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除了事先约定，决不会客。一次，欧阳予倩约定与他面叙，大清早赶来，递进名片不久，只见他开扇楼窗探头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迟到5分钟，我现在没功夫了，改日再约吧。”说罢，竟自闭窗。
夏丏尊接弘一法师到上虞白马湖暂住，并做斋请他。因为用了香菇，他谢绝了；后来改用豆腐，他也谢绝了；且吩咐只许用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夏只好依了他办。
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住持，他认为做住持俗务太多，妨碍事业；二不开大座，所以有时应别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作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陆蠡写得一手好散文。但他从不谈文学，时常翻读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的天文学大书，晚上常打开里面的星图对照着找天上的星体。他的书架上除了一本《鲁滨孙漂流记》，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李初梨平时对日常生活不讲究，但当写文章时，即把写字桌擦得一尘不染。据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二千字的文章来。
杨振声不愿当大学校长，说：“还不如为小学教师。”后辞去，回北平任职小学，日与小学生讲故事，说羊以身状羊，说猴以身似猴。小学生极为快乐。
赵缭（负沉）在上海编《数学辞典》，交群益书局出版，老板给了他一笔钱。他把这钱为儿女买玩具，说：“人世间的事，原是玩玩而已，玩来的尽可玩去。”
张一麐就《大风》杂志讨论“我生平最爱好的和最讨厌的事物”，说自己最爱好的是“美酒饮至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最讨厌的是“闭门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屋上霜”。
李白英作文时，若在高堂敞轩、整齐环境之中，绝写不出作品；只有在柴堆里，或灯昏杂乱之中，思路方能活跃。
蔡尚思只求学而不求毕业证书，被人讥笑为“怪人”。蔡不仅毫无异议，还认为符合学无止境的结论，并愿以“永不毕业的研究生”自居，以“研究生”终其身。
向达到北大图书馆借书，借了3次未成，即找毛子水馆长。毛通知馆员借出。但向借到了书，馆员又不准他携出。他气急了，说：“好！好！下次我把你们馆长的圣旨顶在头上来找你。”
1930年，李劼人为抗议军阀迫害张澜校长，辞去成都大学教授职务，在寓所开设“小雅面馆”，夫妻分任厨师和招待。
1931年，岭南派画家高奇峰逝世。林森题墓碑：“画圣高奇峰之墓。”高剑父闻之说：“他是画圣，将置老夫何地？”时门生万人定在旁，乃慰其师说：“老师百年之后，题画仙可也。”
钱玄同在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来往，同席只要有日本人在，即拂袖而去；谈话也不提“日本”两字，而用“我们的敌人”替代；另外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名字钱夏，寓早日光复华夏之意。
1933年8月26日的《北平新闻》有-文仅五六百字，但文中称江亢虎博士竟有15次之多。刘半农颇有反感，因而作诗《江博士》：“别来无恙江博士，一博士来再博士，三四五六七博士，不念弥陀念博士。”
1935年7月，蔡元培在上海发布“三不启事”：不兼职，不写件，不介绍职业。他坚决辞去在文教机构兼任的23个职务，完全停手写件及介绍职业。实则，他在发布“三不启事”的前几年，便已辞去大学校长、监察院长和司法部长，并不愿担任教育部长，而专任中央研究院长。他曾说：“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个钟点看看书也做不到，真是痛苦极了。”
刘大白曾住杭州皮市巷3号，榜其门为白屋，夏丏尊曾以“白屋出公卿”相戏。后刘大白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夏丏尊偶然回忆前事，因以谓刘，“白屋竟出公卿矣”。刘大白无以为答，报之以苦笑。
刘大白有一枚石刻的图章，镌有“寻常百姓”四字。他所有的藏书，大都盖着这枚印。因为他一年四季不穿绸，就连长衫马褂也是布质的，可谓平民化。
傅抱石和宋振庭为至交。据宋回忆，两人单独交谈时间，加起来不超过30个小时，但却成为深交。傅抱石后来对夫人说：“人活一辈子有些事很奇怪，这次在东北认识了宋振庭，我们虽是初交，两人却一见如故，两心相印，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
