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岁的小留学生
李嘉诚曾经说过：“在二十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是靠双手辛勤劳作换来的；二十岁到三十岁之前，事业已经小有成就，那是十年间的成就，百分之十是运气好，其余百分之九十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这十几年，机运的比例逐渐提高；到如今，运气已经差不多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了。”
因此，虽然李嘉诚在少年时代听一位算命人说过，他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生辰属龙命，保护星为水星，将来必定大富大贵。李嘉诚没有相信什么龙命，而是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勤劳苦干，必定有所成。李嘉诚一直在一生的实践中都躬行不辍，他不但身体力行，也经常以此来告诫儿子。
“一般中国人对于成功的原因，多数自谦是幸运，很少有人说那是从勤奋以及有计划的工作得来的。我认为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辛勤工作、坚持奋斗得来的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运气存在，但勤力工作仍是主线；至于现在，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努力，运气即使来了也会抛弃你。”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达成协议，由于对大陆的隔膜和受传媒片面宣传的影响，香港一度人心浮动，不少人准备移居国外，而北美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因而成为香港移民最热衷的地点之一。
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见证人的加拿大记者杜蒙特与范劳尔，在其著作中描绘道：“加拿大各省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附近一带纷纷设立办事处，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忙着协助商人投资到他们的省份，每个星期天批加拿大商人和政府官员到香港来，物色投资家和富商。而大量加拿大律师和移民顾问亦替急于移民的商人办手续，收取可观的服务费……”
李嘉诚一直以来尽力为孩子们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的同时，也不忘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磨炼教育。李嘉诚饱读经书，对孔孟的许多人生箴言熟记于心。他经常要两个儿子诵读孟老夫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李嘉诚将这一时期的情况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意识到，这正是他的商业王国大举进军海外的天赐良机。在这个时候让两个儿子到美国读书，并加入加拿大籍，对他名正言顺地到北美投资非常有帮助。事实证明李嘉诚的眼光非常长远，在1986年，李氏家族及和黄集团顺利通过合营公司Union Faith投资32亿港元，成功收购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股份，全靠两个儿子的加国国籍帮忙，因为按照加拿大商务法例，外国人是不能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企业的。
当出国热兴起时，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如考取镀金文凭、追赶时髦、拿取护照等，一些父母就忍痛将十几岁的孩子送到了遥远陌生的国度。而这对于年纪尚小不能独立生活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在短时间里陷入了孤独和无助的境地。李泽楷就是这些小留学生中的一员，13岁时，李嘉诚就把李泽楷和李泽钜兄弟俩送到了离香港万里之遥的美国去留学。
伴随着这股留学热潮，李泽楷与哥哥李泽钜来到了美国这片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对于父亲的安排，两兄弟无法抗拒，这时的李泽钜刚好中学毕业，而李泽楷还没在香港完成中学的学业。李嘉诚在向外界传媒解释这一做法的时候说道：“那时因为Victor（李泽钜的英文名字）会考后将往美国考大学，所以就干脆把Richard（李泽楷的英文名字）一起送过去，让他们两兄弟可以做个伴。”其实事实上，由于李泽楷从小就和哥哥的性格大相径庭，很少在一起玩耍，到了美国，加上不同校，他和哥哥更是极少往来。自己一个人经受了艰辛的磨炼，体验到了更真实的生活。
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留学最初的日子都不会是一段开心的回忆，孤独是不少小留学生共同的感受，李泽楷也不例外。
在美国的第一年，是李泽楷一生中最孤独的岁月。小泽楷起初并不理解父亲的苦心，这个自小娇生惯养、生长在在温室中的富家公子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难关。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没有父母体贴入微的照顾，没有知心朋友的问候，没有佣人随叫随到的服侍，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打理。虽然李泽楷自小学习英文，但因为年龄尚小，又没有语言环境的熏陶，所以他的英文并不十分好，在美国根本难以与人沟通，因此，除了上课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他曾形容他在刚被送往美国加州的Memo Park High School继续中学课程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日子，“好像在地狱里一样”。
