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郭沫若到重庆缙云寺游览，太虚请他题诗。郭打开摺式留言册，赫然发现上面已有田汉诗：“太虚浮海自南洋，带来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静地，九天飞锡护真光。”郭正欲步原韵酬和，忽传空袭警报，只得暂罢。警报解除后，郭写诗道：“无边法海本汪洋，贝叶群经灿烂装。警报忽传成虚事，顿教红日暗无光。”
日本学者游泰山，见石壁镌刻有“虫二”两字，难以解释，后求教于郭沫若。郭提笔在“虫二”两字外边分别加以“几”和“刀”，即成了“风月”。郭说：“这两个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人的文字游戏而已。”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主席罗常培说：“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今甫先生，杨先生将到美国讲学。”但在杨讲话过后，闻一多第二次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20年，目的就在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1944年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时，吴组缃集作家名字为七律，由郭沫若当众朗诵：“戴望舒志向文炳，凡海十方杨振声。碧野长虹方玮德，青崖火雪明辉英。高歌曹聚仁薰宇，小默齐同金满城。子展洪深高植地，寿昌滕固蒋青山。”
傅斯年访延安，毛泽东推许傅在“五四”时期的启蒙之功。傅故作谦词：“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在他临行时，以墨迹一幅相赠，乃手书晚唐章碣之句。
抗战末期，田汉与林维中的离婚告白内引用王尔德一句话，“吾人常以误解而结婚，常以理解而离婚。”
京师大学堂虽改授新学，但传统观念仍认为它是“太学”。因此，40年代冯友兰一再主张，北大（原京师大学堂）不论在哪里上课，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定要在国子监举行。
1946年6月，蒋介石派特务殴打上海反内战的请愿代表。杂文家拾风在《南京人报》任专栏作家，他觉得报纸既不能沉默，也不能抗议，于是写下了最短的六字杂文：“今日无话可说！”
1946年5月，马寅初在上海工业界人士聚餐会上讲《中国经济之命运》。他对访问者说，他不喜欢上海：第一，上海空气太坏；第二，他每天要做爬山运动，而上海只好爬楼梯。
1946年，洪深初次来到上海，在欢迎宴会上致词说：“我到上海来，看见上海仍有电车，大为意外，因为上海一切全不上轨道，而电车居然仍在轨道上走，使我吃了一惊。”
马宗融最不遵守时间，比如4点钟开会，他起码要6点甚至7点才能赶到。但他自己却又是准点出发赴会的，不知怎样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马教授沿路什么事都关心，从黄包车夫被打，到乞丐要钱，他都要问问，以致无意中耽误了时间。因此有人指不遵守时间的行为为“马宗融的时间”。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胡适应邀到长沙讲学。湖南省主席何键馈以湘绣数匹，大洋五千。胡适本着却之不恭，拜而受之。事后，有人撰联赠胡适：“轻轻摇动三寸舌，整整赚得五千元。”瞿秋白亦有诗称：“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赠未为奢。”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曾公开宣称：冯玉祥为中国豪门之一，在美国有多少财产、多少美金存款。结果冯玉祥写了一封信来责问，信称，你不要以为你姓胡，就可以糊里糊涂地胡说。结果胡适只好公开道歉。
胡适表示文学革命后不再做文言文。但当北京大学刊物要胡用文言作序，胡适即写了《淮南子集解序真伪考》。有人说，300年后如有人考证此文真伪，定认为是伪造的。
胡适认为，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其实中国还有第四害，这就是麻将。前三害经近代革新，差不多已为陈迹，唯独麻将日兴月盛。
罗家伦访求《天工开物》30年不能得，后偶遇于日本，遂以古钱若干交换；归国后知丁文江访求该书10年未得，于是慷慨相借。
丁文江不喝酒，也反对喝酒。他从胡适《尝试集》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面上，送与胡适，要他戒酒。
旧中国时，一次，北京大学教授向达曾感慨地对教授汤用彤说：“真怪！怎么人一做官便变坏了？”汤教授幽默地答道：“不是，你弄颠倒啦，是先变坏了，然后才去做官的呀！”
1947年，林语堂研究的中文打字机已能打出中文字9万个，每分钟可打56个字，且机体与普通英文打字机大小差不多。
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林语堂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他说：“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沈钧儒爱石藏石，由张仲仁、侯外庐分别题写“与石居”书斋。郭沫若题词有：“磐磐大石固可赞，一拳之小亦可观。与石居者与善游，其性既刚且能柔。柔能为民役，刚能反寇仇。先生之风，超绝时空，何用补天，以召童蒙。”
