明政府,曾先后派郑和率领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到西洋各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创举。走遍了亚洲非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引进了大量的珍宝及其它各种文化知识。

明万历十年至二十八年间,朝廷购买珠宝每年平均用银120万两,而在国内的商贾以及民间也不乏珠宝首饰之精品。名师名匠的地位很高,可以与缙绅并坐,或与“士大夫抗礼”,如制玉名匠陆子刚,镶嵌名匠周柱,冶金名匠朱碧山等。这与当时十分重视手工技术是分不开的。明代著名的工艺家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记叙了当时的服装、纺织、铸造、金工珠玉等各种手工业原料从加工到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为人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在服饰方面,明政府按照一定的传统,设立了十分规范的命妇制度。它对各层不同地位的贵妇服饰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一簪一花都不能随便佩戴。所谓“命妇”是指受到封建王朝诰封的古代皇室及百官的贵族妇女。按《周礼?天官》中的记述:命妇又有内外之分,内命妇即三夫人以下。古代的天子,后内六宫,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三夫人为分主六宫之事。三夫人以下就是指九嫔。而外命妇是指三公夫人,即孤、卿、大夫之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内外命妇都是依“夫”而定的,只有丈夫荣升妻子方能荣耀。

除命妇制度外,服饰在平民的各个行当中也有不同的规定。但商人却是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其服饰特征忽贵忽贱,时而受到朝廷禁令限制,时而又无视等级有所逾越。

而在妇女中,艺妓是城市女子服饰中最有影响者。明代时已有人指出,不遵守服饰制度的主要有三种人,勋戚、太监和教仿艺妓。艺妓们头饰珠玉金翠,身穿麒麟、飞鱼、坐蟒等贵服,与达官贵人交错于大路之上,也无人过问,这除了与她们的特殊身份有关外,还与她们那悦人耳目的技艺有关,人们称赞仰慕那些容貌美丽、技艺超群的女子,她们的服饰常成为众多妇女追随的潮流。

一、集珠宝之大成的冠

在明代的皇族中,冠是相当重要的。各种冠饰被制作得极其豪奢,可谓集珠宝之大成。1957年,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可谓空前发现,它向人们展示了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玄宫的各色珠宝饰物及履冠袍服。

十三陵是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极其子孙们葬地的总称。定陵是其中的一座,埋葬着明神宗万历皇帝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现存唯一的金冠就是这位明代第十三个皇帝朱翊均的“翼善冠”,它是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的,冠上镶嵌着两条金龙戏珠图案。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维护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将它的二十多个皇子分封到各地去做藩王。作为藩王的皇族拥有优厚的待遇,当然各种衣饰也毫不逊色。皇族男子的冠饰如江西明益王朱厚烨墓出土的一顶累丝嵌宝石金冠,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成,上面镶嵌着数十颗珠翠宝石,两侧插着束发用的金簪,制作得相当精美,完全可以和北京定陵的金冠媲美。而冠饰上的各种冠顶,吸取了北方民族的特点,亦制作得精美华丽。湖北钟祥市的梁王墓,是一座皇家亲王级的豪华墓葬,这里发现了五件嵌宝金冠顶,其式样与华丽程度令人难忘。

在官吏的朝服与公服中,各种冠饰也不乏佳作。1970年在山东邹城市的朱檀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冠服与书画,使我们了解明代亲王的服饰风格。其中出土的一顶缀有珠饰的皮弁,是其在礼仪场合的冠饰。这种珠玉皮弁是中国传统的冠饰,是“会弁如星”最华丽的一种。

在贵族男子的冠饰中,还经常能见到一种束发冠。贵重的束发冠多为玉制,下面穿有一孔,以备穿插发簪而用。而所用的发簪也多为玉质,特别是那种羊脂玉蘑菇头玉簪,是当时男子最为喜爱的饰物。

定陵皇后的凤冠,更是金镶宝饰的完美组合。皇后戴的凤冠共出土了四顶,分属两位皇后。说起凤冠,它是在宋朝时被确定为皇族贵妇们所戴的一种礼冠,并且正式收入了冠服制度。明代时,贵族妇女祭祀朝会承袭宋制,也戴凤冠。凤冠的式样在《明史·舆服志》中有详细地记载。洪武三年规定:“凤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树如之。两博鬓,十二钿。”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中,有许多戴凤冠的明代皇后像,各种凤冠除大体相似外,每一顶都各不相同。

在定陵出土的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属于明孝靖皇后,九龙九凤冠与六龙三凤冠则为孝端皇后所拥有。它们的具体制法是:以竹丝为骨,先编出圆框,在框的两面裱糊一层罗沙,然后缀上以金丝、翠羽制成的龙和凤,周围镶满各式珠花。在冠顶正中的龙口中,还含有一颗宝珠,左右二龙则各衔一挂珠串;凤嘴之中,也同样衔有珠宝,与传世的画像大致相同。通体镶嵌珠宝的凤冠,每顶冠上的珠宝均多达一百多块,珍珠上千颗。这些珠宝均为当时从国外进口,十分贵重。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皇家首饰不仅作为一种富贵来炫耀,更主要的是为了体现佩戴者的尊严。皇帝皇后至高无上,因此人们用龙凤来表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龙是鳞虫之长,凤为百鸟之尊。珠宝镶嵌而成的吉祥如意花朵与金龙翠凤集中在一起,从而达到尊长与祥和的统一。

