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作读书笔记的原则是“小、少、了”：本子要“小”，一事一页，分门别类；记的要“少”，文字务求精简，不可长篇大论；最重要的是“了”，必须完全领悟，而且有所批评与创见，才是“了”。
朱希祖曾称文学可分人生及艺术两类：一求至善，二求至美；一以陶渊明为代表，一以谢灵运为代表。新文学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郑朝宗与青年人谈治学之道，说有三条最须特别用功：（1）过古文关；（2）过外文关；（3）要写作，写不能停，要多读多写。
林砺儒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其《伦理学要领》，该著为国内第一本以伦理学命名的书。
1925年春，孙伏园调查民间进香旧俗，不惜假扮香客，磕头如仪，以便收集第一手资料。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的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
1928年胡适和友人同游庐山，对山上的耶舍塔做了4000字的考证。有人说他小题大作。但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胡适认为，中国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理学时期（1050一1600年）和反理学时期（1600年以后），并认为顾炎武是反理学思想家的代表，因为他开启了清朝三百年以科学精神治古书的风气。
黎锦熙、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和赵元任等公认汉语改革须分三步：第一步简体汉字；第二步注音字母；第三步拉丁字母（拼音汉语）。并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凡九易，于1928年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但对实现第三步所说不一：钱说要l00年；吴稚晖说要1000年；黎说，100年也可以，再少一点儿也可以，就看我们的努力。
元好问《遗山集》有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取一回新，鸳鸯绣了纵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中国人对于治学方法所持的传统态度。胡适很反对这种状态。他说，古人说的后两句，“这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卢前开“新闻文学”课程，认为新闻标题若要制作得好，必须要有诗词根底；标题诗词化，才能言简意赅。
吴霄川主张研究经济史应该与研究经济地理合流。他不把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附庸，还鼓励秦佩珩用研究西洋经济史的方法来治中国经济史。
陈望道著述谨慎，考虑周密。他从1923年起研究中国修辞学，但到他的《修辞学发凡》出版却是1932年了。十年春秋，细磨精琢，只写了一部书。
王云五80岁时谈治学之道：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众峰绕。在学问的高峰中，学法律的不能不懂经济，学政治的也要懂外文。
何其芳治学，常说著作“要经得起查书”。他在写论文《论<红楼梦>》时，为评价当时“红学”研究中颇为流行的“市民说”，硬着头皮通读了非常难读的《明儒学案》，最后结论是：“市民说”经不起查书。
袁家骅在云南调查窝尼（哈尼）族语1000余字及14个故事后，认为研究语言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学好外语；二，熟悉国际音标，有高度记音能力。
30年代，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大学专号之一）为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敌睦邦交”名义查禁。因而姚名达说，他们不知道日本学者后稣肃堂曾经花40年工夫研究倭寇，一生未攻其他事业，尚且未禁哩。
张荫麟1933年从美国归来后，专门研究历史。他认为国史才是一生事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他的治史方法是从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
朱起凤用三十年编撰《辞通》，1895年草创时初名《蠡测编》，1918年初稿定名《读书通》，后知明人有同名之书，遂更名为《新读书通》，1930年开明书店付印，1934年出版。
连横修《台湾通史》。日本当局把书中卷四的篇名“独立纪”改易为“过渡纪”。连即于“独立纪”上，另贴“过渡纪”三个铅印字，每一页书边的篇名则仍作“独立纪”。至于书前目录的卷四则作“过渡纪”，下列小字“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
王竹溪乃物理学家，却以大半精力编纂成《新部首大字典》，凡250万余言，把汉字的数百部首精简为56部首，为汉字检索的机器化提供了条件。
抗战时，董作宾在煤油灯下，手写石印纸，手研石印油墨，完成了被傅斯年誉为“增长中华民族信史三百年”的巨著《殷历谱》。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闻一多致力研究唐诗，线装书堆里摆满了长方大本子，每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注释讲解推陈出新，周详细密；连杜甫的朋友也被列为专题，题名《杜甫交游录》。
1941年，闻一多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助教何善周感到惊奇，说：“闻先生，你看这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却严肃地说：“入门书？在这方面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
闻一多研究《诗经》，除学王引之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弗洛伊德分析法。
闻一多认为，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只是因佛典翻译和宣讲，唤醒了本土故事兴趣的萌芽，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和戏剧。”