因此，初到美国的时候，每天晚上打电话回家与母亲谈心成了小泽楷的必修课。母亲庄月明心疼小小年纪的儿子，每次都在电话里鼓励、安慰他，同时也不忘提醒他们兄弟俩要继续学习中文，还要求他们兄弟二人的家信要用中文书写，如果文字不通顺，母亲会帮助改正之后再寄给他们学习，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就是这样，李泽楷靠着母亲的温情与鼓励渐渐地成长起来，走出了这段孤独的日子。
年纪尚小的孩子去留学，一般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孩子忍受不了孤独产生心理抗拒，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另一种是孩子的意志得到锻炼，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而从李泽楷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属于后者。
好在李泽楷从小就受到了英文的教育，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儿小聪明，他在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之后，不久就能够熟练地使用英文与人交流，完全适应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李泽楷开始学着独立生活，在香港时，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公子生活。现在他的一切生活都要依靠自己，自食其力。他开始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做起，特别是一日三餐，总不能都在餐厅和快餐店解决。李泽楷上街买来蔬菜和大米，然后按照母亲所教的方法，亲自下厨，从最简单的蛋炒饭开始学起。然而，第一次做饭的经历是失败的——他把饭做糊了。于是李泽楷采取补救措施，舀了一瓢水在饭的四周撒了一圈。最后米饭虽然是焦黄的，李泽楷却觉得格外好吃，因为这顿自己做的饭代表了他能够独立生活的开端。
此外，因为自己喜欢吃法国菜，他还跟着电视上的烹饪节目学习了各种法国料理。据香港媒体报道，在李泽楷回到香港后，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行政事务总署署长刘李丽娟就曾到他的大宅做客，由他亲自下厨做法国料理，菜式虽然不是很特别，但味道却十分地道。
尽管李泽楷把他在美国留学的日子称为“人生中最孤独的日子”，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自由的国度，更适合李泽楷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李嘉诚的儿子，也没有人规定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不必再被父亲“指手画脚”。他开始渐渐喜欢上了热情开朗的美利坚民族，完全融入了留学生活。
2．“太子”也兼职
李泽楷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如此艰苦，与他刻意隐瞒自己富家公子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父亲李嘉诚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亚洲富豪了，就是在美国，也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如果他们知道李嘉诚的儿子独身在美国求学，肯定会有人主动加以关照的。
李泽楷似乎从来不以自己有一个富豪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他还是希望与平常人一样，拒绝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他崇尚自强自立。同时当父亲给他的银行卡打去足够的费用时，他也不以为然。尤其是上大学后，目睹大部分同学和朋友，不论是出身富贵还是贫穷，都有很强的独立意识，耳濡目染，他越来越希望可以通过自己赚钱，自食其力。于是，李泽楷开始瞒着父母，靠打工来养活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李泽楷晚上在麦当劳做兼职，当一名最底层的收银员。每天放学后，他都要骑着自行车赶到很远的麦当劳去工作。麦当劳里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凑，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但相比较而言，白天上课、晚上打工的日子固然辛苦，但是受主管的气却更令他难以忍受。所以，从自己当年的经历出发，李泽楷现在身为一个大集团的老板，能够深刻体会到员工的艰辛，每逢节日，他都会为员工们挑选礼物，并亲自出席公司举行的节日晚会。李泽楷的这些“亲民”的做法恐怕都是得益于他在麦当劳打工的经历。
由于汉堡包全部都是按照流程来做，中间也不能随意做出更改，况且又不能依靠降低售价来争取生意，要想靠自己的智慧赚取更多收入很难。因此李泽楷认为在麦当劳打工的经历，对自己将来从商的用处并不是很大，不仅单调刻板，而其缺乏挑战性，工资也很低。所以后来随着学业也忙了起来，李泽楷就辞掉了在麦当劳的工作，而是在节假日期间到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