而跟随皇帝祭祀朝会的明朝嫔妃和一些有品级的贵妇也饰凤冠,但与皇后的相比略有不同,主要是去掉了冠上的金龙,取而代之的是九只翠鸟,以示等差。

明朝各种不同类型的凤冠很多,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妃孙氏墓、湖北圻春荆端王朱厚烇妃刘氏墓,以及北京西郊熏四村明熹宗妃张氏墓中都有发现,有些还保存得十分完好。如湖北圻春圻州明刘娘井墓出土的凤冠,上面装饰展翅飞翔的凤鸟,周围还有小凤鸟和宝石金花。凤冠都是在出席重要的场合才会戴,闲散在家时的女子会梳髻插上珠翠花钿。明代杜堇的长卷《宫中图》,描绘了后宫嫔妃日常的生活,其中梳妆的那位女子像是要去参加活动,临出门了还要再对镜整理妆容,而另一位则边走边匆匆戴上凤冠,后边女子的头上还插了硕大美丽的鲜花。

二、头上的装饰

(一)明代妇女的假髻与发鼓

明代妇女的发髻首饰极为丰富,种类也极多。除传统的饰物外,在妇女的发饰中还流行一种称为“发鼓”的衬发饰物,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假髻,又称为“(音同敌)髻”。张自烈《正字通?竹部》中释“簂”:“妇人首饰,犹今之发鼓”。这种饰物通常以很细的银丝编制成灯笼孔的一个尖圆顶网罩。髻里外又可以衬帛、覆纱或头发,以便用来适应各种不同场合的装饰。这种实物,在江苏无锡明代华复诚夫妇墓中曾有出土,墓主是一位命妇,出土时发髻完好,在她发髻的内部,即衬有一只鎏金银丝编成的圆形饰物,饰物的四周还留有插簪用的小孔数个,外面盖上头发,并以银簪等首饰插之。在髻出土的同时,还有插在上面的几件鎏金首饰。与此类似的饰物,还见于江苏扬州明墓中。这类髻还有用铁丝编制的。顾起元《客座赘语》说:“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后……以铁丝织为圜,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绾之,名曰鼓。”在嘉靖初年的河南开封,妇女也喜高髻,以铁丝为胎,高六七寸,也是髻的一种。讲究些的,还用金丝编制,或用金片锤鍱,做成冠的样子,上面有冠梁。如在山西大同明甘固总兵孙柏川墓出于继氏棺中的一件,当时称为“金梁冠儿”,就是此类。

这种金、银制作的髻,即使不施簪钗,也是很体面的头饰。如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偏宜髻儿歪”。《金瓶梅》第十一回曰玉楼、金莲“家常都戴着银丝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而在不同的场合,还要戴不同形式的髻。《金瓶梅》第七十回写吴月娘等人穿戴了出行,因还在李瓶儿的丧期,故“五个妇人会定了,都是白髻,珠子箍儿,用翠蓝销金绫汗巾儿搭着,头上珠翠堆满”。这种作为孝服的白髻,在明富春堂刊本无名氏撰《商辂三元记》传奇的祭吊场面中,有清楚的形象。然而髻却依然是盛妆之际的“簪首饰之具”,而各式簪钗都可环绕髻而插戴。

明代贵妇头上的首饰常以“一副”来称谓。一副便是12件单独的各种发簪,根据插戴的部位不同有不同的样式不同的名字,如顶簪、挑心、分心、钿儿、掩鬓、满冠等等。至于插戴的方式,就拿明代末年倪仁吉画的吴氏先祖容像来看,画中人头顶戴着黑色的髻,应该是金银丝编就,外面罩上黑色的布帛,最上边插着一枝花蝶顶簪,中间是一枝佛像挑心簪,挑心簪下面正好是髻的口沿处,插戴着一枚花钿,花钿之下是珠子箍,两鬓的花簪是掩鬓,周围对称插戴的则是各种美丽的花蝶小簪和金钿,带角小花簪有些像宋元时期的闹蛾,行动时花枝娇颤。

(二)头箍儿、钿儿与珠子箍

头箍是明代妇女常用的一种头上装饰,亦称“箍儿”。当时的头箍有很多种,其中之一是做成弯弧的长条形簪,使用时插戴在发髻正中。在浙江永嘉宋窖藏中就出有这类发箍三件,其中一件的簪首做成16厘米长的一道弯弧,沿边有联珠纹,中间装点各种花卉15朵,在簪首的背面中央,有一支垂直向后的扁平簪脚,明代仍沿用此式,没有较大的改变。在江阴青阳夏氏墓出土的一件,银簪脚而金簪首,在簪首各式花卉的花心处嵌有珠宝,花朵间点缀着小金叶。而在上海宝山朱守诚夫妇墓所出的弯弧形簪饰,却已没有了簪脚。使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成了所谓的“发箍”,在当时又被称为“花钿”或“钿儿”。《客座赘语》卷四中有“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发鼓即髻。无锡华复诚夫妇墓所出装饰着如意云头的钿儿,正是戴在髻之下。在南昌明益王朱翊鈏妃孙氏所出的钿儿,可以说是钿儿之最。

明代还有一种用纺织品制作的头箍,上面缀有珠玉,缝合后套围在前额上,类似“包头”,即“额帕”。包头、额帕是明代妇女系在前额的一种巾饰,一般冬天用乌绫、夏天用乌纱做成,阔一至三寸,以全幅斜折裹于额上,垂后两抄再向前打结。妇女中的老少皆有佩戴。在叶梦珠《阅世编》中:“以予所见……包头上装珠花,下用珠边……花冠、满冠等式,俱用珠花包头,上用珠网束发,下垂珠结宝石数串,两鬓亦以珠花、珠结、珠蝶等捧之。”在上海打浦桥顾定芳夫妇墓中出土的一件,两端稍阔、中间略窄的一条布带,珠子沿边,当中缝缀一枚金片做托的玉雕团龙,左右依次排列八对坐在金托上的玉饰。而定陵孝端皇后头饰中的一件“抹额”,黄素纱作里,黄素绫作面,后面接头处用铜针别住,中间缝缀金制的七朵菊花和草叶,花心嵌宝,花叶点翠,其间饰以珍珠。

