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
鲁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有警句：“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我也忽然想到，先生在说这六个“敢”时，是信笔写来，还是经过认真推敲，为什么把“敢说”列于诸“敢”之首？我认定，如此排列，不是率而操觚。这倒不是基于对鲁迅文笔严谨的崇仰，实是尝试把别的“敢”列于“敢说”前均觉不妥；正像《宪法》规定的六个“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居于首席的“言论”地位不可变更一样。不仅在这样一段话里，“敢说”必为首，就是同六个“敢”的任何一个并列，“敢说”也得在前，敢说敢笑、敢说敢哭、敢说敢怒……都十分自然；换个序列试试：敢笑敢说、敢哭敢说、敢怒敢说……说着准别扭“敢说”是天经地义的领头，无可置疑的首要。那么，鲁迅的这段话，只能先“敢说”，而不能一上来就敢笑或敢哭；“敢说”是前提，是先决条件，不敢说就谈不上其他的“敢”，其他的“敢”都没资格列于“敢说”之前。
《忽然想到》一文作于1925年4月，三个月后鲁迅有《论睁了眼睛》，又出警句：“必须敢于正视，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这回在“敢说”前加了“敢于正视”和“敢想”，但这不是“敢说”的降格，反而是地位的加强“敢说”居中，既可验证“敢于正视”和“敢想”的有无，也决定“敢做，敢当”的真假。无论怎么说，“敢说”都是关键，是最关紧要的。
阿城有妙语：“我们的秩序文化里，比如官场中接见时的名次序列，认为排在前面的一定高贵，或者比较重要，就好像判死刑之后，最先拉出去枪毙的总应该是首犯吧。”（《常识与通识·爱情与化学》）他似乎对这种“秩序文化”不以为然，但“认为排在前面的一定高贵，或者比较重要”则是一种约定俗成，不易改变的事实和不刊之论。如果开列阿城的作品，《棋王》准是排头兵：同样，扼杀自由必自扼杀言论始，如果把鲁迅说的六个“敢”判处死刑，“最先拉出去枪毙的”准是“敢说”，信不信由你。
“敢说”排在前面，是不是因其高贵和重要？答曰：然。说，除因生理缺陷而致哑，是人人都会的；但那一“敢”字，却需要勇气和胆量，未必人人都能。懦夫无勇，贼人胆虚，顶天立地大丈夫才说得上勇气和胆量，怎不高贵又重要？古人评价包拯“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胡俨《孝肃包公奏议序》），权势、逆鳞都不在话下，才称得起“敢说”。
“直言骨鲠”，是同骨头的含钙量有直接关系的。软骨头多谀辞，媚骨只会花说柳说，直言不讳需铮铮铁骨。试想“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成了人们普遍的经验教训，更有“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所谓“直言贾祸”的警告，在那“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杨雄《解嘲》）的年代，如孔子所见之金人，嘴上加了三道封条，只好“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此时的“敢说”，“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饰过”（海瑞《治安疏》），方显英雄本色，是为真“敢说”，是为“千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王小波的名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刺子模有一古怪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会被送去喂老虎。带来坏消息的人要“敢说”则入虎口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岂不哀哉？这就用得上鲁迅《致箫军、萧红》的话了：“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吗？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不过，后生冒犯先生，不得不作一补充您记得《水浒传》第五十八回的李逵敢做直言，吴学究斥其“这厮不识时务”吗？金圣叹批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又岂知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耶？
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