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盈科诞生
李泽楷从1993年起就走上了改变他一生的辉煌的创业之路。从此，媒体提起李泽楷，不再冠以“李嘉诚的儿子”这一称号，而是作为香港高科技产业的新科小状元。李泽楷的创业之路并不如世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他不想依靠父亲这棵大树，那个期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都只能是寒天饮冻水，冷暖自知。但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从中获取的经验和教训，都使得李泽楷成为了一个更为冷静和睿智的商人。
卖掉卫视，为和黄赚到了令父亲都没有料到的大钱，原是李泽楷自己的主张，同父亲没有一点儿关系。此举向外界证明了自己经商的才干和打拼事业的实力。
这一年，27岁的李泽楷，可谓是年轻有为，风光无限。既有出售卫视的资本，更有父荫的庇护。这在“富二代”身上一点儿也不奇怪，放眼香港富豪的第二代，几乎都是这样走上集团高层领导位置的，如李兆基的儿子李家诚、郑裕彤的公子郑家纯、郭得胜的儿子郭炳湘，船王包玉刚虽然没有儿子，也把家族几大公司交给了女婿吴光正打理。
因此，李嘉诚让儿子接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李泽楷离和黄集团的最高职位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和黄的大展拳脚为李泽楷赢得了信任和地位，当然，也赢得了父亲李嘉诚的信任，这从李嘉诚任命李泽楷升任为和黄董事局副主席就可以看出来，李嘉诚安排小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尽管有李氏家族这棵大树的庇护，李泽楷却不愿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再温暖的巢穴，也阻挡不了小鹰离开的决心，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本领，才能成长。李泽楷决心离家自立门户，只身闯荡江湖。
当李泽楷有了出售卫视赚来的资本，他想的不是如何爬上高位，而是尽快自立门户，走出父亲的“财富阴影”。对于他来说，成为和黄的副主席，甚至就算是以后坐上和黄的头把交椅，也远没有自己创业更具诱惑。
李泽楷在荣升和黄副主席之前，曾向外界宣布：自己将成立私人公司“盈科拓展”，不久，李泽楷荣升的消息就正式公布了。外界纷纷猜测：小超人是专心做和黄的副主席，以后继承父业，还是打破常规，致力于自主创业？
反复权衡之下，李泽楷还是选择了后一条路，他坚信，凭借自己的能力，一定能打拼出一片天地。他最终决定自立门户，把出售卫视赚来的4亿美元，投资在高科技项目上，创立了盈科集团（Pacific Century）。
但是不管怎样，做出这个决定还是要事先经过父亲李嘉诚的同意才行。那是令李泽楷至今难忘的一天。
199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李泽楷在父亲的书房外犹豫了许久不敢进门，借着虚掩的大门，他看到已经显得有些老态的父亲正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框老花镜认真地忙碌着。在明亮的灯光下，李泽楷第一次仔细端详了父亲的脸，他觉得父亲的确是老了，这个时候提出要自己创业，合适吗？父亲会同意我离开和黄吗？要是他断然拒绝我的话，该怎么办呢？
怀揣着种种担心与猜测，他终于推门而进，开门见山地说：“爸爸，我想自己出来做生意。”
李嘉诚心里打了一个咯噔，他当然是不乐意的，小儿子不是在和黄干得好好的吗？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听完了李泽楷的创业计划。
李嘉诚深知小儿子的性格，虽然初露锋芒，但总是好出风头，心高气傲，一不小心就会摔大跤。何况自立门户不比打理家族生意，重大决策自有经验老道的太傅们辅助，孤身在外，社会上陷阱那么多，而且商场如战场，残酷程度用血腥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但李嘉诚是宽容的，同时他也深知，李泽楷既然做出了决定，就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了。如果阻拦，说不定激起李泽楷更大的反叛精神，不如静观其变，反正李家输得起金钱，小儿子也还输得起青春，不放他出去闯闯，他是不会甘心的，就算失败了，反正家里的大门也是永远向他敞开的。
但是李嘉诚还是不放心，他对李泽楷讲授了一堂浓缩的“商业培训课”：
“达成人生目标是一个漫长并且充满艰辛的过程，需要将包括好奇心、进取心、想象力、创造力、潜力和行动能力等各种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小企业可能每件事情都可以事必躬亲，但是大中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这其中，最难做到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让他们知道，留在公司发展会有更好的前途。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企业带头人的领导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总司令就相当于是一个集团的统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运用战略。作为统帅，对机关枪手和炮兵的工作不应插手，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就好像在战场上，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对每一种武器的操作未必比一个普通士兵熟练，最关键的是，首领要十分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在战场上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有对整个局面了如指掌，才能做出出色的统筹和指挥，使部下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