而最常见的装饰性头箍是珠子箍,即以珠子镶嵌于抹额勒子上或直接以珠子串成的头箍,戴的时候套于额的上方,头上再饰其它花翠或戴假髻,这种装扮在明代上层妇女中很普遍。《金瓶梅》第十一回,“西门庆许了金莲要往庙上替他买珠子,要穿箍儿戴”。这种箍儿受人喜爱的原因是,它既可以是盛妆时的陪衬,而家常打扮中,又可成为醒目的装点。《金瓶梅》第七十八回,说“月娘从何千户家赴了席来家,已摘了首饰花翠,止戴着髻,撇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儿。其实它的前身叫做“络索”,在南宋时就已经出现。如元代熊进德“金丝络索双凤头,小叶尖眉未着愁”。它周环发髻而簪戴。在《仿韩熙载夜宴图》、仇英《汉宫春晓图》及唐寅《吹萧图》中的仕女头上都戴有这种美丽的头饰。到了清代,汉族女子的这种头饰更加流行,成为发髻下最重要的装饰。

(三)不可缺少的宝钿——挑心、分心、满冠

以前流行的各式花钿、宝钿,到了明代极为妇女们所喜爱,成为不可缺少的头发装饰。在皇宫中,头面的装饰十分华丽,如描绘明代宫廷后宫嫔妃们日常生活的《宫中图》里,可以看到嫔妃与侍女丰富的发髻装饰。而当时一些富裕阶层的女子,她们的头面也毫不逊色。陈洪绶《西厢记》中戴头饰、腰环佩都是典型的明代妇女装束。这类饰物因用途不同,又有“挑心”、“分心”、“满冠”之分。

“挑心”与“分心”都是明代头面中最重要的装饰。其中“挑心”就是在发髻正面当中的位置往上挑插一只单独精美的发簪,是一副首饰中的领袖。它的簪角在后。簪首的内容十分丰富,最常见的装饰是佛像,还有梵文、宝塔、仙人、凤鸟之类,都制作得极为精巧。

“分心”与挑心的作用很相像,也是整个头面中最重要的一件饰物。只是它的样子是仿效宋金元时期女子所戴冠的冠前饰物,是明代女子插在髻或发髻前后的一种式样特殊的簪或钿。它的形状为十几厘米的一道弯弧,背面作出几个扁管以安簪脚,正面上缘一般高于两端,制作极尽工巧,内容多为神仙道人。古代的女子很喜欢在冠的当中装饰神仙道人,在山西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元代壁画中的娥皇和女英,头戴花冠,其冠顶的中心装饰着祥云,云朵间立着一排仙人,就是这类饰物。在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地中,女主人的头面里就有一件仙人图案的“分心”。

又有一种插在发髻后边的首饰,叫做“满冠”。满冠也始于宋,应从插梳的习俗演变而来。它是一种横插长而弯的饰件。在刘贯道《消夏图》中的一位侍女头后,能够清楚地看见红包髻下横插着一个长而弯的满冠。又在永乐宫元代壁画中,一位捧盒玉女的头上,在两侧插戴凤簪的中间,掩映着一个边缘缀珠的半月形饰,都是满冠。

(四)千种万种的发簪

1. 纤巧的针状簪

明代妇女特别喜爱插发簪,上至宫廷后妃,下至平民百姓争相饰之。在描绘这一时期的妇女梳妆图中,大多都是在对镜插簪。金顶簪这种很不起眼又不可缺少的小簪还有繁多有趣的别名,像挑针、啄针、撇杖、掠儿等,长短约在十厘米左右。常见的一种多在簪首做一个小小的蘑菇头,簪首若为金制或是鎏金、贴金,在当时又被趣称为“金裹头”或“一点油”。在《元机诗意图》中,优雅的女诗人鱼玄机,发髻上简单的一枝“一点油”十分抢眼。其中称作“掠儿”或“掠子”的是这类发簪中最小的一种。它长短不到十厘米,既小且无纹饰,主要用来分头缝,也可挽发髻。若簪戴,多半是单独使用的。在山西大同明甘固总兵孙柏川墓的朱氏棺中,就出有一支长七厘米的金掠儿,另有一对一点油的丁香儿耳饰,一顶金梁冠,上插着两对花心嵌宝的莲花簪。

这类簪中还有一种花头或简单的独头方形嵌宝簪子,多是成对插戴,特别是梳着双髻环的侍女,直直竖着插下去,贵族女子则在头顶处双双插戴,别有风韵。

2. 掩鬓花簪

一种用来压鬓和掩鬓、自下而上倒插在鬓边的发簪,叫做“掩鬓”、“边花”或“鬓边花”。《客座赘语》卷四中“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老学庵笔记》中也有叫作“云月”的饰物。在四川广汉南宋墓窖藏中就有这样的一件云月玉饰。在永乐宫壁画中,仿照世俗装扮而绘制的仙女鬓边,也有类似云月的掩鬓饰物。明代的掩鬓除云朵外,还有做成团花等纹饰的。这类簪饰有很多实物传世,件件都极为精美。而上海打浦桥顾定芳夫妇墓中出土的一对白玉掩鬓,虽为云朵形的边框,云朵中却有捧花的飞天。中国的许多饰物都有飞天的形象。飞天原为印度佛教神,随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在佛教中被描绘采百花香露,既能在天界里为佛唱赞歌,又能向人间散花放香,所以一直被人们当做吉祥赐福的象征。

