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历时三百多年的整个宋朝，可谓四个不同民族共存的时代。北宋与南宋代表着中原与长江以南的汉族，与此同时另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无论宋代边境战争如何，动乱的五代结束后，重新统一的北宋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发达的城市中除了官僚与贵族，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上层市民和酒肆妓馆等都成为新的消费群体。
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繁华的商业，使许多文人画家都写书做画回忆当时的繁荣，如记述当时东京的《东京梦华录》等和表现当时开封商业景象的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都是珍贵而真实的记录。在首饰贸易中，东京有专门的“金银铺”、“穿珠行”，还有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如“梁家珠子铺”等首饰店。在东京的大相国寺内，百姓买卖绣品、花朵、珠翠头面的场面十分兴隆，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而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江苏省杭州市）的珠宝市场也很活跃。“七宝社”就是当时著名的珠宝店铺之一。门市上的陈列琳琅满目：猫眼儿、马价珠、玉梳、玉带、琉璃等等奇宝甚多。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描述繁华的南宋都城临安时，所记述的珠宝店就有“盛家珠子铺”等和买卖珍珠的集市。宋朝时的江阴与广州还是对外重要的通商港口，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杨州，在宋代则由盛转衰。宋代的这些港口经常有珍珠进口。王安石有一首题为《忆江阴见及之作》的诗中写到：“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墙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记述了当时的繁茂景象。由于海上的交往快捷、省时、货运量大，因此陆路的交往就相对减少，曾是对外交往重要通道的丝绸之路，此时也由盛渐衰。
一 、复杂多变的女子冠饰
（一）团冠
宋代的冠饰极为丰富，特别是女子。佛教的宝冠、道教的莲花冠，人们或是受了这些风气的影响，从中唐时起，女子就喜欢在头上戴各种各样的冠子。仅宋？王得臣《尘史》中记载的盛行在皇佑至和年间的冠饰就有最初的“鎏金冠”，用鹿胎之革做的“鹿胎冠”，编竹为团后以白角、玳瑁等替代的“团冠”、长角下垂至肩的“亸肩冠”；或以团冠少裁其两边，而高其前后的“山口冠”，又以亸肩直其角而短的“短冠”和云月冠，以及各式花冠等等。到了宋代，稍体面些的女子都要戴上一顶冠子才能出得门去。
团冠是宋代年轻女子十分喜爱的头冠，它最初是用竹篾编成圆团形，涂上绿色，因其形状如团而命名。《尘史》：“俄而又编竹为团者，涂之以绿，后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在北宋中期的皇宫中，皇后嫔妃就常戴一种“白角团冠”。其中的白角是指一种犀牛角。如象牙一样，犀角在唐宋时期的需求量非常大。《新唐书》中记载：当时湖南生活着很多犀牛，但这里的犀角每年都要作为贡品送往朝廷。这样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唐朝还要从外国进口。近些的是南召和安南，远的要从印度群岛运抵广州港。进口数量非常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现在印度支那的犀牛濒临灭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唐朝的这种贸易造成的。到了宋代，人们开始认为非洲的犀牛角比亚洲的更好。而在明清时期，大多数犀牛角似乎都是来自非洲。而中南半岛所产的犀角为“白犀”，这里的白角即指白犀。这种用犀牛角制作的工艺品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
在宋代，贵妇们往往在冠上饰以数把白角梳子，左右对称，上下相合，时人称白角冠。李廌《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记述宫中御宴的情景：“皇后、皇太后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衣黄背子衣，无华彩。太妃及中宫皆镂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珠，衣红背子，皆以珠为饰。”这种冠饰传至民间，深受妇女们的喜爱。在河南省禹县白沙北宋赵大翁墓出土的壁画中，就有这类冠饰出现。壁画表现死者生前富贵豪华的生活，其中一幅《梳妆图》中，一女子正在对镜端正其冠，右边的女子两手托盘，盘里放着各种梳妆用具。戴冠者和其后面的女子所戴的冠就是团冠。前后插戴固定冠的是一种尖角形白角锥簪。从画中冠的左右宽度和角簪的前后长度来看，都达到了相当深广的地步。到了后来，白角团冠更大更广，以至于宫中下令禁止。
到了南宋初期，宫中皇后使用团冠仍旧流行。在叙述南宋事的《武林旧事》中有“皇后换团冠背儿，太子免系裹，再坐”等语。在民间，团冠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冠饰。南宋《梦梁录》卷二十“嫁娶”条的聘礼单中就有“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戴这种冠的形象还见于在四川成都北宋墓出土的陶俑，其状若团，冠前的中部有孔，是为插戴簪饰所用。现存这类冠饰的实物，以安徽安庆棋盘山宋墓出土的一件最有特色。这顶冠以金片制成，通体饰有规矩的缠枝花纹，其造型像一个开启的椭圆形河蚌，底部有一个圆洞，两头各有一个穿孔，是一种套在发髻上的饰物。当把它端正的套在发髻上后，再前后以簪在穿孔中固定。它可能曾镶嵌有珠宝，可惜出土时已经脱落。
这种团冠的式样也有用铁丝、竹篾编织成形后，外蒙纱罗，再涂以蜡或漆。后缀以珠翠首饰，扣在髻上成为一种装饰性的高冠。《燕翼贻谋录》：“旧制妇人冠以漆沙为之，面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这类高冠形象在河南省偃师酒流沟北宋墓出土的厨娘画像砖上，打扮时髦的厨娘就是这种头饰。其中的一位，双手扶住冠的底部，正用绳带之物将冠系结于头顶，可见这种冠饰，用时可直接套在头上夹住发髻，再用丝带固定。而固定冠子的绳环，可能就是当时所说的“冠镯”、“发索”之类。从图像上看，冠下并没有簪钗类，仅用丝绳即可固定，说明它是一种十分轻巧的冠子，与当时记载中的以罗帛或纱为材料再涂色的方法比较符合。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北宋戴重楼子花冠妇女》图中一位执扇女子所戴的高冠，不仅与“厨娘”的完全相同，以漆沙制成的冠还能隐约透出里面的发髻，更能感觉到它的轻巧。在现存绘画《瑶台步月图》和《蕉荫击球图》中的贵妇都是戴着这种冠饰，其状如团而高耸的冠饰被沈从文先生描述为“如玉兰花苞”。