“美国科学化的管理自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是却没有人情味儿，在业绩不好的时候进行大规模裁员，这种事我们做不出，那会使得员工没有安全感，会导致很多人骤然失业，给他们的家人带去了沉重的负担。我们应该结合二者的优点，用外国人的管理方式，但是加之以中国人的做人哲学，可以很好地保存员工对公司的热诚和干劲，我相信这样就会无往而不利。
“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足够的精英，我不会强迫你留下的！不过你要记住，树大招风，最好保持低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以后，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我说过的这番话。”
带着父亲的一番殷殷教诲，李泽楷离开了和黄，于1993年8月初宣布成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盈科拓展”，踏上了人生的又一个辉煌的征途。相信李嘉诚当初答应李泽楷去创业的时候，决不会想到这个让他如此不放心的小儿子会在六年后创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在盈科开业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李泽楷的文章，使用了颇带揶揄意味的语气，意思似乎是：自命不凡的“小公子”，且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不要看香港只是个繁荣的小都市，但其中不乏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在芸芸众生之中，最使人瞩目并令人歆羡的，当算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这位身材瘦小、神情紧张、头发修剪得极短的富家子弟，讲英语时往往带着极为夸张的腔调，使他本身看起来像是富贵圈中骄纵的小公子。”
李泽楷一直以来都只想做自己，而不是只以李嘉诚的儿子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也许就是他离开和黄，另起炉灶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了避免与父亲扯上商业上的关系，盈科集团的总部设在了鹰君的万国保通银行中心，虽然其父所拥有的长江中心即将落成，李泽楷也不愿搬入，就连中心的招牌食府“天山阁”，他当年也一次都未去过。
1994年1月，盈科正式开业，并乔迁到香港金融中心区万国宝通广场明楼。写字楼面积近2万平方英尺，月租逾百万港元，是在万国宝通任助理经理的大嫂王富信帮助下租用的。之后李泽楷致力于招兵买马，就连招聘一兵一卒，他都亲自挑选，可见其对盈科付出的努力之多。可以说，盈科集团是他心血的结晶。
盈科名字的由来，充分体现了李泽楷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或多或少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孟子·离娄下》
盈：注满、充盈之意；科：洞穴、空隙也。“盈科”的寓意，乃川流四海，胸襟壮阔。表面看来似是谦虚，个中却隐含有与长江遥相呼应之意。
而李泽楷借此言志，以孟子这位儒家宗师之言来为自己迈向“独立”的第一步表明心迹。其实，李泽楷年少离家，中文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怀念着母亲庄月明女士。幼时的他总觉得母亲，无论是姿容还是气质，都是一个古典仕女，绝非一般的庸脂俗粉可比。印象中，母亲总是手不释卷的，“仿佛是从中国古籍中走出的仙子”。
卫视一役的成功，使得李泽楷对于媒体的兴趣更浓。他认为，既然连卫视这个创举也实现了，那么他是没有理由退回传统媒体圈的，就索性继续探索新的可能性吧！
李泽楷用出售卫视后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资金来发展他的事业梦想。盈科成立第一年，他每天都在寻找新的业务构思，范围总是离不开科技、通讯及传播等。
至于另一半利润，因为是和黄股东的投资，他已悉数交回。1994年3月，和黄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向小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每股49仙（1993年8月派发之中期息为19仙），这多出的每股30仙就是李泽楷为他们赚来的。自此，“小超人”这个承袭自父亲但又含有赞美意义的称号，也得以真正名副其实。
大家纷纷称赞：虎父无犬子，今方信焉！
但是，在如雷的掌声之中，又有谁能料到，这掌声背后潜伏隐藏的浪涛，原来也是同样的澎湃汹涌。
1993年10月，盈科拓展集团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中环万国宝通银行大厦38楼。据当年曾经造访过盈科的人回忆，盈科的装潢和陈设，予人罕见的厚重沉凝之感，与主事人的年龄相距甚远。甚至有人觉得，盈科办事处看起来像极了律师事务所。由此可见，以年仅27岁之身就已经初尝成功甜头的李泽楷，大概也感受到了年轻的压力，因此自动自觉地“老化”自己，以争取世人的认同。对于这个向来我行我素的年轻人来说，是否是妥协的一种表现呢？