3. 宽大的如意头簪

“如意”是古人用竹、玉、骨等制成的一种搔痒器具。早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就已有发现,它长柄,一端做成弯曲的手掌形,用于挠背。如意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的文献记载。在印度佛家僧侣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叫做“阿那律”的用器形状与如意很相似,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佛经中的“阿那律”就被译成了“如意”,两者合为一体,从此如意有了祈福的功能。到了唐代晚期,如意的形制慢慢发生了变化,首部被做成了展翅的蝙蝠。宋代的如意柄部宽扁,并在中部略微弓起,首部多做成三瓣灵芝或云叶形。之后历经明清逐渐成为皇家贵族、文人的把玩之物。女子的发簪也仿照如意,簪身作圆形或扁形,簪首朝前弯转,很像玉如意的造型,取其“称心如意”的吉祥含义。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一幅版画《娇娘像》中,衣饰典雅的娇娘发髻后面就饰有如意簪。

4. 美丽珍贵的金玉珠宝簪

历代簪钗的精华大都是帝后或贵族的首饰。1956年至1958年,考古学者在明定陵发现了大量具有浓厚宫廷色彩的首饰,多达240余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以簪的数量最多,共157件,质料有金、银、铜、琥珀、玳瑁、玉、木质等,绝大多数的簪在其顶部饰有华丽的装饰。为了左右对称插戴的需要,有半数以上的簪都是式样相同成双成对的。从《明宫史?内臣服佩》中得知,明代宫廷称这种成对的簪为“枝个”,缀有珠宝串饰的称为“桃仗”。这些簪首造型设计新颖,色彩华丽,镶嵌的宝石多采用原来的形状,并在其周围镶上金边,突出其异样的造型,使之呈现出一种既华丽又自然的美。簪首所表现的内容除了各种花鸟、动植物外,还有以文字形式做成的。

在定陵出土的一件“镶珠宝玉龙戏珠金簪”,是一件大型顶簪,插在孝端皇后头部所戴棕帽的顶端。整个簪顶共镶宝石80块、珍珠107颗,为簪顶嵌珠宝最多的一件。而许多的珠宝花簪一般多插戴在发髻或冠的重要部位。在2002年发掘的明朝初年皇族湖北钟祥梁王与王妃的合葬墓中,金银玉器与首饰的数量仅次于定陵,其中嵌宝金簪,极为华美。而在江西南城县益庄王朱佑槟夫妇墓出土的金饰中,有几件奇特的“楼阁人物金簪”。它们并不完全成对,是利用花丝工艺编成的。簪首装饰着重檐楼阁和牌坊,其间还有小如稻粒的舞蹈人物,簪首四周以花枝装饰,精致异常。

5. 龙凤簪

明代龙凤簪仍被人们所喜爱。特别是凤簪,帝后的首饰中不可缺少,宫中嫔妃与命妇的首饰中则更加多样,就是在民间的小家碧玉中,凤簪都是令人心仪的簪饰。凤簪在命妇的服饰中都成对插戴。

在明代的绘画中,单只的凤簪多戴在发髻的顶部,给人以居高临风的感受。

6. 似动欲飞的虫草花簪

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以花鸟虫草为内容的发簪,如蝴蝶、蜻蜓、螳螂等等,格外玲珑精致。这些簪都在簪首做成各式草虫,配了草叶,生动娇颤,精巧俏丽。它们一般成双配对的使用,制做时使用多种不同的材料。如一些花形的簪,花朵状的簪头很大,以不同粗细的铜丝做成花叶枝叉,再用宝石做成花瓣,花蕊的底部钻上小孔,穿进细铜丝,绕成弹性很大的弹簧,轻轻一动便摇摆不停。而以动物飞禽为表现内容的虫草簪,也多用这种方法制成,使飞禽的触角、眼睛、植物的枝叶如轻风吹动一般,让人心动。这种簪戴在头上很像宋元时期的闹蛾。

7. 繁杂的花钿

明代的花钿精美无比,朵朵花钿背面或有小孔设有小管,可以把它们插在簪头,亦可挂在耳坠上,甚至可以缝坠在衣领上作为装饰。而一些单独的花钿干脆就是一枝枝小型的花簪。作为簪顶的小花,或金银或嵌玉嵌宝,称做“花头簪”。这种簪饰纤巧可喜,盛妆时金裹头和花头簪总是成对簪戴,又可以是独立的首饰。在北京丰台明李文贵及夫人的墓葬中,还出土了许多1~3厘米不等的大小玉花和小金花,中间部分均有小孔,正是装饰发髻的小花钿。

唐宋时期单独佩戴的较大些的珠宝花钿,在明代仍然沿用,戴的方法多在发髻的正中。盛装的女子当中戴上一支称为“挑心”。在北京西郊翠徽山南麓的明代建筑法海寺壁画中,有许多头戴各种饰物与宝钿的妇女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即使较为简单的女子头饰,发髻正中仅戴一枚宝钿亦是清雅的装饰。

(五)钗

明代的妇女已没有唐宋时那样的高髻,而代之以牡丹头、钵盂头及松鬓扁髻等。先说牡丹头,它是一种蓬松的发髻。编梳的方法是先将头发掠至顶部,用一根丝带或发箍扎紧,然后将头发分成数股,每股单独上卷至顶心,再用发箍绾住。头发少的妇女,可以掺入一些假发,以扩大发髻。这种发髻梳成后,酷似盛开的牡丹。松鬓扁髻的样式,据清?叶梦珠的《阅世编》称:“崇祯年间,始为松鬓扁髻,发际高卷,虚郎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所谓“松鬓”,并非单指两鬓,实际上连额发也被包括在内,给人以庄重高雅的感觉。这些头饰都需要簪钗加以装饰,因为发髻并不是很高,所以钗的用量也相应减少。在四川重庆明简芳墓出土的一件金钗,钗首为朵云形,并雕有巍峨的宫殿,环以虹桥、人马、树木及花草等,金钗的背面,还精刻了两首诗,可谓极尽诗情画意之妙。