上海百货职工会纪念“五一”，在育才公学开联欢会，请陶行知演讲。陶最后说：“说民主，道民主，只说不做，什么人？小老鼠。”赢得掌声如雷动。
潘光旦嗜治家谱。孔祥熙托人往潘处说情，请他证明自己为孔仲尼后代。潘拒谓：“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人。”来人大窘而回。
熊佛西演说激动时，就会卷起袖子，指手画脚，全身发动，用词滑稽又热烈。听众往往随他的表情一阵哄笑，一阵激愤。朋友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有戏剧天才的。
齐白石不肯做作，不怕人骂。他对门生说：人家骂你，不必害怕。他为李苦禅的画题字有：“布局心要小，下笔胆要大，世人好要骂，吾贤休吓怕。”
徐谦最讨厌和尚道士念经。古人的诗，凡是有提及和尚的，都不喜欢。有人问徐，你的诗《梦中题画一绝》，也有一个“僧”字。徐说，“你是断章取义，我的诗全文是：‘暮色苍然至，深山何处钟？欲寻僧共语，惟有石相从。’那里僧一个也无，不可误解，哈哈！”
华罗庚26岁时，清华保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访问学者。因为做访问学者可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由郑孝胥题签作序。后郑孝胥在伪满当了“大臣”，书重版时，陈即愤然删去郑序，痛斥他“背叛中华，以清裔为傀儡而自图功利”。
陈三立颇鄙王揖唐为人。战前参加庐山会议，偶见庐山之石，王以琳琅照目，叹为奇观。陈说：“庐山之石有一特点，无论任何矮石，皆高出人首。何则？试观与会新贵，其首常低，而庐山之石则恒昂然直立也。”言讫大笑，王为之忸怩不已。
陈寅恪精通佛经。陈三立死，他人都主张依习俗诵经。他反对说：我读过各种佛经，都是骗人的。
抗战前，学生为马相伯祝寿，推于右任致词，对他很高的评价。马相伯答词说：“权衡一个人的价值，应以他在国家社会中，对国计民生有否贡献为标准，不在年龄的老少；人亦动物之一，乌龟寿千年，最长了，有何用处？”
抗战前，北平教授吕复（剑秋）某次参加党政军人员照相。政界人中推党部吴某上坐。吕复从容说，不如请吴委员一人坐在房上，表示党权高于一切。众人哄堂大笑。
1937年“一二八”前夕，陈铭枢有事来杭州，顺便看望老师熊十力。刚进屋，熊就劈头打了陈两个耳光，责备陈不在上海打日本侵略者，却跑到杭州来游山玩水。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到北京大学，首先掠夺了图书馆收藏的宣统三年调查的“俄蒙界线图”，但却看不懂；知道对它有研究的只有孟森，于是找孟，强迫他解释。孟不予回答，且绝食表示抗议，最后病死。
日伪统治时期，袁松年寓居上海，闻友人有变节意，特赠绘画，并题诗一首讽喻：“不才聊得享天年，但愿长栖一壑边，寄语故人多自爱，幸辞青紫即神仙。”友人见之，为之汗颜，乃绝附逆之意。不料敌伪当局得悉此事，传袁问话，袁说：“此系顾亭林先生诗，非我所作也。”对方被说得哑口无言，袁由此得释。
苏局仙拒任日伪聘其的中学校长职务，隐居乡间，改原书斋“蓼莪居”为“水石居”，并作诗明志：“置石案头坚晚节，心清如水敢盟天。”
刘仙洲抗战后拒不再任北洋大学校长，旁人劝他：“为人要大方外圆。”他说：“不对，应当内方外也方。”
严重、石瑛和张难先，以刚直坦率、清介自持，被称为“湖北三怪”。1938年武昌失陷，三人同避于宜昌三游洞，各题字以标志。严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石书“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张难先书“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抗战中，张难先在湖北农村自办“耻庐成人识字班”。他在称为“开学典礼”的“恳亲会”上，自舞亲手制的楠竹宝剑为学生助兴。他说，“大胆舞剑，细心抚琴”；还说，做人要有胆识，没有胆识的人是无用之人。
蓝公武与张君劢、黄远庸号称研究系“三少年”。抗战后，张参加“国大”；蓝发表公开信斥责他“与贼为伍”，信的结尾说：“别矣！君劢，相见无期，尚望热昏时留一余地，好与世人相见。”
潘汉年有一套精装崭新的《资本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潘转移时，将其他书籍烧了。当时有人见他舍不得烧《资本论》，怕影响安全。潘汉年说，如他被捕，有没有《资本论》是一样的。
上海沦陷期间，张元济蛰居不出，以“清贫自矢，卖书为活”。日本当局派人看他，乘车到门前投进名片。张元济即书“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叫家人送出。