由于在出售卫视一战中，李泽楷曾许诺七年内不参与电视行业，这令他不得不忍痛放下他对电子传媒一直以来的热爱，转向了他熟悉的其他范畴，如高科技通讯基建及金融财务项目等。
以高科技通讯基建为例，在1994年，李泽楷曾经有一个“先行者”（Pioneer）的构思——先向香港电讯租用高容量的专线群，由盈科设立的录像带数据库中心开始，连接至由丰泽（丰泽全名为丰泽卫星服务，乃九仓有线电视网络的骨干，本为和黄旗下，1993年中售予九仓，以便其开发有限电视。丰泽的网络可进入全港55万户家庭）所建立的，以大厦为单位的卫星电视网络。其实，李泽楷为了增加自己与九仓就此项合作建议讨价还价的筹码，早已争取到了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著名制片人，曾任嘉禾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的支持，当他们的节目供货商，以嘉禾的庞大片库作为后盾。当时，美国本土的全球电讯及电视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多项大型的商业收购及合并计划。李泽楷深信，此风很快便会吹来，将会彻底革命电视业的经营模式。因此，盈科的首项投资计划——发展电视录像业务，正是体现了电讯与电视结合的这一革命性趋势。
那一时期，由于维珍尼亚州法院的一宗裁决，使得美国电讯商顺利进入有线电视市场，先知先觉又实力雄厚的美国电讯商，遂纷纷展开其寻宝游戏，开始收购有线电视、节目制作商及提供视讯传送科技的计算机公司，或研究与上述公司合作的可能性，比如USWest向电影发行及制作商时代华纳注资25亿美元（195亿港元）；曾经与九仓合作竞投本港第二固定网络的NYNEX，NYNEX在1992年为美国七大小贝尔（Baby Bell）之一，为美国东北部提供电讯服务，当时网络容量为1570万条电话线，截至该年年底止，其营业额为131.55亿美元（约1026亿港元）。也与派拉蒙通讯（Paramount Channel）合资12亿美元（约93.6亿港元），拓展本身的电讯网络以提供更优质的电视服务。当时电讯商收购有线网络经营商，涉及金额最大的一宗，就是美国贝尔大西洋（BeU Atlantic）收购全球最大规模的有线电视TCI，该项超级收购价值118亿美元（约920亿港元）。稍后，贝尔大西洋更与香港上市的冠军科技及美国休斯网络（Hughes Network Systems）合资，参与竞投第二网络。
当时香港的电讯网络已全面数码化，本地电讯商只要能够成功提升视讯节目的传输速率，便将很快能够跟随美国同业的步伐，向电视用户提供电话录像一类的电视服务。根据当时英国的情况来看，电讯网络商可在单点对单点（即point to point，有别于传统地面电视，如无线电视的单点对多点point to multi-point）的传送方式下，作为视讯节目的经营商（Carrier）。然而，在公司架构及持牌守则上，则禁止其兼营电话录像。那时候，香港电讯管理局（OF-TA）仍就电话录像所导致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原则上本港法律容许香港电讯进行视讯节目的单点传送，但是否有需要跟随英国方面加上限制电讯商兼营此类服务的条文，有关方面当年只以由于未接获电讯商就提供这类服务的申请，暂时不愿意过早评论。
之后，李泽楷又进军亚洲电讯市场，于1994年11月成立“工商专线”（Corporate Acess）。所谓“工商专线”，是一种直接由卫星联系、使客户与其海外办公室之间能够随时互通信息的电讯服务，包括国际及国内线路，传递、话音、数据和影像信息。由于拥有卫星电视的专长和经验，盈科这项投资，很快便得到广泛认同，生意滔滔，吸引了诸多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联邦快递等大牌客户。
2．遭遇滑铁卢
时值香港回归前夕，人心动荡不安，政治生态异常，根本没有人愿意为将来投资——无论在金钱上，还是在信心上。李泽楷虽然洞悉先机，却是空有抱负，他扪心自问，难道在此过渡期内就只能无所事事、一事无成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李泽楷于是动起了房地产的脑筋。现在看来，在盈科的企业历史中，为其赚钱最多的，竟然都是李泽楷眼中最为传统的地产项目，而那正是其父以及其他华资财团所赖以起家的。这让一直以来特立独行、竭力想要摆脱父辈那一套经商模式的李泽楷感到十分讽刺。
盈科的地产投资甚多：鲗鱼涌皇冠大厦、现时被归纳为电盈旗下的基建项目——北京盈科中心（估计资产净值逾27亿港元）、由盈科母公司持有的屹立于日本东京市中心的东京盈科中心（市值逾624亿港元）等。
而这些基建项目的幕后功臣，则是曾任和黄副董事总经理的杜彼得。杜氏为地产界的资深人士，曾任职港府，并参与多项公职。他于1997年出掌盈科基建部直至2002年退休，此后专注于国内慈善项目，如“希望工程”等。杜氏退休前乃是电盈副主席，至今也保留着电盈基建顾问一职。
1995年底，盈科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鲗鱼涌皇冠车行大厦，作价6.75亿，短短8个月后便售予置地集团，净赚1.35亿港元。这次不动产投资，让李泽楷初尝甜头。
此后，李泽楷雄心勃勃，希望在房地产领域乘胜追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拥有成功，没遇到过失败。尤其是在沉浮不定的商海中，成功和失败总在同一轨迹上。
李泽楷也不例外。事实上，小超人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也遭受过重大的挫折。盈科成立两年后，事业一片红火，一时风光无限的李泽楷遇到了从商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日本。