(六)簪钗挂坠即成步摇

明代妇女的步摇多为凤鸟衔珠串之类。贵妇在十分庄重的场合一般都成双插戴,平时则常在发髻的侧面插上一枝,十分雅致。这类步摇在当时的线刻版画中出现得很多,应是真实的写照。

(七)插花风俗

妇女头上除了珠翠首饰外,在当时还流行一种称为花髻的,就是在发髻周围插上众多的小茉莉花,似针排列。传说崇祯皇后也喜欢将茉莉花簇制成簪形,插在发髻上。每日清晨,她“摘花簇成形,缀于鬟髻。”这种头饰颇得崇祯帝欣赏,于是他命宫中才人将桂花“簪于冠”。《丹钻录》中记载:“云南百花中,惟素馨香特酷烈,有将此花绕髻插戴之饰,至今犹如此。”在诗文中也有“素馨棚下梳横髻”之句,其中的素馨就是指茉莉花。在现今的苏州,夏季的街上还有一些妇女拿着竹篾笸箩,上面放着刚刚摘下的茉莉,一边串在细细的铁丝上一边叫卖着。

在传世的绘画中,头戴鲜花的女子屡见不鲜。明?唐寅《孟蜀宫妓图》中,画中宫妓四人,衣着华贵,青丝如墨的发髻上戴着各种不同类型的美丽饰物,朵朵鲜花穿插其中,使之更显华贵。而在河北邯郸的一幅壁画中,许多妇女都头戴枝叶相间的鲜花。

三、崇尚轻巧的耳饰

明代的耳饰大多崇尚轻巧,既用耳坠又用耳环。这一时期很流行茄子形、葫芦形和灯笼形的耳环。它通常以一根粗约0.3厘米的金丝弯成钩状,在金丝的一端穿上大珠在下,小珠在上,两珠之上再覆上一片金制圆盖的坠饰,看上去很像一个葫芦。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图》中,明太祖皇后、明太宗皇后都戴有此类耳饰。在明人《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着皇上籍没奸臣严嵩的家财,其葫芦形耳环耳坠就有三十多对,其中多次提到“金折丝葫芦耳环”、“金迭丝葫芦耳环”等。这类耳环的实物,在各地明墓中屡有发现,如辽宁鞍山倪家台崔胜夫妇墓、甘肃兰州上西圆彭泽夫妇墓、江苏南京徐俌夫妇墓、广州梅花村戴缙夫妇墓及四川成都市郊的明墓等,可见其使用的地域之广。在不同的地区,这种耳饰有的竟完全相同。而戴这类耳饰的妇女,她们在当时多为一品命妇,可知这种耳饰在当时是代表官阶品级的一种标志。

还有一种串珠状耳饰也很受欢迎。珠饰一颗或多颗不等。在江苏扬州明墓就出有一对穿珠金耳环。江苏无锡陶店桥出土的一对耳环则在一根金丝的弯钩上,串有一尊拱手立在莲花座上的玉雕佛像,其上方还嵌有四颗珍珠。

戴耳环的女子形象在《孟蜀宫妓图》中也有详细地描绘。画中四位女子,正面的两女子衣饰华丽,而背面的两名女子应是宫中的侍女,其中一名手持托盘,她的耳朵上就戴有这类耳饰。虽然是背面,长长的耳钩穿耳而过,挑向发髻,真实生动。

除耳环外还有耳坠,耳坠是在耳环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的上部是一个圆环,环下缀一组坠饰,故名。在《天水冰山录》中记载严嵩被查抄的衣物中,就有各种耳饰267对,其中就包括耳坠与耳环两种形式。如耳环有“金珠串楼台人物耳环”、“金水晶仙人耳环”、“金点翠珠宝耳环”等;耳坠则有“金累丝灯笼耳坠”、“金玉寿字耳坠”、“金折丝楼阁耳坠”等。在明定陵出土的十件耳坠中,以孝靖皇后的一只玉兔耳坠堪称瑰宝。在一金环下系一只捣药玉兔站在三颗由红宝石镶嵌的美丽星星上,星星的周围装饰着金制的云头。这件耳坠把首饰与故事和趣味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一些明墓和藏家的手中,亦有特别精美的耳坠饰物。

明末清初,众多的汉族妇女都喜爱一种十分小巧的耳饰,俗称“丁香儿”。李渔的《闲情偶寄》中“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明?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第八回中称耳环“乃女子平常日时所戴,爱轻巧的也少不得戴对丁香儿。那极贫小户人家,没有金的银的,就是铜锡的,也要买对儿戴着”。《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描写王六儿“耳边戴着丁香儿”,六十八回写吴银儿“耳边戴着丁香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可见,丁香儿这种轻巧的耳饰在当时是很受女子宠爱的。杨晋《山水人物图卷》中的梳松鬓扁髻的妇女,她的耳畔所戴的就是丁香儿。

四、颈间的长命锁

在明代妇女的项饰中,最流行的就属长命锁了,上至贵妇下至平民均可佩戴。特别是在小孩子们的脖子上,这种饰物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认为:幼小的孩子出世后,十分容易夭折,但只要佩挂了这种饰物,就能够消灾去邪锁住生命。所以许多儿童出生不久,脖子上就被挂上了这种饰物,以示吉祥。这种长命锁两面均雕有纹饰,上面大多还有“长命百岁”之类的吉祥语。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孩子们仍有佩挂长命锁的习俗,长命锁的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锁的表面除了有吉祥语之外,还有表现吉祥富贵的画面,其外型也从单一的“锁”的形式而发展成两面均雕有浮雕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其中最为常见和最有特点的就是“麒麟送子”式的长命锁。