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40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比之是《西游记》里的唐僧，说唐僧所以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而杨步伟就是他的观世音菩萨。
周作人藏线装书《越谚》，在扉页上盖“苦雨斋藏书印”及“会稽周氏所藏”章外，还用毛笔在书眉上写有“昨日过北海，悠然见南山”之句。“南山”何指，已成哑谜。
王力向妻子学苏州活，向保姆学广州话。除福建方言，其他方言他都能说。
顾颉刚有藏书6万余册。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他和十几个教授都被集中到了复旦大学。但顾颉刚提出一个要求：由于他的藏书比其他教授多，请让他多占三户教授的住宅；等他死后，全部图书都赠给学校。此事久未解决。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调他去任研究员，他把所有藏书用火车运去了北京。
1956年，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张苏和吴晗打报告请示国务院，要求发掘明长陵（明永乐帝墓）。郑振铎、夏鼐不同意。后来由国务院下指示，挖掘定陵（明万历帝墓），此后不准再挖掘古代帝王陵墓。
邓拓酷爱古画。1961年时，他竟花了5000元购下古画《潇湘竹古图卷》。他的夫人见他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肯买，却花费巨款买古画，便笑他：“你只要前面挂张宋画，背后披件明画，就心满意足了。你呀，简直成了《皇帝的新衣》里的人物了。”
蒲辅周治好了周恩来的病。周问：“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回答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是医生可医的。”周连连称许。
海灯法师（范无病）每天晚上7点到10点念《大悲忏经》，念了40年，从未间断过，为的是超度中国在战乱中死难的亡灵。
20世纪60年代，香港凤凰公司将潮剧《陈三五娘》拍成影片《荔镜记》，在广州泮溪酒家宴请蔡楚生、朱石麟（总导演）和潮剧团，席间请蔡朱做诗纪之。蔡朱商议，由朱执笔：千古风流聚此台，金樽又将五娘开；益春笑对三兄弟，花好月圆携荔来。宴会上众人亦合作一首：泮溪楼上风光新，蔡朱两老把诗吟；平平仄仄平平仄，陈三五娘笑盈盈。
查良镛的《金庸作品集》，全集36本，本本扉页都印有闲章一二方，共38方，风格各有千秋，阴阳文皆有。内容有：“最爱热肠人”，“读圣贤书，行忠义事”，“要知天道酬勤”，“不贪为宝”，“吾草木众人也”，“曾经沧海”，“肝肠如雪，意气如风”，等等。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条理分明、资料翔实、叙述清晰，而为台湾大学文学史课本达40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时作者的名字被涂去了。
1979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期间诗人们游览了桂林。诗人闻山写了首记游诗：“桂林无晓雪，阳朔有沙鸥。云天藏雁翼，病榻念公刘。久闻山水秀，谢冕驾轻舟。北方冰早化，春满漓江头。”诗中隐含了晓雪、沙鸥、雁翼、公刘、闻山、谢冕、方冰7人的姓名。
陆定一在80年代同邓小平闲谈中说，《古文观止》我都能背得出。邓小平选了其中一篇考他。他竟能全文背下，不差一字。邓小平很赞赏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观止了。”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而杨总将自己的小说全部写完才给钱看，钱说好，就算成了；钱说不好，杨就扔下了。
杨绛出版的《干校六记》、《等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钟书题签。钱还为《干校六记》作序。钱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
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出席授奖仪式，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书面邀请，她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钱钟书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知青出身的作家梁晓声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采访，记者问：“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是坏？”梁即反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记者为之惊叹。
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有人问陆文夫：“您对性文学怎么看？”陆答：“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而中国人恰恰相反，一般都要等客人离开以后，才打开盒子。”他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生活习俗，说明文学作品应体现民族性的理论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