（二）亸肩冠
“亸肩高髻垂云碧”是《梦溪笔谈》中描述当时宋徽宗眷恋的艺妓李师师的时髦打扮。在《宣和遗事》中也有：“佳人都是戴亸肩冠儿，插禁苑瑶花。”看来亸肩冠是北宋中后期上至皇宫下至百姓的年轻妇女盛行的一种冠饰。
亸：（音同“朵”）下垂的意思，它是在团冠的基础上，因四周冠饰下垂至肩，冠上又用金银珠翠点缀，因此而得名。《尘史》：“浸（渐）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后以长者屈四角而下至于肩，谓之亸肩。” 亸肩冠又称垂肩冠、等肩冠。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小无异。”
这其中的“四角而下至于肩”和“两翼抱面”是与唐宋时流行的“幞头”有关。幞（音同“伏”）头，最初是头巾、头帕，大约起源于后周。唐代加以改进并流行，男女都有佩戴，以男子居多，是他们平时的主要头饰。宋代的幞头起于幅巾，就是用丝绢或罗麻等织物，从前额向后包裹头发，再在额头上打结，又在脑后扎成两“脚”自然下垂，成为四角。以后又取消前面的结，后边的两脚用金属丝扎起，衬以木片或以纸绢为衬脚，称为“展脚幞头”或“硬脚幞头”。后面的脚向上在脑后相交的，称为“交脚幞头”，为男子中的武官所戴。在额前的幞头上装饰花饰的又叫“花额幞头”。《梦溪笔谈》：“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一作折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角。”所以上面所说的“两翼抱面”就是指下垂的两角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到了后来，亸肩冠在团冠的基础上长垂四角，冠也用白角制成，并在前额插有大梳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华丽冠饰。由于冠饰愈加高大宽广，以至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人们称之为“服妖”，朝廷中下令禁止。周辉《清波杂志》卷八《垂肩冠》中说：“皇佑初（北宋中期），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尺，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乃禁止之。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后来的亸肩是一种较前相对狭小和简单的式样。宋末元初的画家钱选所绘《贵妃上马图》中，虽然描绘的是唐朝时的杨贵妃，但服饰中却有很多与宋朝相同，其冠饰也是一种较为华贵的亸肩冠饰。
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图》中，有两幅表现北宋中期皇后的画像，她们头上华丽的“龙凤花钗冠”十分引人注目，冠饰多用金银镶嵌珠宝。在《宋神宗皇后像》中，她的龙凤花钗冠的两边还各出有三枝帽翅，是一种相当华丽的 “亸肩”样式。
（三）插梳、冠梳与大梳裹
唐代的插梳已经十分盛行，到了宋代，妇女以插梳为装饰竟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这时的插梳总的来说是梳子的形状越来越大，但插戴的数量逐渐减少。
当时最为独特的就是“冠梳”形式。冠梳是戴高冠又插长梳的简称，流行于北宋中期至南宋。那时大都市妇女特别喜好高冠、大髻、大梳。头戴高冠，再插大梳成为最时髦的装束。宋仁宗时，皇宫中流行白角冠，后来又普及至民间。它流行的时间很短，约为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很有特色。
这种冠梳，刚一开始是用漆纱、金银、珠玉等做成的两鬓垂肩的高冠，并在冠上插以白角长梳。后来又用白角为冠，再加上白角梳。这种冠身很大，有三尺长，垂至肩，梳边也一尺长，上又加饰金银珠花。由于梳子本身较长，左右两侧插的簪钗又多，以至在上轿进门时，只能侧首而入。又通常在冠的两侧，垂着幞头的双脚，以掩住双耳及鬓发，长度大多至颈，也有下垂至肩的。冠的顶部，多饰有金色朱雀，四周插有簪钗。又在额发部位，安插白角梳子，梳齿上下相合，其数四六不等。这种奇特的装饰后来引起朝廷的注意，皇佑元年，宋仁宗下令禁止。这样，冠梳的情况才有所收敛。可宋仁宗一死，侈靡之风又开始盛行，冠不让用昂贵的白角，就以鱼骨代替，梳子不许用白角，则换成了象牙、玳瑁。
唐宋时代制作珍贵梳子的材料除了金、银与玉之外，犀牛白角、鱼骨、象牙与玳瑁也都是贵族们的珍贵梳料。白角前面已经提过了，而鱼骨则是指“鱼牙”。在《唐会要》中记载：八世纪时新罗国有好几次向唐朝贡献鱼牙。东北的东胡民族也向朝廷贡献过一种叫做“骨咄”的材料，它们都是指“海象牙”，有时候也指西伯利亚的化石猛犸象牙。而唐宋梳子使用的玳瑁，是一种海龟，因其背甲由13块鳞甲组成，故又有“十三鳞”的别称，不仅色彩绚烂，且花纹透彻清丽。
珍贵且受人喜爱的象牙，则是从岭南道、安南都护府以及云南的南召国等地获取。当时更远一些的象牙产地还有林邑、印度群岛和锡兰的狮子国等地。用象牙制作的梳子又叫做“牙梳”，象牙梳以白色为本色，但有时也被染成绯红、靛蓝和迷人的绿色。将象牙梳进行染色加工，是唐宋人的一种偏好。在陶谷《请异录？装饰》中还记载了一则关于染色梳的故事：说的是洛阳有一个少年叫崔瑜卿，喜爱四处游玩，他曾经为了一个叫玉润子的娼女，让人做了一把“绿象牙五色梳，费钱二十万”。唐代的“二十”万钱可以置办一套别墅，实在是件疯狂的举动。经过染色的象牙梳篦在使用过程中常会显露出原有的颜色，而白角、鱼骨和玳瑁也容易折断，于是修补梳子、重新上色是当时最常见的事情。
在两宋时期的许多文献中，都记述着当时的小买卖人家卖梳子、修梳子、染梳子的情形。《东京梦华录》中，“诸色杂卖条”就有“博卖冠梳、领末、头面衣着……”；卷之六“正月条”中也有“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在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诸色杂货条”记载的街上的小手艺人中也有“接梳儿、染红绿牙梳”、“补修魫（鱼脑骨）冠”和“修洗鹿胎冠子”者，又有挑着担子卖木梳、篦子、冠梳的在街上盘桓，随时需要便可唤之，真是方便极了。《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中还有“染红牙梳、接象牙梳”、“画眉篦”的。保存着古老习俗的贵州等地的苗族、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妇女在头上插金银梳，正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古风。