李泽楷萌发做球童的念头是源于一次他和同学去看别人打高尔夫球的经历，那一次，他在球场上看得入迷了，吸引他的不是那些打球的富豪，而是在场上东奔西走捡球的球童。他觉得，球童虽然只是赛场上的配角，但他们在场上奔跑，运动量十分大，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同时还可以领取丰厚的工资和小费，可谓一举两得。因此，比赛结束后，他就让同来的同学陪他前往球会报名。
父亲李嘉诚最钟爱打高尔夫球，是天天都要做的运动。高尔夫属于贵族运动，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打高尔夫球能够放松娱乐，但是当球童却不是个轻松的活，当球被人们打出很远时，球童要不断地奔跑过去捡球，给人们送球。李泽楷到现在仍然不讳言最讨厌别人打高尔夫球，因为他右边肩膀的筋骨被拉伤，就是因为当年做球童的时候常常背负沉重的球棒袋导致，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李泽楷在站起或坐下的时候，经常都会有提一提右边胳膊的小动作。
球童生涯固然十分辛苦，但是李泽楷却认为是值得的，他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的道理。李泽楷在那里能够从侧面了解美国的上层社会，知道他们的想法、喜好和礼仪等，并学会了如何与上流社会的精英阶层打交道，对于他日后培养出文质彬彬、风度优雅的气质大有裨益。球场内球童之间的竞争很大，所以这份工作也锻炼了李泽楷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和敏锐的观察力，为以后经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使他对做生意萌生了一种无师自通的哲学：他相信，经商本身，就是商人最好的老师，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此外，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全部依靠“贴士”（小费），所以比在麦当劳打工的自由度更大些，完全可以凭借智慧和经验来获取更多的收入。起初，李泽楷为了拿到更多的“贴士”，一整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后来他从中摸索到了窍门，通过察言观色，选择那些出手阔绰的客人，从而使自己的工作量虽然少了许多，却能够获得更多的“贴士”。
在李泽楷打工期间，一次，父亲李嘉诚因为到美国加州与客人洽谈生意，就想顺便在周日去探望小儿子。但是没想到，李泽楷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自己有事，让父亲不必来了。
李嘉诚感到很疑惑，这孩子有什么大事呢，连爸爸都不见了？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李嘉诚和朋友于周日驱车来到了李泽楷的住所，果然，大门紧闭，吃了个闭门羹。
李嘉诚询问了寓所的管理人员后得知，儿子去了高尔夫球场。李嘉诚心想，打高尔夫球有那么重要吗？竟然连爸爸都不见。但是碍于朋友在场，他只好笑着解嘲道：“这孩子在香港的时候对打高尔夫球毫无兴趣，没想到来了美国，竟然这么着迷。”
接着，他们一行人就又驱车来到了高尔夫球场，在接待人员的引导下，通过广播要求儿子去咖啡厅找他们。
片刻之后，一位球童打扮的小伙子走进了咖啡厅，直直地向李嘉诚他们走去。一开始，李嘉诚还以为是儿子派来送信的球童，直到这个球童开口叫了一声“爸”，李嘉诚才认出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小儿子。
“Richard！”李嘉诚很吃惊，不过随后他明白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做得好！真是爸爸的好儿子！”他把儿子搂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眼眶里不由得湿润了。
在回香港的航班上，李嘉诚凝望着夜空中闪烁的繁星，思潮起伏万千。他忽然回忆起了40年前的往事：那时的他，正是小泽楷这个年纪，但是因为父亲故世，身为长子的他不得不肩负起全家的重担，咬紧牙关，照顾母亲与弟妹……往事如烟，转瞬已是半个世纪，好不容易打拼到了现在的地位，半生辛劳，换来如今的风光与掌声。可是，打拼事业就注定他不可能时时陪伴在儿子身边，孩子才这么小，就独身来到国外留学，受尽艰辛，想到这，李嘉诚就觉得愧对儿子。他看着自己数小时之前还拉着小儿子的双手，回想着嘱咐他好好念书，认真做人的场景，同样的这双手，40多年前，自己刚过完10岁生日，由父亲紧紧拖着自己的小手，从家乡汕头出发，几经辗转才抵达香港……抵港后，李嘉诚向夫人提及此事时，感慨万千地说：“这个小儿子，将来一定比我们都要有出息！”
李泽楷能够在艰苦的留学生涯中坚持下来，和父亲的激励有莫大的关系。
据李泽楷回忆，留学时期，有一次他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是父亲李嘉诚。父亲要求他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之后，问道：“Richard，你知道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哪一年吗？”
李泽楷回答道：“1943年。”
“你知道那一年爸爸多少岁吗？”
“应该是14岁。”
“是的，那你今年多大了呢？”
“14岁，”李泽楷恍然大悟，“爸爸，我明白了。”
原来父亲是要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小泽楷，父亲李嘉诚14岁时就独力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一步步打拼到了现在的地位。父亲的话深深地刻在了李泽楷的心中，使得他在留学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靠着打工的收入，李泽楷升读到了斯坦福大学电脑工程系，在留学生涯中，李泽楷一直都过着简朴的生活，放弃豪宅住进了相对简陋的宿舍。当年曾与李泽楷大学时期同房的Todd Bonner现在已经加入了盈科（李泽楷所创办的集团），担任高级副总裁的职位。据他回忆说：“Richard希望过上一种平常的生活，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平常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富家子。”