1996年，李泽楷决定，今后盈科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进军地产市场。他时刻盯着日本的地产，直到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滑坡，写字楼较高峰期足足跌了八成。此时，李泽楷认为投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信心满满地重锤出击——他出资80亿港元进军日本，其中58亿元用于向日本国家铁路局购入一副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接连东京火车地铁站的地皮，面积达5万多平方英尺，兴建盈科中心，建筑费用了22亿港元，李泽楷因此成为10年在日本最大的单一外国投资者。总投资80亿港元，比整间盈科的股本还要高出多倍。李泽楷打算在短期内以较高价分层出售部分单位，先大赚一笔。
在业内人士的眼里，“小超人”李泽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运作高手，他的创业生涯，其实就是资本玩家的“套现生涯”，通过金融杠杆，赚取了至少50亿港元。对此，香港《明报》曾以社论“财技巨人与道德侏儒”来评价李泽楷。
然而投资有风险，一直战无不胜的李泽楷，这次却万万没有料到危机来临了。彼时，由于日本经济迟迟未能走出低谷，坏消息接踵而来，先是李泽楷购入的地皮价格一落千丈，后又因为投资过于急功近利，使得盈科在资金运作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陷入财政危机，公司前途未卜。
在这种关键时刻，父亲李嘉诚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多亏父亲的及时解围，使得李泽楷的盈科才不至于寿终正寝。李嘉诚通过旗下的和黄集团买入盈科的东京地皮四成半股份，价钱是盈科买入价的一成半，再加上期间的开支，以及给予盈科1.7亿港元的手续费，明摆着给盈科许多优惠，让它暂渡难关。虽然难关在老爸的拔刀相助下勉强度过，但李泽楷还是亏了许多。
这一役使得盈科元气大伤，许多人推测李泽楷可能会因此就偃旗息鼓，打道回府，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太子仔”去了。但是，李泽楷却并没有因为这一时的挫折就动摇了自己的理想，人们都低估了李泽楷，男子汉大丈夫，怎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就此灰心丧气呢？且看我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吧！
后来，日本地价持续下降，盈科及和黄又在所购地皮的隔壁以较低价增购地皮，一来可以扩大地盘面积，二来可以弥补在此之前的损失，降低平均成本。这栋大厦已于2001年落成。
“小超人”没有辜负父亲李嘉诚对自己的帮助与期望，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又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战绩。
1998年，李泽楷仅仅凭借一个当时仍是纸上谈兵的“数码港”计划，就从港府手中免费获得了64英亩土地，并得到了香港信息技术园区——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成为以科技包装地产的著名实例，一时轰动了整个业界。
2004年3月7日，“小超人”将电讯盈科旗下所有地产业务注入东方燃气，成功地把电讯盈科中的地产剥离了出来，将东方燃气改名为盈科地产。电讯盈科至此完成了历史任务，彻底成为李泽楷出售套现的目标。
诸多投资者看好关注中国内地的地产业，李泽楷自然也不例外，并且他的野心还不小。早在1993年11月29日，李泽楷旗下开发的盈科中心的项目公司，就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京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亿美元。
1998年，盈科中心落成，由4幢大楼及1个购物中心组成。其中，除了1幢商住楼，其余基本为写字楼，IBM、诺基亚及美国大使馆等都曾是该写字楼的客户。
纵观李泽楷投资地产界的历史，既有辉煌，也有不可避免的失败。但是，李泽楷投资日本地产界的功过也不能一刀切，毕竟，盈科在日本原本一无所有，但在一两年间就能购入15栋物业，占集团总资产的三分之一，也实在不简单。“小超人”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不得不使人们佩服他的能力。
人无完人，即便是“超人”也不是完美的，就算是创下许多辉煌的李泽楷也不例外，难免会有失败。当我们面对他的失败，对他产生质疑时，应该宽容一点，他并不是完人，我们又为何要求他尽善尽美呢？
3．进军新加坡
盈科正式成立后，李泽楷出任主席，其业务范围主要是发展亚洲地区高科技项目，向客户提供如铺设光纤网络等通信技术建设服务。但由于盈科与家族旗下的和黄电讯的业务方向相冲突，为了避免自己人之间竞争，李泽楷打算进军新加坡，进行资产大转移。
于是，李泽楷于1994年5月收购海裕亚洲（盈科拓展以每股1.45新币，折合约7.8港元的价格，共斥资2900万新元，约15600万港元的价格，收购海裕亚洲13%的股权。同年7月27日，又以7720万新元，约41528万港元全面收购持有海裕亚洲32.7%股权的安格兰公司），正式进军新加坡。
事实上，促成李泽楷做出这个重大战略转移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李泽楷自幼就不甘心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觉得在香港发展，不论怎样努力，也始终难以摆脱父亲的影子。他在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来狮城发展，就是为了摆脱父亲的荫庇。”