这种高冠长梳的形式又称为“大梳裹”，杭州人又叫“大头面”。宋？柳永《定风波》词中有“终日厌厌大梳裹”之句。生活在南宋前期的周辉在《清波杂志》卷八《垂肩冠》中说：“辉自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冶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据此记述，可知南宋早年遇大喜庆还梳“大梳裹”，但因其冠饰的造价十分昂贵，所以使用者也多为贵族妇女，当时人因其糜费过甚，也多有非议。到了后来，冠饰日趋狭小，不过所说的狭小，也只是和以前“大梳裹”相对而言。
除了冠梳的式样，宋代妇女插梳的方法很多，如在江西景德镇市郊宋墓出土的一件女陶俑，在她的脑后插有一把大梳。宋人陆游《入蜀记》中亦有对此的记述：西南地区的女子“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双，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在现今的西南苗族妇女中仍保持有这种插梳法，其发髻形式与插梳方法和出土的陶俑惊人的相似。发前插梳仍是时髦的式样，以道教神话故事为蓝本的《搜山图》中的妇女衣饰，很写实地反映了宋人的装饰风格。
宋代梳子的实物有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墓出土的半月形银梳，纹饰自由，刻工精致，梳齿上部还打有“江州打作”等字样，应是当时众多作坊中的一个。现今发现的玉梳、牙梳等装饰性用梳，纹饰与做工都极为精美。“承训堂藏金”中的一套宋代金头饰使我们看到当时的一种插戴方式。在四件流行的半月形片状金梳中，旁边的两把小梳均没有剪开梳齿，说明使用时并不是插而是贴或夹在头饰上的。
（四）传统的假发冠“特髻冠子”
宋代以前的普通妇女一般很少戴冠，她们一般梳髻，最多也只戴一顶假髻。常见有“特髻冠子”、“松花特髻”和内宫中的“龙儿特髻”、“皂时髻”等多种。《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开封大相国寺内百姓交易场面：“汴梁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
这种冠髻的流行与当时妇女喜梳高大的发髻有很密切的关系。北宋时的开封，是一座相当繁华的城市，欧阳修称之为“酒美春浓花世界”。而在这花世界中生活的东京妇女，特别注重美化装饰自己。她们崇尚浓密的头发，并时常改换自己的发髻式样。在宋人笔记《枫窗小牍》中就描写了当时妇女们发型的变化之多。“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沫芳香。花靴万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高髻是当时的时尚，特别是年轻女子，髻高往往逾尺。宋人诗中“门前一尺青风髻”即说此种。而这种高髻也多是富贵之家或有技艺的女子所挽，特别是歌舞伎。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中就记述宋代之伎有三种不同的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袴者。”而当时的“伎”总是代表着当时妇女服饰时尚的最新潮流，却不受法令的限制。一般的妇女虽然忙碌于各种生计，但为了追求时尚，发髻的高度也在五六寸之间。要想梳成如此高大的发髻，并非所有的妇女都能如此，聪明的商人就紧紧抓住这一商机，用假发做成一顶如同发罩式的假髻，用时只要把它套在头上即可，时称特髻冠子或特髻。其实就是唐代的“义髻”。
特髻的使用在当时极为普遍，在当时的东京城内，还有专门生产、销售这种发髻冠饰的店铺，需要者可以随意挑选，十分方便省事。妇女们戴上它，再在上面装饰首饰花朵，立刻就变成美丽时髦的装束，甚至在女子结婚的嫁妆里都是不可缺少的首饰。《梦梁录》卷二十“嫁娶”条的聘礼中就有“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饰物。
（五）“花压鬓云偏”的宋人插花与戴花冠
古老悠久的插花风俗到了宋代发展到了极致。当时不仅年轻的妇女插戴，男子、儿童也没有不插花者，就是白发老人也要在头上“簪红花”。每个季节都有应季的“花朵市”和卖“首饰花朵”的。
那时插戴鲜花还讲究按时序季节插戴，如夏季以茉莉为最盛。《武林旧事》：在夏季“而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女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卷，不过供一响之娱耳。”初夏的茉莉虽然昂贵，妇女们仍要“茉莉盈头”。特别是伎女，戴花成为必须。《西湖老人繁胜录》：“茉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每妓须戴三两朵，只戴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买戴。盆种者，官员馈送诸府第。” 当时有诗评：“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而在头上插戴真牡丹、芍药或罗帛象生花的更加多见。如宋人所绘《杂剧图》，表现了插花的宋代伶女形象。在当时许多文献中都记述有人们簪花的趣事。在端午节，人人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卖花的小贩一早能卖上一万贯花钱。立秋时节，满街又卖楸叶，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在鬓边，以应时序。重九之时，人们对月饮新酒，头插秋菊；冬日元夕，妇女们又皆戴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等，衣服也尚白色，都是在雪月下所适合的色彩。
除妇女外，男子簪花更是盛况空前。如宋朝帝后也经常簪花，《梦梁录》卷二“驾（皇帝）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在当时，美丽的应季鲜花和制作精美的仿真花枝还要赏赐给大臣。而官吏大臣簪花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一度成为官阶品级的象征。遇有节日或盛典，帝后群臣更是人人头戴花枝，招摇过市，一时间所在之处都成为花的海洋。在《清波杂志》中就载有男子簪花的故事。《宋史》记载，当时官员们簪花名为“簪戴”。《梦梁录》载，在大的节会时，朝廷都要给各大臣赐花插戴：“……传宣赐群臣以下簪花，从驾、卫士、起居官、把路、军士人等，并赐花。检《会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又规定：‘具遇圣节，朝会宴、赐群臣通草花。遇恭谢亲飨，赐罗帛花。’”其它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所赐花朵大小、数量多少与花类名称还有十分详细的区别，如“宰臣枢密使合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枢密使同签书密使院士赐大花十四朵、栾枝花八朵”等等。再往下的各种带职人员、教乐所伶工等之类也“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这种场面，从上看去，御街远望如锦，姜白石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以及“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升”等句都是记述当时群臣簪花的盛况。