麒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吉祥动物。在《诗经》中已有记载,在儒家的经典中也时常被提到。传说中它是一种“不践生虫,不折生草”,备有肉角而不用的温驯仁兽。它聪慧、仁厚。古人赋予了它仁者、圣人诞生的含义。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麒麟图像是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很像是一种鹿,后经历代的演变,到明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定形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龙首鳞身形象。

中国人喜爱多生孩子,并且是像麒麟一样仁厚、富贵的孩子。他们求助于天,希望“天赐麟儿”,所以麒麟在明清之际和可爱聪慧的儿童结合在了一起,即所说的“天上麒麟儿,人间状元郎”。有关这类题材在民间的流传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木板年画中,麒麟送子是一种非常喜庆吉祥的题材。在山西临汾民间木板灯画上的麒麟送子形象,是童子骑麟,手持莲花和笙。而在山东平度民间较为复杂的麒麟送子木板画多用于婚礼,画面上端为八仙,童子手持莲花、抱笙或其它吉祥物,骑在麒麟上,背后还有一群仕女持伞护送。

小孩子们戴的麒麟送子长命锁式样比较简单,大多是童子骑麟,手持莲花和笙或一只手握住麒鳞角,身上玉带锦袍,头上或束髻或戴冠,俨然状元郎的模样,材料也多为银制。复杂些的麒麟送子长命锁上还雕有送子娘娘、西王母、张仙甚至佛教的观音等神仙,以求祝福,而妇女所戴的长命锁则多为锁的式样,上面有丰富的装饰,同样富有吉祥的寓意。

贵族妇女还喜欢在胸前佩戴玉雕童子。自宋代以来,人们很喜欢制作各种各样的童子形象,玉雕童子更是妇女们喜爱佩戴的饰物。传世的玉雕童子自宋至清延续不断。在博物馆藏品中,尤以宋、明两代为多。在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了几件玉雕童子,其中一件白玉圆雕执枝童子,在玉童头顶有“∨”字形孔,出土时用绳贯穿,佩于死者胸前。作为项饰的念珠仍不可少,同时还有戴项圈的。

五、衣服上的饰物

(一)霞帔坠饰

霞帔是源于唐代帔帛的一种新型服饰。形状狭长,通常制为两层,上绣纹样,用时由领后绕至胸前,披搭而下,下端则缝系着金玉制成的坠子固定,称为帔坠。

宋代妇女只有命妇才能使用霞帔,是妇女昭明身份的标志。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里宋代皇后的大袖衫外,搭一长条状帛巾,上绣云凤图案,即为霞帔。在霞帔下端的尖角处,还缀有一枚圆形牌饰,就是霞帔坠。《宋史?舆服志》宋孝宗干道七年规定:“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元朝沿袭宋代旧制,帔坠多为金银制品。

明代的霞帔坠出土较多,《明史·舆服志》对命妇的帔坠所用质地有详细的规定。如一品至五品缀金帔坠,六至七品缀镀金帔坠,八、九品缀银帔坠等。明代的霞帔虽为命妇之服,但市庶妇女也可穿着,不过这种机会在一生当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出嫁之日,一次则在入殓之时。帔坠的制作仍是高官贵族的最为精美。在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佑槟彭妃墓出土的一件金霞帔坠子,以两片金叶捶压成半椭圆球状,犹如倒置的心脏;表面则镂刻飞凤,上端缀一刻有缠枝花纹的挂钩。而在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的一件霞帔和同为装饰霞帔的两件帔坠,集金银和玉雕工艺于一体,代表了古代帔坠的最高水平。

(二)钮扣和领花

明代皇族与有品级的贵族官员,从不放过衣饰上的任何一个装饰细节。在青海大同县官居高位的明代总兵柴国柱墓中,出土了一些用羊脂玉做成的衣物扣子,小小钮扣磨制得相当精致,有着玻璃般的光泽。男子的扣饰如此精美,女子则注重装饰在颈下领口的扣花。金质和镶宝石的钮扣中花与蝶的样式最为流行,被人们称作“蝶恋花”。这一类钮扣多是两两成对钉在对襟袄的立领上面,即使是穿上外罩或礼服,立领上的扣花也总是露出来,用杨之水先生的话来说:“立领和立领钮扣的出现,也标志着明代女子服饰的一大变化,粉颈从此不再外露,而锁住一抹春意的却是春意盎然的一对‘蝶恋花’”。

六、“三事儿”与“七事儿”

“三事儿”与“七事儿”是流行于明代的名称,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事佩。其中的“三事儿”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牙签、镊子和耳挖勺三样用具。它多半是栓在汗巾角上,揣在衣裳袖子里,随身携带,男女皆然。江苏泰州明徐蕃夫妇墓中,在男性墓主衣服左边的袖子里,有一方豆黄色的素绸汗巾,在其一角系一根银链,上连着一枚牙签。《金瓶梅》中也有对此的描述,第28回中说陈经济从小铁棍儿手里讨得潘金莲失了的红睡鞋,到金莲面前,要换她家常用着的一方汗巾,“妇人笑道:‘好个牢成久惯的短命,我也没力气和你两个缠。’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细撮穗白绫挑线莺莺烧夜香汗巾儿,上面连银三事儿,都掠与他”。与三事儿同挂在一起的,常常是盛着“香茶”的小盒,或是荷包、香袋。其中所说的香茶是用于口内清洁的类似现代口香糖一类的小食。元乔吉《卖花声》一曲中就有咏此物的:“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真珠豆蔻仁,依方修合凤团春。醉魄清爽,舌尖响嫩,这孩儿那些风韵。”李渔《闲情偶寄》卷三“熏陶”条云:“香茶沁口,费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贵,不知每日所需,不过指大一片,重止毫厘,列成数块,每于饭后及临睡时以少许润舌,则满吻皆香。”当时简略的三事儿常只有牙签与香茶盒或香袋,这种系链盛香茶的小盒实物,在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地曾有出土,其质为金。