其次，李泽楷曾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于亚洲，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他相信，世界经济光辉前景系于亚洲。他指出，这些国家有很多亟待发展的基础需要——基建工程、干净的食物、房地产以及娱乐产业等。如果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及服务，必定有利可图。
此外，新加坡设施先进、治安良好、环保甚佳，在国际上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再加上香港与新加坡距离不甚远，交通便利，照顾生意也方便。这都是李泽楷弃美、加而选择新加坡的原因。
好事往往多磨，李泽楷进军新加坡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小闹剧。
原因是有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打小报告，说李嘉诚80年代透过长子走资加拿大，现在又以次子的名义走资新加坡；已持有新加坡护照的李嘉诚，终究不可能与中央同心。所幸，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新华社官员并不把对这些留言放在心上，他们相信李嘉诚的为人，认为他的行动不会对香港构成任何危害。
没有了后顾之忧，李泽楷开始施展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大动作——1994年5月，李泽楷透过盈科斥资5亿多港元，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海裕亚洲45.7%的股份，从而成为海裕的最大股东，实现在新加坡的借壳上市。公司改名为盈科亚洲拓展，主要业务是地产、酒店及以香港为基地的鹏利保险。
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许多人都懂得走捷径。“借壳上市”，就是很多大公司都曾经使用过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收购一家已经上市的公司，把对方的名字改成自己公司的名字，从而实现使自己公司的成功上市。这样做的好处是，省去了新公司上市的一些烦琐手续，节省了时间。
“借壳上市”成功后，盈科又和日本首富堤明义携手与新加坡政府三方合作，发展狮城白沙浮商业城。
年底，盈科拓展签了四个中国内地项目：其中两个重要项目是，一是投得了北京地铁一块地皮，后建成北京盈科中心；二是投资两亿元，兴建广东省高要市电厂。
李泽楷的下属说：“Richard是个工作狂，有时早上7点钟他会要你回公司开会，也可能在深夜给你一个电话，找你商谈业务，然后又命你天刚亮时就出门办理。”
李泽楷每周飞一趟新加坡，通常是周四周五到，工作到周日才离开。碰到这样一个“工作狂”的老板，下属们真是叫苦不迭。
当人们进入作为盈科写字楼的海滨路Concourse大厦38层时，能够在办公室里面看见李泽楷分别与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合照。李泽楷说：“我们比较了解亚洲的文化，所以在亚洲投资，亚洲人比西方人占尽优势，而投资西方可能就不会那样成功了。”这也许是他在加拿大投资失利的经验之谈。
1994年，李泽楷成为经济论坛成员，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100名新一代领袖”之一。李泽楷雄心勃勃，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一套完全不同于父亲的方法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从此走自己的路，摆脱“李嘉诚儿子”的阴影。他利用这个基地大展拳脚，不断扩充自己的数字王国。
4．涉足保险业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们一直都在听着这样的忠告，“创业要做自己熟悉的领域，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来做，否则肯定会失败。”的确，对大多数人来说，进军自身不熟悉的行业本就意味着巨大的未知风险，这也就更给了一些人一直在自己的行业内徘徊，难以突破和发展的理由。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渴望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未来。但明天的风险没有人能预测，借用一句马云的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对大部分都死在了明天晚上，见不到后天的太阳，所以每个人不要放弃今天”。虽然他的本意是让大家再坚持一下，但实际上也隐含了无时无刻不在的风险。
然而，不熟不做并不是一条绝对的真理。假如你在资金上有一定的优势，又能够找到专业人才加盟，并十分看好你所要涉足的行业前景，那么进军异域也未尝不可。如此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现在能看到满大街跑的比亚迪汽车，它的前身是做电池的；力帆老总尹明善67岁时投资9个亿从造摩托车转向造汽车……
众所周知，一个商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会从自己熟悉的领域跨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去发展。其实，冒险涉足陌生行业与不熟不做的忠告并不冲突，李泽楷，包括其他企业老总，之所以敢大胆冒险，有很大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有能力聘请到专业人才加盟。