这种风俗还影响了与宋朝并存的其它民族，如当时辽金墓葬的壁画中就多有反映。一般多是表现乐队的人群，这与当时规定的杂剧百戏男女必须簪花有关。如年河北宣化八里村相继发现了数座辽金时期的墓室壁画，在其中的一幅“散乐图”中，乐队七人均头戴形状各异的花装幞头，上插花卉，前一舞女回首侧身而舞。另在山西、河南等地的浮雕伴奏乐队图中，男姓皆头戴直角幞头，插高簇花枝。
戴花冠的风俗起于唐代末年盛行于两宋。唐代妇女用罗帛等材料做成一顶像帽子式的花冠套在头上，这在唐末的绘画中表现的较多。宋代花冠的形式多样，或在冠上簪鲜花或用罗帛丝质加蜡仿照真花作成花冠。2005年在浙江杭州发现的千年御街，在这里出土的一批瓷器中，一女子双手合十，头戴高耸花冠，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精美的花冠还出现在宋代大足石刻的六臂观音像的头上。
宋人十分崇尚牡丹、芍药，又栽培得法，花朵重台有高至二尺的称为“重楼子”。而一些高大的妇女冠饰也称为“重楼子”。一些花冠还仿效著名的牡丹、芍药而命名。从《洛阳花木记》、《牡丹谱》及《芍药谱》列举的种种名目中，可知那些以各种“冠子”为名的花，无不和当时真正的花冠有联系。正如王观《芍药谱》序言所说的，朱家花园种花“达五六万株……扬之与西洛无异，无贵贱皆喜戴花”。这个花谱用“冠子”、“楼子”命名的达十多种，显然都易于插戴在妇女头上。在河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一组金代陶俑中，男女头上都戴着花冠，其中一男子，冠上还戴着一朵硕大的牡丹。
从唐朝时期开始，女子受到道教的影响流行起戴“莲花冠”。宋《蜀梼杌》卷上记述前蜀王衍朝事时说：“成康元年（929）正月朔受朝贺……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上行下效，于是不论是观中的女道士、富贵女子、世俗信道之人还是伎乐舞女都戴起了莲花冠。与清净莲花相对应的则是云朵丛一样热闹的花冠，在同一个场合能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冠饰。
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当时称为“一年景”的花冠，它是将四季杂花合在一起，编成一顶花冠。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类，花则桃杏花、荷花、菊花、梅花，皆拼为一景，谓之‘一年景’”。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图》中的两个宫女就戴着这种花冠。花冠中的花是由罗绢、通草或彩纸做成的，又叫“象生花”、“四季花”。当时假花的制作已经相当精致，在民间还有专门买卖的店铺。《梦梁录》中记述的“归家花朵铺”就像现今的花店一样。讲究些的还是当时的“官巷花作”，如“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衣，销金衣群，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而最方便和最受大众喜爱的当是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梦梁录》卷十三“四时有扑带朵花，更有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
北宋都城汴梁市面还有许多专卖花冠的铺子。这类冠子的制作材料也有多种，一般经常使用的花冠，多用各色罗绢或通草做成，讲究的还装饰金、玉、玳瑁、珍珠等。在百业中还有专修冠子的手艺人，而花冠的种类之多也难以记述。如各类记载中的“杏花冠儿”、“珠翠冠朵”、“冠子花朵”、“珠翠朵玉冠儿”、“四时冠花”等等，都是当时流行的品类。
二、美丽的珠翠头面
（一）簪钗种种
头面 在宋代各类文献中，一说到妇女首饰的文字就经常看到有“头面”这个词。如《东京梦华录》中“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又有宫嫔数十，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等。其实它并不是仅指一种首饰而言，而是把妇女头上的所有首饰总称为“头面”。大概是因为头上的首饰如同人的脸面，可以给人的形象增加光彩。而专门经营这类首饰的商铺，叫做“头面铺”。有人说，“头面”大致是指用珍珠加翡翠宝石串成的前后两朵正花和左右两只偏凤相合的名称，这种说法有些局限。到了元代，头面一词也仍然流行，并且还包括了手上的饰物，并不只局限于头部的首饰。直至今天的传统戏曲中，“头面”仍是旦行角色头上装饰物的总称，它包括：头髻、发辫、珠花、耳饰、簪子等一整套用品。在四川华蓥安丙家族墓地出土的南宋石雕人物头像，风格写实，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妇女发饰和插戴首饰的情形。
宋代妇女的簪钗种类极其丰富，名贵簪钗多为贵族命妇所拥有。宋朝的统治者规定，只有命妇才能够以金、真（珍）珠、翡翠（翠羽）为首饰，民间妇女的首饰材料限制在银、玉、琉璃等。在《宋史？五行志》载：“绍兴元年，里巷妇人以琉璃为首饰。”又“咸淳五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又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这与唐朝时的规定几乎相同。簪钗的实物，仅在浙江永嘉发现的宋代窖藏银器中就有鎏金银钗十种样式二十八件，它们均由钗杆和横枝组成，横枝上嵌置花纹精致的镂空银饰。最有价值的是，在这些簪钗的杆上还刻有铺号字样，仅在这一批银发饰中出现的就有九处，如“陈宣教”、 “安定”、“施八郎”、“任七秀才造”、“蔡景温铺”、“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余宣钱”等，可见当时妇女发饰的“头面铺”之多，首饰贸易之兴隆。
喜爱追崇时尚的宋代妇女，发髻有很多新的式样。如北宋极为盛行的“朝天髻”，尊卑皆用。它是将头发梳至额顶，分为两束，挽成两个圆柱，由后朝前反搭，伸向前额。为了使发髻朝上高高耸立，妇女们多在下面衬以美丽的首饰。这种形象在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北宋彩塑像中有生动的反映。同为高髻的“鸾髻”，因其形似鸾鸟或者是在发髻上插着鸾形的首饰而得名。《宣和遗事》中“（李师师）亸肩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就是形容这种美丽的发饰。另有在椭圆形发髻四周环以绿翠首饰，艳如芭蕉的“芭蕉髻”，还有多流行于已婚及老年妇女，在脑后盘成圆形发髻，再插上簪钗首饰的“一窝丝”，和贵妇之家女子崇尚的“抛髻”（大盘髻）。“抛髻”是将头发盘做五围紧紧扎实，上面插以金簪钗，并用丝网固定。另有盘髻为三围、不用网固的“小盘髻”等等。