3．我的人生我做主
升大学的时候，哥哥李泽钜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就读于土木工程系；而小儿子李泽楷虽然考入了哥哥所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却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执意要专修计算机工程专业。
纵观全世界的富豪家庭，大都都会对子孙后代的将来精心设计，周密安排：就读于哪所学校、学习什么专业、将来如何子承父业等。对于这些富豪家庭来说，孩子的未来就是家族的延续。就算是“超人”李嘉诚也不例外，他早已为儿子李泽楷考虑好了。与那些未来一片茫然，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的穷人之子，“富二代”无疑是幸运的，或者说是极度幸福的，但是李泽楷却拒绝这样不劳而获的幸福，他不愿意他人策划自己的人生，就算策划者是亚洲富豪、他的父亲李嘉诚。
当时，计算机在香港尚未大范围普及，计算机工程专业也并不是什么热门的专业，况且如果根据家族事业的要求，李泽楷更应该选择去念与哥哥李泽钜所修的专业互补的法律、商科等专业。因此，李泽楷的决定令父亲李嘉诚很是困惑，但父亲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创校于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虽然历史只有100多年，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校龄并不算长，却因为该校独特、明确的创校理念，形成了别树一帜的斯坦福传统。斯坦福大学强调创新与接受挑战，并且把这两项特质作为该校招收学生的基本门槛。
相对于美国东岸名校的严肃，西岸的斯坦福大学更加注重自我和率真，这些都让从小就特立独行的李泽楷感到新鲜和振奋。
在美国，流传着关于斯坦福大学的这样一则建校轶事：
有一天，一对老夫妇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办公室门前。
秘书问：“请问你们找哪位？”
老夫妇说：“我们想找校长。”
秘书又问：“你们有没有事先预约？”
老夫妇说：“没有，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秘书看这对老夫妻穿得皱巴巴的衣服，一副平民模样，好像刚从乡下来，就拒绝了他们，推脱说：“校长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见你们。”
妇人便说：“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他。”
于是他们便坐在那里等，秘书以为他们会知难而退，谁知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秘书于是就告诉了校长。校长为了打发走这对固执的夫妇，便约见了他们。
老夫妇对校长说：“我们的儿子曾经在哈佛上学，但是现在他不幸去世了，我们想在校园里为他留点儿纪念物……”
校长打断了他们的话：“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如果每一个在哈佛上过学的学生，去世之后都要在校园中留下纪念物，那哈佛大学不就成了墓园吗？”
老夫妇解释说：“不，我们的意思是捐建一座大楼。”
校长觉得很好笑：“你们知道捐一座大楼要多少钱吗？”
老夫妻摇摇头。
校长自豪地说：“我们所有的建筑值750万美元。”
老夫妻听完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这对老夫妇说：“建一幢大楼只需要750万美元，我们何不自己建造一所大学呢？”
校长听完，以为他们是痴人说梦，就转身离去了。
不久，一所大学投入建筑，投资方就是这两位老人，大学就以这两位老人的名字命名，这所大学就是——斯坦福大学。
时任哈佛校长的艾略特没有想到的是，以这对夫妇命名所建立的大学后来会成为与哈佛大学对抗的世界性名校。更难想像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后来竟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主政哈佛20年之久，其任期时间仅次于艾略特本人。
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游客不仅随时可以遇到很多踏着滚轴滑轮与你擦身而过的学生们，还能随时随地看到各种新奇的东西：在教学楼走廊里，你也许会和一个独自行走的机器人迎头相遇；在教室里，会有学术成果丰硕的教授在侃侃而谈，告诉人们应该平等地对待计算机；而在实验室里，则会有戴着特殊眼镜的研究生，专心致志地摆弄着只有他自己才看得到的三维桌面；在计算机教室里，你说不定还会意外地看到弥勒佛。
作为世界上最杰出大学之一的斯坦福大学，在全美排名第四。如果说，哈佛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以创新精神和高科技作为最突出特色的斯坦福大学，校训就是：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自由之风永远吹拂)。整个校园弥漫着浓厚的自由创业精神，在这里，不会有人干涉你的做法，大家也都不介意周围人的看法。
李泽楷对斯坦福自由创新的创业精神感到新鲜和振奋，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机工程专业。