除了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外，盈科还在香港、加拿大、越南及东京等地投资一些地产项目，小有斩获。其中，香港鲗鱼涌皇冠大厦由买入卖出，八个月间赚了1亿3000万港元。
但是就整体而言，李泽楷进军新加坡四年，尽管两地来回飞，没有休息日，不分昼夜，勤勤恳恳地工作，成绩却并不理想。
没有在地产界大有作为，李泽楷立刻转变了经营战略，正所谓“不能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盈科集团于1997年正式涉足保险业。
从小就敢于冒险的李泽楷于1994年以3亿港元收购鹏利进军保险业，之后改名为盈科保险，当时公司价值5亿港元。1997年6月9日，为了管理收购不久的烂摊子，李泽楷将最得力的助手袁天凡派往鹏利保险担任主席，对原来的行政总裁杨梵城也委以重任，让他继续担任原职。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两个人，才使得李泽楷有信心赌这一局。
港媒在报道这条新闻时说，袁天凡兜兜转转，终于可以重投挚爱，又获小超人重用，委以重任。
这里，为什么说袁天凡重投挚爱呢？
当年，袁天凡是鹏利的“救命恩人”。鹏利保险原来叫新西兰保险，尽管成立了有些年头，但业务却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到了最后，全公司就只剩下五六名营业经纪，濒临倒闭。
时任海裕控股前联交所主席的袁天凡，于1991年力主收购新西兰保险，并改名为鹏利保险，得到了当时位居香港保险业“二哥”杨梵城的支持。时任国卫保险行政总裁的杨梵城，带领近千名营业经纪和数万名客户跳槽助阵，袁天凡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杨梵城为鹏利保险行政总裁，全权打理公司业务。
多年后，杨梵城回忆起这一幕时，十分感慨地说：“Frantis（袁天凡的英文名）与我毫不相识，却对我完全信任，对我委以重任，并给予我和几位管理层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说他很会识用人。”
然而，人生十有八九都不能尽如人意。后来，由于大股东蔡世亮对保险业没有兴趣，一直与袁天凡不和，因此正当袁天凡、杨梵城等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之际，他却自作主张，将鹏利保险卖给了盈科。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气愤至极的袁天凡同蔡世亮分道扬镳，离开了海裕。
袁天凡离开心爱的鹏利之后，曾一度意兴阑珊，后来，获李嘉诚启用，出任锦兴主席。1996年，袁天凡转投李泽楷旗下，任盈动集团副主席。
李泽楷当然也知道袁天凡与鹏利的这段渊源，决定起用袁天凡，重掌盈科保险（前称鹏利保险），出任悬空多年的主席一职，可以说是不无人情味的一个决定。
香港业界称这是一个“三赢”任命：一是成全了袁天凡之美；二是加强了盈科保险的领导；三是实现了香港保险业罕有的老、中、青结合的全华人班底。
行政总裁杨梵城对这个老、中、青组合十分满意，其中，这个组合不仅是全华班子，而且还是全港十大寿险公司中唯一的全华班，使他感到非常骄傲。
当初盈动收购鹏利时，鹏利还只是一个烂摊子，按照常理推算，收购者肯定会撤换原班底，但是李泽楷的决策是，不仅不撤换，还要委以重任。总公司不另派人才，而是继续由原来的行政总裁掌舵。
这个舵手就是杨梵城。
说起杨梵城，这个人可是香港保险界最具争议的传奇人物。
他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号：一是“烂仔”；二是“教父”。别人骂他“烂仔”，杨梵城一笑置之；别人赞他是“教父”，杨梵城却并不领情。“教父”这一称号，固然是肯定他在香港保险界的地位超然，声名显赫，但由于这一称号多用于黑道，杨梵城作为正当生意人，对于这一黑道称呼，当然不会有好感。
杨梵城在香港保险界已经干了43年了。1957年，16岁的杨梵城投靠友邦保险，从信差做起，其后升为文员、会计文员、寿险营业员，1973年升为营业经理，之后，又升为助理副总裁、香港区副总裁；1982年，杨梵城转投国卫保险，出任董事总经理。由于战绩彪炳，又多次升职，直至擢升为行政总裁，成为香港第二大保险公司的“打工天王”。
可是，由于受不了老板的气，杨梵城愤然辞职，并带走了一大批经纪和客户，跳槽到了一家只有五六名职员的小保险公司，决定从头再来。
杨梵城的那两个称号，与他这次大规模跳槽有很大的关系，跳槽原是平常事，可是“教父”一人跳槽，带走千人过档，这是极为罕见的，在全港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业内很多人士都对他这种行为极为不齿，认为他是“挖角”。
但是，杨梵城本人并不觉得那是“挖角”。他说：“我们开门做生意的，一定会招揽人才，如果有人慕名而来，我们又觉得合适，那么就没有理由不留他，我并没有特意去挖角。”
杨梵城的很多理念与李泽楷都颇为相近，譬如，他认为，要留住人才，最低限度有两个条件：首先是要在公司做得开心，二是要赚到钱。对此，他解释道：“如果员工在公司做得不开心，那么跳槽只是时间问题；另外，纵然员工与老板相处融洽，但如果连生活都成问题的话，最后仍然会离开的。”
不过，1998年底，鹏利也发生过两百多名经纪集体过档事件，当时有不少人幸灾乐祸，说是应验了俗话：“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但是，李泽楷认为，凭杨梵城在两大保险公司的彪炳业绩，且过档时能够带走千名经纪的这点来看，肯定是个难得的将才。李泽楷虽然年纪尚轻，但他对人才的重视，也不逊于老一辈。李泽楷对杨梵城委以重任，坚信以他的能力一定能给鹏利创造奇迹。
至于他过档半年，公司却仍未有起色，也不能怪他。李泽楷坚信，只要给予足够的信任，放手支持让他发挥，用不了多久，他必定会创造奇迹。