龙凤簪钗 宋代丰富的簪饰令人眼花缭乱，并且有很多都是以前很少见到的样式。如在河南禹县北宋赵大翁墓中就有插着长簪和戴着尖角形簪的女子。而在簪首装饰着龙、凤形象的簪一直就是妇女们喜爱的簪饰。上至皇后嫔妃下至富庶人家的女子都可以插戴，只是材料的不同而已。如记载中皇后的“白玉龙簪”。宋人《搜山图》中的女子在发髻顶部就插戴着龙形簪，她们的装扮应是当时富贵之家女子流行的式样。在上海博物馆藏的金龙簪，簪为龙首，簪身为龙身并略施鳞纹，生动有趣。
宋代妇女仍然喜爱传统的凤钗，时人多称“钗头凤”、“钗上凤”、“凤头钗”。欧阳修《南乡子》词中有“划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之句。在记载中还有一种很贵重的玉制凤形钗，称为“九鶵钗”。宋朝叶廷珪《海录碎事？衣冠服用》：“赵后手抽紫玉九鶵钗，为赵昭仪参髻。”这其中的“鶵”（雏），又叫做“鹓鶵”，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像凤凰的鸟。
还有与此相似的雁钗、鸾钗。其中燕钗在宋代又称“钗头燕”、“钗上燕”，是一种比较轻巧的首饰，妇女们戴上它如燕过乌云，媚态倍增，因此颇受青睐，诗句中也多有形容。欧阳修“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又有“钗头燕，妆台弄粉，梅额故相夸”。经常提到的还有形状为蝉的玉蝉簪钗。唐朝王建《宫词》“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丛绿鬓虚”。宋代的风钗也有发现，挺立在钗首的金凤嘴里还雕着串珠，也是步摇的样式。
叶形簪 浙江永嘉县四川区下嵊公社山下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白铁绣花的盖罐，罐内藏着一批首饰，各式各样的簪钗应该代表了当时的风尚。其中有很多件像叶子一样的簪。簪面上多镶有牡丹，菊花或龙纹，中间衬托叶纹，并有银丝缠绕，这样的簪较长，最长的一对达到28~30厘米，做工十分精致。
锥形、喇叭花形花卉纹簪钗 这是两种非常流行的簪饰。其中锥形簪由簪首、簪身焊接而成。精美的簪顶处很像一朵朵花钿，而簪首还缠绕着美丽的纹饰，式样虽然简单却极其优雅精致。与此有一曲同工之妙的喇叭花纹发簪，簪首常用镂空的方式做成，顶端是大小不一的精美花片相叠，不仅有立体感，中空和镂空的花饰玲珑剔透，真让百看不厌。
双首至多首形簪钗 一些双首或多首花枝状的簪钗很有趣，是很特别的一种，在以往的簪饰中很少见到，但在宋代似乎十分常见。它一般在簪首上制有一条横枝，横枝上嵌有两颗或多颗式样相同的镂空银饰件，戴上去应该十分华美，是宋簪中较有特色的一种。类似的还有排环发簪，在簪枝上嵌有成排的各类花朵，使用时插在发髻的最底部，用来支撑和装饰发髻，是以后发箍的前身。
双并首发钗 这样的发钗很像是把两件锥形发钗的钗首并在了一起。它们或并用一个簪顶或索性就是两支锥形簪的合体。复杂些的式样再把两个合体成为“丫”形，既实用又别致，是很聪明的设计。
耳挖簪 那种兼有挖耳功能的耳挖勺发簪从汉魏时起就一直受人喜爱。宋代人们叫它“一丈青”，又俗称“耳挖子”。形状是一头尖锐，另一头有一个小勺，供人挖耳用。在浙江衢州南宋墓中就发现一件金质的耳挖簪，简单而实用。
银牌儿与玉茏葱 实惠的银簪使用极为普遍。古代男女经常插戴银制簪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有可以辨别食物是否有毒，如果有毒，银饰上就会呈现出黑色。一些常在江湖中行走的侠士，头上常插戴银饰来保护自己。《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将白汤倒在冲盏内，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的匀了”中的“银牌儿”就是银簪的一种，用它来插发、充当筷子和测试食物，真是具有多种功用的好饰品。
玉簪在宋朝时终于允许民间使用，样式和用玉的种类也更加多样。除了名贵的白玉簪、艳丽的红玉簪、温润的青玉与水玉簪外，还有清爽葱翠的碧玉簪。在诗人的笔下，被形象地称为“玉笼葱”。唐？王建《唐昌观玉蕊花》诗：“一树笼葱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宋？曾巩《雾淞》诗中也有“记得集英深殿里，舞人齐插玉笼葱”。
男子簪导 男子使用的簪导在唐代成为划分等级的饰物，宋代仍沿用其制。《宋史？舆服志》：“天子玉簪导，群臣玳瑁簪导，犀簪等。”这时的簪导是一种很长的簪，它的长度一般不下尺余。当男子插在冠中时，一般都能看到它突出在外边的两头。在《北户录》的一条记载中，豫章王江夫人把一支簪导折断作为钗来用，足见它的长度。
应景首饰与剪纸头饰 中国古代有按照时令节气来佩戴饰物的习俗。人们认为这样做是应时序、图吉祥，同时也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这些饰物大多随用随做，或随用随买，制作的材料一般就地取材，并不要求过高，只图吉利、高兴、热闹、漂亮。
比如在立春时节，人们的头上要戴“春燕”、“彩燕”。这是用彩帛剪制成飞燕的形状，有的还粘贴鸟羽，用时系缚于簪钗之首，插于两鬓，表示迎春。也可用彩鸡来替代，俗称“春鸡”。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立春日，京师皆以羽毛杂绘彩为春鸡、春燕；又卖春花、春柳。”戴这种饰物的习俗在现今的中国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能够见到。
端午节时所戴的首饰则多与辟邪有关。除了手上的长命缕，头上还要戴“钗头符”。即以五彩缯帛剪制成符牌插在发髻上，据说有辟邪的功效。《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髻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刘克庄《贺新郎？端午》词：“儿女纷纷新结束，时样钗符艾虎。”这其中的“艾虎”也是端午节不可缺少的首饰。它以艾草编织成虎形，或剪彩帛为虎，插在髻上，以辟不祥。在《荆楚岁时记》中还有：“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隋？杜公瞻注：“今人以艾虎为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立秋之时，妇女儿童则用宽阔的楸叶，镂剪成各式花样插于头鬓。因“楸”字从秋，故被视为秋天的象征。这种风俗盛行唐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吴自牧《梦梁录》：“立秋日……都城内外，侵晨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另在《武林旧事》、《本草纲目》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在安徽合肥五代南唐墓出土的木俑头部，见有一镂空的银制花叶，也许就是这类风俗的写照。