王芸生在1946年曾著文《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在海禁大开之时，稳固了传统的顽固和迷信，至少使中国现代化延迟了50年。
任继愈说：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深入了解宋明理学是不行的。了解宋明理学，不了解佛学也是不行的。好比修一条铁路，有时要打通许多隧道才能通车，研究佛教是为了打通隧道。
姜亮夫曾谈到做研究工作，能善于发现问题的方法有四：博览以见异说；贯通以求重点；温故以寻流变；比较以得是非。他的学生胡道静认为，方法虽有四，但必须综合运用方能大有好处。
胡朴安曾就治学之事发表谈话。他说读书和做事，应该按年龄增减，即自15岁到25岁，每日8小时读书，2小时做事；自25岁到55岁，每日4小时读书，8小时做事；自55岁到65岁，每日读书、工作各4小时；65岁以上，应该是读书和做事各2小时。
来新夏以20年的时间，检读300年来的人物年谱800余种，1000余卷。每读一谱，便写-篇书录。书录记谱名、编者、卷数、版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编纂缘起、藏者和史料等，少则二三百字，多则千字；终纂成一部50万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孙起孟为《读书与出版》撰文写道：“为问而学！大学者必须是个大问者！不勇于问，不明于问，那是不配谈学问的。”
王力很虚心。只要有真实材料足可证明他的说法不正确，他就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人给他来信指出，《古代汉语》一书注释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萧君圭、君玉为两个人不确，实是一个人。王力很快就复信说：“你说得对，应该是一个人，是我弄错了。”
姚克退休后，潜心于李贺诗研究，自称“十余年来，长吉难解之‘诗谜’（钱钟书语），我居然能通解百分之九十九”。
启功敬仰汪容父，视其论《亢仓子》、《鹗冠子》两篇为佚文，特予发表；后知此乃柳宗元的作品，即作更正，对指出者致谢，向读者致歉。
俞平伯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动向，与黄裳信称：“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率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
周谷城回忆当年说：“《中国通史》一出，即被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许我教，责令我教世界史，并限定要兼教世界史学史，以为这可以折磨我。”岂知，他不怕“改行”。他继续回忆道：“我正想多知道一些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却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很快他又变成了世界史专家，写出了《世界通史》3册。
翦伯赞重视史料工作，燕园里流传着他“八读《汉书》”的故事。他为修改旧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遍阅了有关的文献、简牍、碑志等资料，辑出史料11大本，共约100万字，又分别条目，装订成册，使用价值极高。
范文澜在北京修订《中国近代史》，就李秀成被俘事，几次易稿，最后定为李秀成被俘以后，晚节不好。但到发稿前夕，他突然通知荣孟源：“明天不要发稿，因为有人对于李秀成的晚节表示惋惜，所以稿子还要改。”最后改过付印（1951年7月出版的修订二版）。但在出版后，范对荣孟源说：“这样写还是不妥。下次重印，一定要在评李秀成后，加上这句话：‘事实上，不论李秀成当时究竟有何种想法，向敌人乞降的可耻行为，任何辩解都不能减轻他自己造成的大污辱。’”
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第四卷唐代文化，其中唐诗部分只占2万字，他却把《全唐诗》整部通读了一遍，才开始动笔。他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为了写好唐代佛教部分的6万字，他让助手阅读了全部佛经，而后自己又精读了助手摘录的100万字。
50年代台湾文网罗织。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在台北再版时，书中不能出现鲁迅，可又不能没有，就改作“卢信”，但现代文学史里是没有卢信其人的。
李政道1957年在诺贝尔奖学术报告会上，没有按惯例讲他的获奖项目，却讲了《西游记》。他说：“孙悟空尽管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翻来翻去还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在学术知识的研究过程中，可能作出进展，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我们翻斤斗，翻到如来佛的手指根上，我们距离真理仍然是极其遥远的。”
1968年，桥梁学家李国豪在“牛棚”里，利用旧报纸作草稿，专攻大桥晃动问题，经过多次的计算，终于在翌年完成了桁梁桥的扭转理论，填补了世界桥梁理论的空白。
傅鹰在1956年就写了几十万字的《普通化学》讲义。但他多次以该书需要修改为由，而拒绝公开出版。直到他1979年逝世后，此书才正式出版。
罗尔纲笺注《忠王李秀成自述》，始自1931年为《近世中国秘史》一书所收的《李秀成供》作注释。后经不断修订补充，初版再版，终于1980年完竣，历时49年。他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头了。”
1981年春，苏雪林撰文悼念茅盾：“他笔下的老通宝和鲁迅小说中的阿Q一样，深刻动人而有个性。”
1983年，苏雪林完成了150万字的巨著《屈赋新探》。她说：“我的屈赋研究费时30年，范围非常广大，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中不能答复的问题，我都替他答了。”
钱学森的一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仅几十页，可是经反复演算报废的却有700多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拿出来看得见的成果，只是像一座宝塔的塔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