对于鹏利后来先后发生的经纪跳槽事件，李泽楷均视为公司内部的事，并未对杨梵城施加任何压力，这使得杨梵城更增强了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杨梵城对于这位新老板非常敬佩，并不是因为李泽楷让自己留任，而是佩服他的眼光，他的胆识，还有他不依靠父荫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
他说：“香港的有钱人是不少，但很少会有人拿出真金白银来投资亏损经年的保险业，只有李泽楷没有知难而退，他就是有这种创业家的冒险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为他效力。我完全欣赏他，以他的家世，却还如此搏命创造自己的事业，比那些不如他富有的人还勤力百倍。”
杨梵城得到李泽楷的大力支持，发誓要更加精益求精，做到更好：首先是人心方面，要做到让大家都满意；其次是公司方面，要培养出最有效率和最快乐的营业团队；最后，要令股东有回报，公司业务有最佳增长。
鹏利保险在杨梵城的掌控下蒸蒸日上，由第一年亏损1.1亿，第二年减至亏损3000万，第三年开始盈利730万，第四年盈利增至超过3000万，第五年盈利增至4500万，第六年，即1999年盈利7560万，成为香港第四大寿险公司。事实证明，杨梵城的保险业“教父”的名号，名副其实。
1999年6月9日，即鹏利保险被收购5周年之日，盈动宣布将鹏利保险改名为盈科保险，并筹组上市。
杨梵城关于公司更名一事解释道，原因之一固然是知名度的问题，但由于本港上市公司中已经有了鹏利食品，担心投资者会有所混淆，这才易名，以增加辨识度。
杨梵城对于公司即将上市，表现出了由衷的喜悦。他说，盈保之所以能够提前上市，原因主要两点：一是盈保成立之时便已有逾千名经纪；二是他们亦有把保余收入分出再保，以更佳的方法取得资金的最大利用率，而不用每年向股东集资。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上市，实在是港人的骄傲。一般的保险公司要五年至七年才会有盈利回报，而盈保从第三年就已开始盈利，第五年便可筹备上市，着实比预期的时间要早得多。
现时的盈保，虽然还不是全港最大的寿险公司，但说是最好的寿险公司却不为过。根据杨梵城的战略，盈保上市后，将会全力进军中国内地及亚太地区的保险市场，向着国际保险业“一哥”的目标前进。
盈保的股东之一——拥有中资背景的中保集团，是盈保进军中国市场的有利条件。中保集团的副董事长王宪章表示，中保会尽力帮助盈保申请国内寿险牌照。
据加怡证券透露，盈保上市之后，斥资1亿元成立了一间与中国内地合营的寿险公司，此外，还拨出3至4亿元作为拓展亚洲业务的资金，包括收购香港和泰国的寿险公司。
杨梵城对于进军中国国内保险市场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他十分看好内地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且中国近日又宣布再开放四个寿险市场作为试点，对于增强整个保险行业的竞争力十分有帮助。杨梵城说，虽然距离盈保成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保险业的“一哥”尚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我们不仅有机会，也有市场，更有着强大的管理团队，只要坚定信心，朝着目标前进，总会实现。中国有13亿人口，光是沿海地区就有3亿。更何况，同胞而生是我们最有力的条件，外国保险公司想在香港做生意都有困难，需要我们港人帮忙，何况是在中国内地？
对于打开中国内地市场这一诱人的宏伟目标，杨梵城摩拳擦掌，雄心勃勃。在他看来，只要能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称雄于世界保险业便指日可待。正如他办公室所挂的那副书法那样：“谁与争锋？”
杨梵城此时风头正劲，一时风光无限，人们或许羡慕他的所谓好运气，碰到了“明主”，但这和杨梵城自身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当年鹏利的业务并非一帆风顺，一个“蔡女事件”，使得公司的形象受到了考验。
事情发生在1997年，当时31岁的酒楼女侍应蔡巧玲，因在工作时不慎跌倒，扭伤了腰骨。因为她在意外发生前已经向鹏利保险购买了意外伤亡赔偿保险，因此跌伤后，她向鹏利索赔15000港元作为意外损失赔偿。但鹏利以她“无表面伤痕”、不符合保单条件为理由拒绝赔款。蔡女便向保险业索偿投诉局申诉。投诉局认为保险公司应该发放保金，鹏利于是申请司法复核。
多年来不服投诉局裁决的公司，并非盈科一家。因此盈科要挑战投诉局的裁决，首要任务是说服法庭，投诉局是可以受到司法复核的，保险业界人士表示，盈科并不是唯一对投诉局过往的裁决不服的保险公司，因此这起案件的进展及判决，受到了业界密切的关注。
这起案件确立法庭有权介入投诉局，复核其判决，受到了法律界及保险业的重视。一直以来，对于由业界以合约的形式自行设立的非法定监管机构，法庭都不会介入其判决。原因是考虑到这类机关拥有专门知识，比法庭更熟悉其行业的事务，况且法庭并非无休止扩张的王国，对于延伸其司法复核权，向来采取严谨审慎的态度。
接受复核的是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法官裁定，保单的好与坏本不该由法官来决定，而是投诉局和业内的事情，但投诉局处理这宗案件的保单时，却不理会合约条款是否违反守则，而是“同情”真正受伤而根据保单得不到赔偿的投诉人，是考虑了不应考虑的事情而作出的不合理的判决。况且保险业内的规章守则，并没有授权申诉局偏离合约条款来仲裁，因此，裁决推翻起决定，鹏利保险获得胜诉。
裁决一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不仅引起了投诉人的不满，还受到了索偿投诉局及消费者委员会的批评。
社会各界意见纷纷，一方面消委会促请修例监管保险业，投诉局表示或者会改善；另一方面业界反对干预自由市场运作，盈科行政总裁提出一分钱、二分货的论调。
大多数人认为保单条款苛刻，如果无表面伤痕便不能获得赔偿，那么一般人在知道的情况下，绝不会甘愿选择这种投保方式。