而以金、珠、玉等做成各种小物品形状的,则可在盛妆时系挂在胸前作为佩饰,在当时称为“坠领”。这种习俗常见于辽金,如内蒙古辽陈国公主墓中,发现于公主胸前的一件饰物是一朵玉制的倒垂莲,下贯穿着六根金链,分别系着玉制的觹、锥、刀、锉、剪刀和勺。河北迁安开发区金墓中出土的一件,银环、银链、银事件,一大一小的两把剪子,一柄银镊,一枚刻着花草纹的小盒,一个带提梁的荷叶盖罐和四瓣瓜棱的小银瓶,出土时系在一位少女的胸前。明代的这类出土物中有一件十分有趣,那是在浙江临海张家渡王士琦墓出土的一件“三事儿”,是把用链子连在一起的牙签和耳挖勺贯穿在一个做成捧桃仕女的小金筒里,用的时候拉出来,用毕装入,然后用一枚桃形的金塞子堵住筒口,构思极为巧妙。而在北京南城右安门外明万贵夫妇墓出土的一件,颇为精致。在一鸳鸯荷叶下坠着七根金链,分别系着锥、剑、剪刀、花鸟纹荷包与饰着精致纹饰的小盒和小瓶。另有辽宁鞍山倪家台明崔鉴夫妇合葬墓中,女墓主胸前缀有九件饰物的佩饰。自此之后的事儿大约不太流行做成仿真的小工具,而多以吉祥为主。如用环佩、金丝结成的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穿成例,施于当胸。命妇则露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坠领。

坠领之类的佩饰系于群裾的,又称为“七事”,作为腰间玉佩使用。“七事”不同于“禁步”,并且只属于女子服饰。而“禁步”则是佩垂在裙裾之上最为正式的一种玉佩饰,不分男女。在《天水冰山录》中有“银禁步五挂”、“银事件二挂”,其中的银事件即指“七事儿”。另有“金厢宝玉七事一挂”等记述。在《金瓶梅》第九十一回,写孟玉楼改嫁李衙内之日,“戴着金梁冠儿,插着满头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红通袖袍儿,系金镶玛瑙带,玎珰七事,下着柳黄百花裙。”胡珠子,指耳环;玎珰七事,便是“七事”。

七、手上饰物

(一)钏与镯

在明代的仕女画中,仕女都腕戴各式精巧的手镯。明代唐寅的绘画以对细部的刻画精致入微而着称,在他的《吹萧图》中,可以看到明代妇女的典型装束。她头戴美丽的头面,耳坠耳环,颈有长命锁,吹萧的双手也戴有镶嵌宝石的精美手镯,与此极为相似的手镯还见于明法海寺壁画中仕女的手腕上。这类手镯在实物中也能够见到。

传统的跳脱多叫作钏,上面有花纹的称为“花钏”,反之为“素钏”。《天水冰山录》中就有“金花钏一十件(共重七十四两二钱);金素钏四件(共重二十七两三钱五分)”的记录。“金花钏”实物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江西南城等地的明墓中都有出土。在湖北省钟祥梁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金臂钏,是各用一条宽0.7厘米、厚0.1厘米的金带条缠绕成连续的12个圆圈,长度为12.5厘米。

(二)戒指

戒指多为传统的式样。我们所能见到的戒指多为出土实物,如江苏扬州机械厂明顾氏墓出土的合金镶猫眼石指环;江苏淮安季桥凤凰墩明孙氏墓出土的金镶绿翠石指环;湖北圻春刘娘井墓出土的金镶宝石指环等,多以镶嵌宝石为主。

八、华丽的腰饰

(一)玉带与宝带

明代显贵男子十分重视玉带,“蟒袍玉带”是这时高官显赫的装束。在发现的明代墓葬中,墓主身份从平民、高官、亲王直到皇帝,都有式样不同的玉带具。在当时的玉带饰中,还有一种称为玲珑带的,制作得十分精巧,如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金镶玉高浮雕云龙纹带具,琢制得十分精致。江西南城朱由木墓出土的两副镂空透雕玉銙也属于玲珑带一类,其玉雕纹饰极为精美。

而那种嵌宝玉带饰常用在皇族的服饰中。传世的绘画《明宣宗坐像》,明宣宗朱瞻基,手扶嵌有珠宝的带具,坐于龙椅之上。画中,饰件的刻画极为细致,再现了明帝王的珍贵宝带。

明代官僚的腰带宽而圆,束不着腰所以总是松垮地拖在腰间,还总要用手来扶着。原本为束腰之用的腰带,这时已经变成了累赘的装饰品,这种腰饰我们可以在传统戏剧中见到。而实用性腰带中的带钩与带扣仍是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在传世的实物中,玉制的各类带钩与带扣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带饰精美华丽的程度。许多现存的带饰制作得十分华美,由多块嵌宝围金的玉雕饰组成,是腰带上的珍贵饰物。

明代妇女的腰带也多见于贵族妇女。在《明史·舆服志》里记载有各级命妇的腰带制度,如一品命妇用玉带;二品用犀代;三、四品用金带;五品以下乌角带等。一些女带在甘肃兰州、江西南城和安徽蚌埠等地的明墓中都有实物出土。