抗战时，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出版。学生徐复观将此书呈蒋介石，蒋即赠以法币200万元。熊痛斥徐之鲁莽，拒收蒋之分毫。
抗战时期，蒋介石几次辗转托人请陈寅恪写《唐太宗传》，欲以其美誉己，陈寅恪坚决拒绝。
诗人覃子豪在日本留学时，日本人问他：“对于古代中国，你最崇拜什么人呢？”覃在纸上写了“岳飞”两字。后来，他对人说，他所崇拜的，还有管仲、诸葛亮等。但这些名字没有岳飞这两个字使日本人触目，这是他对面前敌人的一个警告。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自以为是刘申叔的私塾弟子，根本看不起人，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西南联大师生蔽日机空袭，沈从文从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刘略露怒愠，对同行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刘文典学生沈从文将由副教授升教授，人皆举手，独刘不肯：“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
许寿裳写信与人，常称是“吾兄”、“先生”，从不称“学弟”、“吾弟”。他说鲁迅、蔡元培也都是如此。有人说称先生未免过甚。许说：“学生的学问，当然要比先生好。如果不如先生，世界岂可进步？既胜于先生，则为何不可称先生？”
旧北京师大校长张宗良在一次学术界聚会中说：“我认为‘博士’应该称为‘狭士’。因为博士只精通某一部分知识，所以应该称为狭士。”又说：“我最反对国内各界一见学成回国的博士，就奉为万事通的专家。”
张恨水说，除写作外他的消遣有三：（1）收买旧书，尤其是中国旧小说；（2）收买小件假古董，反正是玩物丧志，真假均是摆着看的；（3）跑花儿厂子，四季买点好花。
1944年，柳亚子在重庆举行的鲁迅九周年祭大会上，大骂文化汉奸柳雨生是“同姓不同宗的不肖灰孙子”。
朱湘写了一篇论文《闻一多与<死水>》，拿去给闻本人过目。但是闻一多说，不许发表，“除非等我死了之后”。朱湘只得作罢。后来闻一多遇刺，朱湘也投水自杀。为纪念闻一多和朱湘，这篇遗稿便发表在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中。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读书呢？林语堂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兴味到时，拿起书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不失读书的本意。……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
林语堂有次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有个美国绅士误认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语堂大怒，说：“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仍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心里深恨对方“见识太浅”，就“幽默”地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按：《吾国与吾民》乃林英文著作的书名。）
六十年代，查良镛有次被批斗后回家，看到他所有的译稿和书全被焚烧，又急又气；他用力扒开纸灰，竟发现在未烧焦的书下还留着一部拜伦《唐璜》的译稿。他笑着说：“这就好了，只要留下它，什么烧了都不要紧。”
“文革”时期，谢国桢和顾颉刚曾被令每天洒扫庭院，各自持帚劳动。有次谢举起扫帚对顾说：“咱们两个像不像《空城计》里打扫街道的老军？”说着就学京剧里唱诸葛亮的余叔岩的腔调：“问老军因何故纷纷议论，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
“文革”中，夏衍被诬陷入狱。他在狱中，把明末清初的一首打油诗改为：“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胡风的子女曾间他：“您是文艺评论家、理论家，还是诗人？”胡风当即答道：“我首先是诗人！”
陈岱孙言出必行，无稍改。他有一特点是办公室外不谈公事。有天，学生到他家看望。当谈到公事时，他连忙说，明日到办公室再讲。
80年代末，沙叶新名片上有几行字：“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都是挂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