在所有的节令中，以元宵节的首饰最为丰富，如玉梅（雪梅）、闹蛾、花蝶、雪柳、灯球等小发簪。《东京梦华录》卷六：“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宣和遗事·亨集》：“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上看灯。”《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在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中也有 “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其中“闹蛾”又称 “闹嚷嚷”，是一种用金银丝、金银箔或铜片或薄纱之类制成的蝶蛾形的首饰，包括蝴蝶、蛾子、蜻蜓、鸣蝉、蜜蜂等种种能飞的小昆虫，并附缀一些花朵、枝叶固定在簪钗上。宋人张泌有“高绾绿云，低簇小蜻蜓”句就是形容这类首饰。这种饰物还有用纸制成的。在《璅谭》中说：“燕地上元节用乌金纸剪成飞蛾，以猪鬃尖分披片纸贴之，或五或七，下缚一处，以缄作柄，妇女戴之，名曰闹蛾儿。此古之遗俗也。”这类首饰具有动感。人们戴上后稍一行动就枝摇虫颤，好不热闹。
“花蝶”是以罗绢或纸制成的蝴蝶形首饰，插在鬂发上，走起路来摇颤不停，媚态百生。宋代朱玉的《灯戏图》中，极为精确地画出了一群头戴花蝶的男子。可以看出花蝶的须曼轻绕，蝶翅轻薄舒展，正是由纸或罗绢等材料制成。在浙江永嘉北宋遗址出土的首饰中还有花蝶的鎏金银饰。
“玉梅”是以玉或白色丝织品或白纸做成梅花状的饰物，又称雪梅。
“雪柳”是由罗绢或金银箔剪制成形似柳条的形状，常与玉梅同时使用。
“菩提叶”是菩提树上的叶子，呈鸡心形。古代妇女在元夕之日（元宵）插在头上作为装饰。菩提树原产于印度，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悟得正果而从佛，因此菩提树也受到佛家的珍视。佛教传入中国后，这一树种也随之而来，并很适合在温暖的南方生长，而北方地区则较为难得。为了满足节日的需要，北方人多用纸或罗绢制成此叶。在北宋都城临安，还有专门卖这类饰物的小贩。插戴菩提叶子的妇女形象，在敦煌壁画中能够见到。
在许多表现宋代的绘画中，常见有女子插戴一种小而精巧的绒球发饰。是假花中的一种，它的颜色各异，惹人喜爱，称为“灯球”。“灯球”是用珍珠、料珠或茸草球串在铁丝或竹篾上的类似簪钗的饰物。在节日外的一般场合也可佩戴。而另一种与灯球相似的饰物称为“灯笼”。金盈之《醉瓮谈录》卷三“正月”中：“妇人又为灯球、灯笼，大如枣栗，加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缯楮为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中也有：“（上元）都城仕女有神戴灯球、灯笼大如枣栗，加珠茸之类。”由此可知，灯球与灯笼是经常在一起插戴却又不太相同的两种饰物。被称为灯笼的较大，它的上面还可以装饰一些花饰。
在这里要特别说到宋代的剪纸头饰。现今保存最早的剪纸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朝墓出土的两幅圆形剪纸。唐代时，纸张生产的规模扩大，彩色纸的品种也很多，许多民间习俗也多用剪纸，如立春日用剪纸做成小幡，或悬于妇女的头上，或缀在花朵下作为装饰。宋代的剪纸使用广泛，由于它不容易保存，所以很难发现它的实物，但却有许多关于剪纸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北宋东京就已经有了专卖剪纸的店铺，称为“剃剪纸”，当时剪纸艺人的手艺十分高超，能在袖子里剪字及花朵之类。
以剪纸做为头饰在晋、唐、宋代都很盛行。如正月七日的“人日”节，正月初十的“立春”，妇女们用金薄剪成小人戴在头上，还可以剪出燕子装饰发髻，富贵人家的女子，头上饰以金凤，小家之女用剪纸衬发也别有一番风味。最有趣的是“闹蛾”，它用乌金纸剪成飞蛾，用猪鬃尖贴在上面做成飞蛾的触角，五支或七支合成一组，安上小柄插在发髻中，走起路来一动一晃，如同真正的飞蛾闹在发间，与步摇有异曲同工之妙。
插钗风俗 这一时期，钗的用量似乎超过了簪，因为它既实用，装饰效果又强。因钗是双股，古人也多取其“双”的含义，使钗在宋代成为婚姻的重要信物。《东京梦华录》：“娶妇”条中“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梦梁录》卷二十“嫁娶”条中“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在宋人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中也有 “自从当时插了钗，离不得下财纳礼，奠雁传书，不则一日，吴教授娶过那妇人来”。那时钗在结婚时也是妇女嫁妆中重要的饰品。若是离婚，女子则要“分钗”，贺铸《绿头鸭》词中：“翠钗分，银筏封泪，舞鞋从此封尘。”在节日里，妇女们还喜爱在钗上悬挂一些花朵坠饰称为“钗朵”、“吊朵”。在端午节，妇女们一定要戴“钗头符”，这种饰物以五彩缯帛剪成，插在发髻上以辟不祥。
长脚小花钿 与唐朝一样，花钿是头饰中必不可少的饰物。轻巧的小花钿片在需要时常常被挂在簪钗之上，用后还可以拿下来。如果它单独为饰，就把它制作的像簪一样，只是簪角细长轻巧十分方便，戴起来也多成双成组。那时花钿的制作多样，有单独的也有成双或干脆做成一排花饰，像一种弯弧形的长条形簪。由于这些花钿十分轻巧，装饰华丽的妇女走过后经常会掉在地上许多，这也多成为诗人们描述的趣闻景象。甚至在年节或重大礼仪之后，半夜还有挑灯者专门拾取这些珠翠花钿或耳饰，竟成为一种职业，称为“扫街”。
琉璃簪钗 由于金银玉等多为贵族所拥有，平民阶层中常用琉璃来仿造玉饰。在唐朝末年，还盛行佩戴一种以琉璃做成的手镯和头饰，因它有着十分美丽的色彩，人们常把它当作宝石的一种镶嵌在首饰中。《唐会要》记载，唐代在主要烧制陶瓷的甄官属下，特别设立了一个冶局来烧造彩色琉璃珠子，用以装饰天下的佛像。因此唐代的佛像无不饰挂镶嵌着美丽琉璃的璎珞及各类饰物。在民间，不许使用金银珠宝的百姓，官府则允许使用琉璃簪钗等首饰。
（二）胜
胜这种古老的饰物仍是人们喜爱的首饰，多在春节期间配戴。在重大的节日里皇帝还要赏赐给群臣贵重的金银幡胜让他们戴在头上。制作胜的材料种类繁多，一般有金片、银片、玉片、宝石、丝织品等，如金胜、银胜、玉胜、宝胜、罗胜、织胜、纸胜等。在许多文献中还记载着当时朝廷大臣们戴胜的盛况。《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条中：“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中说，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近臣皆加赐银胜。”《梦梁录》卷一“立春”条 “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其中“幡胜”是以剪纸或绸绢等做成旗幡形。也可剪作蝴蝶、金钱或其它形状的，而“采胜”则用彩绢做成。