(二)佩玉

明朝初期,也许是由于逆反于蒙古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也许是因为政权又恢复到在汉人手中,汉人的地位从此又提高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民族遗产过分推崇的心理,导致了所有汉族艺术的大复兴。一股研究古书和金石的热潮席卷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追求以往文人风雅的生活,这又使佩玉之风重新盛行。

其实当时的蒙古皇族也有规范的佩玉制度,并且是学习汉人的习俗。明代皇族的佩玉十分普遍,他们研究了古代大佩的组合,制定了一套佩玉组合的方法。在明定陵就出土了七副玉佩,其中一组使我们看到明代帝后佩玉的基本状况。据《明实录》记载,明代玉佩也称之为“玉禁步”。而在江西南城明益端王妃彭氏墓出土的玉佩与元时的大佩形式基本相同。出土时往往佩挂在腰带两侧,左右各一。较为简单的明代佩玉,还见有金玉挂佩,轻巧而玲珑。在安徽蚌埠明墓还出土了一些组成一整套玉佩的玉饰件。入清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改易服装,宫廷中的大佩制度遂废而不行。

在民间,组合简单的玉佩或组佩是众多妇女十分喜爱的腰间饰物。除了典雅美观,它还起着一种压着长裙不让衣裙随风飘起的实用功能。在明?陈洪绶的代表作品《夔龙补衮图》中,三个妇女服装的样式为宋明时期的典型装束,在簪珠翠发饰的贵妇腰间,还挂上一根以丝线编成的“宫绦”。“宫绦”的使用的方法一般是在中间打几个环结,然后下垂至地,有的还在中间串上一块玉佩,借以贴压裙幅,其实就是宋代的玉环绶。

知识链接 首饰的材料与工艺

景泰蓝饰物

景泰蓝是明代一种著名的金属工艺。关于它的名称,通常解释为:其起源或发展繁荣于明代的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实际上,景泰蓝一词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才被采用,而且“蓝”字也并非专指蓝色,正如在该行业仍称“点蓝”、“烧蓝”一样,应该是“发蓝”一词的简称。我们常说的景泰蓝,它的正式学名应为“铜胎掐丝珐琅”。

对于景泰蓝的发展历史,看法多有不同。一般认为,它起源于中国,后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加以发展,又由阿拉伯人发展成熟后传回中国。其实从历史文物的资料中我们常能看到它的影子。如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剑的剑柄上就嵌有珐琅釉料;满城出土的汉代铜壶,壶体也用珐琅作为装饰;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中国唐代铜镜,镜背花纹也涂有各色珐琅。不管怎么说,景泰蓝到明代步入繁荣,除了万历年几乎各代都有生产,尤以景泰年间制作最精、最为著名。景泰蓝的工艺制作很复杂,大体可分为七个步骤:

第一,制胎。即用红铜板制作各种器形,圆器形采用冲压法,琢器或动物等则制成模具然后再成形。

第二,掐丝。是把铜丝压成扁丝,根据装饰花纹,用白芨制成糊浆,再将铜丝粘在铜胎上。面积不能过大,以免崩蓝。锦地丝头也要粘严,以免漏蓝。

第三,焊。在胎上喷水润湿,普遍撒一层焊药,进行烧焊,使铜丝与铜胎牢结。焊接后放入稀硫酸中浸泡,洗净胎上的杂质。

第四,点蓝。根据装饰花纹的色彩要求,用小铁铲(俗称蓝枪)或玻璃管将各色釉料填在花纹轮廓里,先点地,后点花。最后一次点完蓝后加上亮白。

第五,烧蓝。点完蓝后进行烧制,点一次烧一次,精品点蓝和烧蓝约反复三次以上。

第六,磨光。用粗砂石、细砂石、黄石及木炭条逐次打磨,使蓝料和铜丝平整。

第七,镀金。为了增加光泽并避免生锈,最后还要加以镀金,使之成为金碧辉煌的产品。

总之,景泰蓝的艺术特色可以用形、纹、色、光四个字来概括。它是兼具中国传统中造型、色彩、装饰为一体的一种特种工艺,并至今仍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中重要的一种。它在首饰中的产品中有耳坠、项链挂珠、手镯、戒指等。

珍珠

明代采集珍珠十分兴盛。廉州(合浦)和雷州(海康)是盛产珍珠的重要珠池,沿海的水上居民每年必于三月采珠,那时他们杀牲畜祭海神极其虔诚。因为采集珍珠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危险的。在采珠前,采珠人生吃海味,认为这样做入水后便能审视水中的一切,知蛟龙所在,便可避开不去侵犯,也使自身安全得到保证。圆形的采珠船比其它的船宽阔,船上装有很多草垫。船若经漩涡则投以草垫,便可以安全通过。船上人们还以长绳系住潜水人的腰部,持采篮沉入水中。他们在潜水时带上锡制的弯管,管的末端开口对准其口鼻以便于呼吸,另用软皮带子包在耳颈之间。他们最深可潜至四五百尺,呼吸困难时就摇绳,船上的人会急速上拉,运气不好的彩珠人有葬身鱼腹等各种危险。潜水人出水时,船上的人还要马上拿热的毛毯盖在他们身上,慢了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宋朝有一位招讨官李某,设法用竹做成耙状框架,架的后部用水柱接口,两边挂上石坠,框架四周套山麻绳网袋,再用绳将其系在船头两边,乘风扬帆兜取珠贝。但这种装置总是有漂失和沉溺的危险,明代的水上居民则两种方法并用。由此可见,当时的珍珠来之不易,总是与采珠人的生命相关连。在《天工开物》中,就有描绘当时采集珍珠的生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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