市民对于裁决有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而盈科提出发放恩恤金，也算是比较积极，无可否认，法理有时与情理是相悖的。
其实早在投保人向索偿投诉局申诉时，盈科就已表示，愿意向事主发放抚恤金而非赔偿，但要求投诉局声明盈科的处理手法并没有错，却遭到了索偿投诉局的拒绝，导致双方最后不得已只好对簿公堂。
高等法院判决盈科胜诉之后，盈科还是决定向蔡巧玲发放抚恤金。盈保行政总裁杨梵城表示，盈保会尽快发放18000多元给事主，金额与投诉局所裁定的赔偿额相同。但是，杨梵城强调下不为例。
盈保的处理，可以说是有情有义，也因而获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可。盈保在杨梵城的掌舵下得以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壮大。
据怡富证券（该证券曾负责盈保上市）的报告估计，盈保的市值约为52亿元，较五年前收购时的5亿元，增值了近10倍。若主要股东按比例出售两成八股权，即盈科由55%，减至40%；鹏利管理层由25%，减至18%；中保由20%，减至14%；至于公众股份，则由0增加至28%。这样一来，预计上市后，盈科拓展便可套现2.5亿元至3.2亿元。
不可否认的是，李泽楷此番涉足保险业获得成功，除了他的冒险精神外，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他卓越的用人眼光，找到了专业人才。
5．平定哥顿
李泽楷在1989～1990年在加拿大有份投资的哥顿资金公司，自李泽楷回港后就冷落了哥顿，此后，该公司起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盈科风生水起之际，哥顿出了乱子。在盈科集团成立期间（1993年），因为哥顿创办人占美?康纳查的商业丑闻，哥顿被多伦多证券委员会勒令暂停买卖90天，加上在债券上投资失利，出现了巨大亏损，导致元气大伤。康纳查受到很大的打击，自此变得意志消沉，判若两人，一切已难复当年之勇。
1994年，哥顿在管理上进行大规模改革，试图力挽颓势。行政管理由过去康纳查一人执掌，变成由一个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哥顿过去是以对市场反应迅速、行动敏捷而闻名业界的，但现在管理核心变成了“三驾马车”，凡事都要三人一同决定。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由于三人的意见经常出现分歧，导致了公司在决策上时时落后于人，公司情况岌岌可危。
李泽楷当然不会对哥顿混乱的情况无动于衷，只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1995年秋，他决定行动，把所拥有的哥顿股权，由原来的50%增至引50.l%。取得了控制权后，李泽楷立即将之并入自己一手创办的盈科集团内。
有消息指出，当时包括康纳查在内的哥顿合伙人，都对李泽楷由小股东变成大股东的事情喜闻乐见，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希望借助他的资金和商业关系，大力发展商人银行业务。李泽楷也表示有此计划，他曾对传媒透露，要把哥顿发展成加拿大最大的商人银行之一，并会引入亚洲概念。他说，哥顿资金是他在北美洲投资的桥头堡，而在每笔投资中，至少投入5000万美元。
但是，要使哥顿恢复过去的活力，必须对公司的领导层作出调整，尤其是创始人康纳查应退下来，但接班人要选谁才好呢？这个问题让李泽楷颇为头痛。
终于在1996年，李泽楷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聘请了加拿大国家商业银行著名的企业重组顾问戴维信，接替退休的康纳查，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戴维信上任后，哥顿上下都寄望他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可惜的是，由于戴维信对证券业的运作不太熟悉，公司内亦没有人提出大胆可行的计划帮助戴维信改革，再加上当年的股市大吹淡风，戴维信可谓是生不逢时，一时竟无所作为。
自戴维信之后，哥顿高层如走马灯般不断换人，但却始终无法扭转哥顿的困局。当年曾是加拿大第三大证券包销商的哥顿，如今连十大没能进入。至于新发展的商人银行业务，虽然也有不少美国投资项目，但一个也没有成功。
当年，有很多人认为，哥顿失败与李泽楷没有直接指挥有关，如果这是事实，倒不如说是与李泽楷转移了投资兴趣有关，相信这个解释更为正确。自1993年盈科集团成立以来，所经营的业务有电讯、基建、保险、物业发展和金融服务等，趋向多元化。
哥顿经过努力挽救无效后，试问李泽楷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这间仅占盈科集团业务不足5%的小公司呢？果然，不久后市场上就传出了哥顿放盘的消息，李泽楷也公开证实此事。往后，李泽楷逐渐淡出哥顿，把精力集中到了发展盈科的业务上。
李泽楷亦表示，他相信世界经济发展的辉煌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处亚洲，尤其在发展中地区。”“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建、无污染食品、地产及娱乐。而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与服务，将会有利可图。”
从他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李泽楷对于亚洲市场的信心。至于放弃哥顿，只不过是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发展空间的亚洲，好大展身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