妇女们在节日中也要戴胜。《岁时广记》立春之俗中：“彩鸡缕燕，珠幡玉胜，并归钗鬓。”刘松年《天女献花图》中的天女头鬓旁就戴有胜这种饰物。特别是在传统的正月初七的“人日节”，“人胜”更是这天最具特色的饰品。民间在此日要剪彩绢人像，并将其贴在屏风或戴在头髻上，以表示进入新年后形貌一新。
（三）围髻
宋代的女子还有一种漂亮的头饰叫做围髻。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围在发髻底部的一种首饰，似在南宋时比较流行。它的式样多为弧形的镂空装饰带横梁，下坠着一条条密密麻麻编联在一起的排花。围髻的使用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可以见到，此墓墓主的头部发型保持完好，在髻前有用金丝编成的网状围髻，一直罩到额际。在湖南临湘陆城南宋墓中也发现了一条金围髻。这种首饰在明代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
三、耳饰又风行
宋代妇女喜戴耳环，这与隋唐时期大为不同。这时期的妇女穿耳之风空前盛行，就连皇后、嫔妃也不例外。在山西太原晋阳古城宋墓中，出有一件头戴花钿、耳有穿孔的瓷胎妇女俑头，是当时女子穿耳风俗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的耳饰非常多样，大致可以分为耳钉、耳环和耳坠。戴耳钉的人物在艺术品中较常见到。如宋人杂剧图中的女子，紧贴耳朵的地方戴着蓝色水滴式的耳饰，中间还有红色的镶嵌物，这种耳饰与元代绘画《杜秋娘图》中的女子耳饰极为相似，也许是宋元时期流行的样子。在河南焦作新李村宋墓出土的女侍俑耳上还戴着很夸张的花形耳饰。江西彭泽宋墓的一件由一根粗细不等的金丝打制而成的“S”形的金耳环。它一端尖锐，另一端被锤成薄片，上面还浮雕出花卉图案。而江苏无锡宋墓出土的金耳环就比较复杂，它由两金片合成，上面还压印出繁缛的花纹，中间是两棵对称的瓜果，上下有蔓藤枝叶缠绕，而用来穿耳的金丝，也设计成枝蔓状。这种以花卉、蝴蝶、瓜果作为耳环装饰的风格，在宋代时兴起。它们的设计灵感大约来源于五代两宋以来绘画中的花鸟虫草与蔬果的写生小品。作为装饰纹样，它还流行于宋代的织绣等。在浙江衢州上方南宋墓出土的葵花形金耳环也具有这种特征。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花蝶为题材用累丝镶嵌的方法制作的金耳饰，精美而轻薄的纹饰闪耀着金光，有的还在累丝中嵌有宝石。
悬挂在耳上长长的坠饰在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图》中可以看到。图中的宋代皇后和身边戴花冠侍女的耳朵上都戴着一串珍珠耳饰，贴耳的地方还有装饰。从图像上看，皇后的珠子数量要比侍女多，用以区分贵贱。
四、念珠与项圈
念珠也称佛珠或数珠，是梵语“钵塞莫”的意译，即佛教诵经时用来计数的一种串珠。按照佛教的说法，一个人若能把经文反复诵念千万遍，就可以避免一切灾难，并能消除由这些灾难带来的许多烦恼。
宋代佛教盛行，念珠本是手上物品，把它作为项饰却为宋代所独有。念珠一般以香木制成，也有用宝石或其它材料的珠子制成。珠子的数量各个宗派都有不同，有14颗，也有27颗，还有的用54颗或108颗不等。每一串念珠的材料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为了记数方便，也夹杂着几颗不同质料的珠子叫做“记子”。
制作念珠的材料有金、银、赤铜、珍珠、珊瑚、水晶、莲子、菩提子、金刚子、木槵子等。其中用槵木的籽做成的最为常见。圆形槵木的果核质地坚硬，色黑如漆，并且颗粒大小均匀，很适合作念珠。木槵的“槵”字音同“患”，所以又被称为“无患”，民间将其叫做“无患子”。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木槵子还具有驱邪的功能。《法苑珠林》中：“若欲灭烦恼障者，当贯木槵子一百八，常以自随。”就是说以木槵象征“无患”。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中有：“无患子……俗名为鬼见愁，道家禳解方中用之，缘此义也。释家取为数珠。”随着佛教的普及，诵经念佛者日益增多，其它材料的念珠相继增多。常见的有各种树籽和一些质地细密的木质圆珠，如紫檀木、香木、核桃等。
在唐朝时，水晶念珠十分流行。在当时水晶称为“水精”，它晶莹纯净，一些僧人常用它来制作佛道饰品。当时的人们认为，水晶是石化的冰，这也是它名称的由来。其实，水晶是一种蕴藏很广的矿石，但是只有毫无瑕疵的水晶才具有高贵的价值。如当时日本的僧人圆仁带到唐朝的水晶念珠就是如此。很多人还把那些美丽的水晶念珠作为写诗的题材来称诵。在欧阳詹《智达上人水精念珠歌》中把水精念珠比拟为冰、水、露珠，甚至月光，如：“良工磨试成贯珠，泓澄洞澈看如无，星辉月耀莫之逾，骇鸡照乘徒称殊。”
到了佛教盛行的宋代，念珠已不是僧人所独有，所有信奉佛教的人都必不可少，特别是妇女们，颈部佩挂念珠是一种极为时髦的装束。其实这些念珠在使用时，一般都被捏在手里，嘴上一边念诵经文，手上一边拨动一颗念珠。诵经完毕，念珠也不能随处放置，通常要带在身边。颗数较少的念珠多套在手腕上，颗粒较多的，平时则悬挂在颈间。一般悬挂了念珠的人，颈部就不再另佩饰物，所以宋代的念珠也兼有颈饰的作用。在福州出土了一座宋墓，墓主黄升是一位年轻的贵妇，考古人员从她的墓里发现了大批的随葬物品，仅完整的衣物就有两百多件，而在她的颈部，除发现两串木质念珠外，再无其他饰物。她的两串木质念珠，一串110颗，另一串93颗，棕黑色的珠子用一根褐色丝线串联，大珠小珠间夹杂着小铜片，结束处做成两条用垂珠和宝瓶系结的丝穗。人们很喜欢用红色的丝线来穿系念珠，并在结束处并成一缕红缨。白居易《水晶念珠》：“磨琢春冰一样成，更将红缕贯珠缨。”明？曹寿奴《夫君北行以菩提念珠留赠》：“百八菩提子，红丝贯小缨。”
唐朝时，妇女们受北方少数民族装饰风俗的影响，就已有了在胸前佩戴项圈的现象。在《簪花仕女图》中，丰腴的贵妇就颈戴项圈，另见有河南焦作新李村宋墓出土的女俑也是这种装扮。这种项圈一般是用金银薄片打制成环状，并在表面凿刻或模压出各种精致的纹饰，极具美感。宋元金时期的项圈仍保留着这种样式。在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了一件南宋时期的银项圈。它外表镀金，外表上刻着精细的纹饰，底部的正中还刻着一个童子纹，两边用牡丹纹等向外延伸。在现在的苗族妇女中，仍保持着戴项圈的风俗，制作得也更加华丽。除了这种较为复杂的项圈外，还有以粗银丝或铜丝弯成的质朴的项圈。如贵州清镇琊陇坝宋墓发现的几件，就属于此类。
除此之外，宋代的妇女非常喜欢在胸前佩戴玉雕童子，很多都是手拿莲花的莲花童子形象。宋人喜爱莲花荷叶，《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七夕前三五，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蓬，取玩一时，提携而归……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武林旧事？乞巧》中也有：“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执荷叶，效颦摩睺罗。”看来，宋代的这种玉雕执荷童子是当时世俗风格的反映。