在大学校园里，各种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上面大都是教人如何创业的内容，同时总能听到同学们谈论关于如何创业的各种话题。世界闻名的雅虎（Yahoo）搜索引擎的创始人杨致远，就是李泽楷的同门师兄。斯坦福大学最广为人知的传奇创业人物，还有惠普公司的创办人William Hewlett和David Packard。
在数不完的创业神话的带动下，校园内外创意之风盛行：经常有师生因为一个新点子和新发明而在校园附近自组公司，有几十人的公司，也有几个人的。世界闻名的硅谷就是在这样的斯坦福文化下孕育出来的。
像William Hewlett、David Packar和杨致远这样的精英人物，在斯坦福多得数不过来，因为斯坦福吸引了全美甚至全球的超级学术精英和最聪明的学生。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光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30多位。计算机科学大楼前竖立着一块金匾，上边刻着捐款人名单，你在那里能发现从斯坦福大学走出的众多名人：网络之最——COSCO公司，最受好莱坞青睐的SGI公司和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家Reddemins和Donal Dvalentlne。
大学里众多成功的案例让李泽楷接触到了与父亲那套传统商业操作手法有明显不同的商业模式：原来赚钱的方法不仅仅是盖一座大厦，还有一种投入更低、速度更快的赚钱方式，只需一块电脑芯片或者一个电脑软件，或者是带着一点儿小小的发明再加上一种具有创意的包装。
勤力打拼一生的李嘉诚当然希望子承父业，所以从小就全力栽培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但李泽楷却特立独行，最后自立门户，使父亲的希望落了空。1987年，21岁的李泽楷刚刚大学毕业，他却没有遵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李氏家族企业，而是加入了加拿大哥顿投资银行（Gordon Capital），成为了一名靠工资生活的打工仔。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李泽楷还不声不响地把当年李嘉诚为他在银行账户里存的所有钱连同利息都还给了父亲。大概是他受到了外国孩子18岁之后就不再用父母钱的影响，加上本身个性独立，不想再在父亲的大树下乘凉了吧。
1987年暑假，当李泽楷抓住进入投资银行这个机会时，便毅然放弃了斯坦福大学的学位。对于他来说，能够有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便意味着可以随时独立，至于余下的学业，他相信，完全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花费几个月完成。这番举动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于哈佛大学中途辍学创业似有相同，却又不尽相同，因为至少后来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学历而引发的风波，是他没有料到的。
时值2001，盈动已经上市将近一年，这时，却有人在报纸上指责李泽楷虚报学历。对于这篇报道，李泽楷作出了公开澄清，他称自己确实只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了3年多，当年因“赶着就业”，最后一个学期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校园。对于公司网页及新闻稿中均指他“毕业”（graduated）于斯坦福大学，他承认是“职员的错误”。至于在所有涉及法律的文件中（包括要求上市公司申报真实资料的年报），都只是说他曾经“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所以，从法律层面上来看，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斯坦福大学的日子，是李泽楷终生难忘的。由于他个性独立，坚持自己的梦想，同时又为人低调，甚至身边的人都不知他的身份，是以他在斯坦福大学度过了他理想中的平凡人的生活。和他同宿舍的同学曾形容他一点儿都不像富家子，因为李泽楷从来都没有依靠父亲的盛名，好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思想独立的人，大都不愿意受别人的控制，他宁愿自己去奋斗，去吃苦，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再多的财富，如果是别人的，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过的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李泽楷虽然没有这样说，但他的特立独行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4．结缘高科技
一次，李嘉诚到美国探望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那一天正好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车流之间左右穿插。李嘉诚心想：“这多么危险。”再仔细一看，原来正是小儿子李泽楷。
等儿子到家后，李嘉诚关切地对他说：“Richard，我觉得你应该换辆车了，脚踏车在车流中穿梭太危险了，还是换一辆安全的大车吧。”
“我觉得车子不过是一种代步工具而已，只要能走就行。骑脚踏车不仅方便，还能锻炼身体。”李泽楷无谓地耸了耸肩。
“可是Dad今天看到你在车群里穿梭，觉得骑脚踏车太危险了，明天就给你订一部跑车吧？”
李泽楷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不需要，Dad，如果我想开跑车的话，我会自己打工挣钱来买。”
“你骑着脚踏车，你母亲也不放心，买了大车我们才能都安心，你一定要听我的。”李嘉诚没有放弃说服儿子，继续说道。