五、腰间饰品
（一）注重纹饰的腰带：
宋朝崇尚金质的腰带，这一点与唐代有所不同。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金也。’乃创立金銙之制，以赐群臣。”
宋代官员的腰间带饰，特别是金銙上十分注重装饰纹样。常见的有六种：毯路、御仙花、荔枝、师蛮、海捷、宝藏，其中御仙花的图案与荔枝图案相近。在出土物中常见有荔枝图案的腰带。如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就藏有鎏金铜荔枝带銙一枚，江苏吴县元吕师孟墓也出土有金荔枝纹带銙，宁夏银川西夏八号陵亦有金荔枝纹铊尾一枚。同时人物纹饰的带饰也很受重视，如“师蛮”带。在文官束身的衣带中，等级很多，其中以特别赐予的“紫云镂金带”最为贵重，上面刻有“醉拂林弄狮子”。据宋人笔记称，这种带饰为透空镂雕三层花纹，人和狮子均能活动。北宋时，曾赠送群臣三四条，后来又全都收回。这种在金带板上雕刻 “醉拂林弄狮子”的内容，通称为“师蛮”。
由于金带倍受推崇，玉带就相应减少，但等级仍然很高。在宋人和明人所绘的赵匡胤像中，其腰带都为玉装红束带，带上装饰着精美的玉饰。
其次，宋代还特别重视犀角带，其中又以“通天犀”带为最上品。犀牛角本是黄褐色或黑褐色的，其中有一缕浅色斑纹贯通上下的叫“通犀”，又分“正透”、“倒透”等名目。用它制作的带具在唐代就已经很名贵，宋代的通犀则尤其注意这种浅斑所形成的自然花纹，如果这种花纹像是某一种图案，如当时著名的“翔龙”、“寿星扶仗”、“鹿衔花”等，这样的带銙则价值逾万，十分珍罕。当时的官僚阶层都刻意追求这种带銙，以示富贵。至于一般的犀角所作带板镶嵌等级在玉金银之下，而普通公吏所使用的“角带”，都由牛角做成。
（二）男子玉佩饰，女子玉环绶
宋代仍然佩玉。《东京梦华录》“驾诣郊坛行礼”条中有：“外内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梦梁录》中也有“玲珑环佩互官商”之句。从文字上看，当时的腰佩比较简单，并以环绶为主。宋代以后，很多人都对以前的大佩制度很感兴趣，并对其进行考证，如陈祥道的《礼书》、聂崇义的《三礼图》等。这些考证和整理，对于当时和以后的礼服制度的制定，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一些传统的佩玉习俗重新复苏。
在妇女中很盛行使用腰带，时人美称为“香罗带”。它是以两种颜色的彩丝相交编结而成的合欢带，深受年轻妇女们的喜爱，往往将其佩于裙边作为装饰，象征男女恩爱、情意绵绵。而用窄窄的丝绦系结玉环的丝结带子，称玉环带或玉环绶。它是由秦汉时期的印绶演变而来的，其中一种是将丝绦佩于腰间，或反复做成连环结而下垂，或在丝带系上一只玉环类饰物。这种结绶有许多不同的式样，看起来美观大方，在山西太原市晋祠圣母殿的北宋彩塑中表现得十分具体。另一种玉环绶或玉佩可以是一副，即在使用时悬挂在腰的两侧，左右各一。《武林旧事》卷二“诣后殿西廊观看公主房奁”中就有“真珠玉佩一副”。
妇女们使用这类玉环绶，除了有装饰作用外，还有一种压裙的功能。即用这种玉佩饰压住裙幅，在走路或活动时衣裙不至于随风飘舞而影响雅观，有规范妇女行动的寓意，故时人又名为“禁步”。这种结环加玉佩方式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
六、丰富多彩的手上饰物
（一）跳脱
起于汉代，盛于隋唐的跳（条）脱饰物流行于宋。在这几千年中外形变化不大，通常以金银条制成，绕制成盘旋状，少则三圈，多则五圈八圈不等，无论高低贵贱均可佩之。在《宋史？礼志一八》：“定礼……黄金钗钏四双，条脱一副，真珠虎魄璎珞。”河南省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时髦的厨娘在做鱼的时候还佩戴有这种跳脱饰物。
（二）钏、镯与缠臂金
钏是宋代妇女十分喜爱的手上饰物之一，又叫作“腕钏”、“手钏”等。《说文》：“钏，臂环也。”《正字通》：“古男女通用，今惟女饰有之。”在许多文章中常把钏、跳脱、手镯混为一谈，其实它们是三种不同的手上饰物。如《宋史？礼志一八》：“定礼……黄金钗钏四双，条脱一副……”可以看出钏与跳脱是两种不同的饰物。而手镯与钏也不是一种，在记载中，宋代富贵之家的结婚聘礼要准备“三金”，即“金钏、金镯、金帔坠”，若较贫者也要以银器或镀金器代替，由此可见钏与镯也是两种不同的饰物。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钏是一种由金属制作的不封口的手腕饰物，而镯则是套在腕上的环形饰品，无口，其中以玉镯最为典型，宋人常称为“镯”或“镯子”。
浙江永嘉宋代窖藏银器中就有一对双箍面银钏出土。钏面呈曲环状，有缺口，形状为两道较宽的突棱，其两端还有斜刻的方格纹。实物中还常见有玉镯和一种细丝状手镯，如四川成都双流南宋墓出土的可调式金手镯就属此类。
而金质的妇女臂饰，当时俗称为“缠臂金”，又叫“约臂”、“金缠”，应是钏镯类中的一种。很多文字都提到这种饰品。苏轼《寒具》诗：“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邹登龙《梅花》诗：“约臂金寒拓绮疏，搔头玉重压香酥。”由此看来，金缠或缠臂金是宋代十分流行的妇女臂间饰物。
（三）长命缕
所谓长命缕，就是用一种五色彩丝编成的丝绳，俗称“避兵缯”，又叫“百索”、“朱索”、“合欢索”等。古人往往将其编织成日月、星辰、鸟兽的形状，或绣上图案，佩戴在胸前或手臂上，认为不仅可以逃避兵祸，而且可以使人长寿。早在汉代人们就有戴这种饰物的习俗，一些地方还多将其系于门户等处。这是民间五月端午的风俗。到宋代时，长命缕多被系在手臂上。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岁时风俗部·百索》中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在苏轼《皇太妃阁》诗中：“辟兵已佩灵符小，续命仍萦彩缕长。不为祈禳得天助，要随风俗乐时康。”这些都是对此饰物的记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原地区的民间百姓在五月端午的那几天，还会在一横杆上挑卖这种用彩色丝绳系臂的饰物，价格很便宜。现在已很少见到了。
（四）指环
手戴指环的风俗绵延不断。宋人的指环常常镶嵌各种名贵的宝石。《萍洲可谈》卷二记载了当时广州人喜爱戴指环的情形：广州番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址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及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究之无他异，不知佩袭之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俞，此固可以卫生”。文中的猫眼石来自国外。而作为指环的“摩娑石”，佩戴者一旦中毒，立刻吸吮此环即可解毒，真是无奇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