李泽楷既不想让父母担心，又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他转念一想，给父亲讲了一个故事：
“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人说：‘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观音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度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度我。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说完便走了。
“第二天，这人遇到了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人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我想尽量不要依赖家庭，包括您，我觉得，观音说的很对，自己的人生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要想干成大事业，就必须从现在开始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我不能一生都靠家里的余荫度日。相信你儿子吧，我一定会干出大事业的！”
听完李泽楷的一番话，李嘉诚很是感到安慰，这还是那个十几岁叛逆的小儿子吗？他重重地点着头，说道：“Dad当然相信你，你真不愧是Dad的好儿子！”
李泽楷此番不合常理的举动，其实早有渊源，从小李泽楷就不喜欢别人用“李嘉诚的儿子”这一词汇来称呼自己。
翻开李泽楷的专访，几乎十次有八次别人都会问他：“如果你的父亲不是李嘉诚，你觉得你现在会怎么样？”李嘉诚对此感到很无奈，他不悦地说道：“如果我家族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的话，我就不会常常想把二者分开。”
早期的留学生涯锤炼了李泽楷独立的性格，而在硅谷发源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历，则是奠定了他如今的科技创业之路。
斯坦福大学的学习氛围很轻松，教授们都愿意提供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由发展，因而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可能是李泽楷到目前为止生活得最为轻松愉快的时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诸多名教授之中，对李泽楷影响最深的是Jim Clark。
作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强劲对手的Jim Clark，早在1981年担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期间，就已设计了能够绘制立体图案（3D）的计算机芯片。一年后，他在教书的同时，创办了举世知名的Silicon Gmphics公司（SGI）。随后不久，该公司就发展为设计高性能计算机的主要供货商，在同行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Jim Clark也因此身价暴涨，随后离开了斯坦福大学，于1994年与人合作再次创办了网景（Netscape)浏览器公司，与比尔?盖茨相抗衡。李泽楷曾表示，他非常欣赏Jim Clark，认为他是一个干劲十足并且懂得抓住时机的人。
在斯坦福大学，李泽楷真正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斯坦福的其他学生一样，他对任何新鲜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
一次，丹佛市政府将一个已经废弃的人造卫星送给丹佛大学，李泽楷就自告奋勇跑到丹佛去和那里的教授一起研究。
当李泽楷到达丹佛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把整个卫星拆散！这是李泽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卫星，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面前的庞然大物让他感到十分新奇，但是，要想更深入地了解整个卫星的结构和每一个零件的功能，他觉得一定要把卫星拆开研究才可行。
当时这个卫星放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天了，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像李泽楷这样的好奇者，不过不曾有一个人提出像他那样疯狂的建设。意外的是，他的“狂想’得到了丹佛学生们的一致附和，丹佛大学的教授们见状只好同意，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拆散后一定要把卫星恢复原状。
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李泽楷与丹佛的一群学生完全投入到这一场“卫星拆装战”。除了吃饭，他们就与卫星为伴。下山容易上山难，把拆散的卫星再重新组装回去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容易。虽然校方并没有规定时限，但即使在深夜，实验室里依然光明如昼。那段日子，李泽楷几乎是数日不眠不休。
终于，这一伙大胆的年轻人把卫星恢复了原状。
李泽楷清楚地记得，这期间虽然大家都很辛苦，但都觉得很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协作精神得到了锻炼。他承认，这次难忘的学习经历或多或少都有助于他日后创办卫星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