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一次飞行表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那一年，冯如只有29岁。
冯如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先行者，他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他却用这不到30年的岁月创造出了令所有人敬仰的成就，把自己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李善兰痴连数学
李善兰(1811—1882年)，近代中国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
李善兰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就读于私塾，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资质聪颖，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岁时，李善兰开始接触家中长辈的一本藏书——《九章算术》，他觉得书中的内容十分新奇有趣，于是从此迷上了数学。
14岁那年，李善兰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明末徐光启(1562—1633年)与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22一1610年)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欧氏几何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数学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思路迥异，自有它的特色和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思想，这使他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几年后，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杭州参加乡试。因为他对于数学十分喜爱，所以对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书虽有涉猎，但兴趣不大，结果八股文章做得不好，于是名落孙山。但他却毫不介意，而是利用在杭州的机会，留意搜寻各种数学书籍，买回了李冶的《测圆海镜》和戴震的《勾股割圆记》，仔细研读，使他的数学水平有了更大提高。
李善兰在家乡与蒋仁荣、崔德华等亲朋好友组织“鸳湖吟社”，常游“东山别墅”，分韵唱和，并利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测算过东山的高度。他的经学老师陈奂在《师友渊源记》中说他“孰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易稽考”。余林在《白岳诗话》中说他“夜尝露坐山顶，以测象纬踌次”。至今李善兰的家乡还流传着他在新婚之夜探头于阁楼窗外观测星宿的故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现实激发了李善兰科学救国的思想，他认为西方人的长处在于器械精良，如果能够学习他们的技术，制造出一样的器械，那就能抗衡他们(当然李善兰的这种想法在后来看来是十分幼稚的)。从此他在家乡开始从事刻苦的数学研究工作。
1 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陆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1799—1862年)、张文虎(1808—1885年)、汪日桢(1813—1881年)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其后，又撰《四元解》、《麟德术解》等。
1852年夏，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来华的外国传教 士展阅，受到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年)等人的赞赏，从此开始了 他与外国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生涯。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第一部书，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九卷。在译《几何原本》的同时，他又与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合译了《重学》20卷。其后，还与伟烈亚力合译了《谈天》18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与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年)合译了《植物学》8卷。以上几种书均于1857至1859年间由上海墨海书馆刊行。此外，他还与伟烈亚力、傅兰雅(J·Fryer)合译过《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惜没有译完，未能刊行。
1861年秋，洋务派首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徽筹建安庆军械所，并延揽著名化学家徐寿、数学家华蘅芳为幕僚，李善兰也于1862年加入。
1 864年夏，曾国藩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李善兰等也跟着到了南京，在曾国藩的支持和资助下，刊印了1865年金陵刊本《几何原本》15卷和1867年金陵刊本《则古昔斋算学》24卷。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20卷，并附《圆锥曲线说》3卷出版。
1866年，在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了天文算学馆，广东巡抚郭嵩焘(1817—1891年)上疏举荐李善兰为天文算学总教习，但李善兰忙于在南京出书，到1868年才北上就任，从此他完全转向于数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直至1882年去世。
1872年李善兰发表《考数根法》，1877年演算《代数难题》。
1867年刊行的《则古昔斋算学》收录了他20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计有《方圆阐幽》1卷、《弧矢启秘》2卷、《对数探源》2卷、《垛积比类》4卷、《四元解》2卷、《麟德术解》3卷、《椭圆正术解》2卷、《椭圆新术》1卷、《椭圆拾遗》3卷、《火器真诀》1卷、《对数尖锥变法释》1卷、《级数回求》1卷、《天算或问》1卷。《考数根法》则发表于1872年的《中西闻见录》第二、三、四号上。李善兰的其他数学著述还有《测圆海镜解》、《测圆海镜图表》、《九容图表》、《粟布演草》、《同文馆算学课艺》和《同文馆珠算金踌针》等多种。
詹天佑修京张铁路
詹天佑(1861—1919年)，字达朝，号眷诚，广东南海人，原籍婺源(今属江西)。詹天佑被尊称为“中国铁路之父”，曾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
1861年詹天佑出生于广东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产生了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捏成各种机器模型。甚至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研究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
受东学西渐之风的影响，詹天佑并没有走那条读书考科举的传统道路，而是成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1872年，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十二岁詹天佑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詹天佑在美国完成了小学与中学的学业，并在188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于同年回国。在美国学习期间，詹天佑和同学们，亲眼目睹欧美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
詹天佑在耶鲁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主要学习铁路工程，但回国后，荒唐的清政府却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福建水师“扬武”号任职。1883年，爆发了马尾海战，詹天佑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表现非常勇敢。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一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这条铁路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把功劳记在英国人金达头上，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人窃据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当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时，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国人为先，但英国工程师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随后也都失败。由：于二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在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打桩地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由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新易铁路等铁路的建筑。这些都为后来修建京张铁路打下了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于这条铁路的控制权都十分在意，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只能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传统文化，在当时都被称为新思潮。这种思潮，既包括社会主义，也包括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争论，第一场争论，是与实用主义者的争论。这场争论也被称为“问题与主义”论战。另外两场论战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于1919年7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主张，引起实用主义者胡适等人的不满。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在文章中具体发挥了杜威的工具论，鼓吹“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要求人们“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他声称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他以讥讽的口吻说： “空谈些好听的‘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因而他“奉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胡适意在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把人们引向改良主义道路。
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反对胡适的论点，并发表在《每周评论》的第35号上。李大钊批驳了胡适把“宣传主义”与“解决问题”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李大钊在文中公开声名“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说：“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他还指出，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继续鼓吹他的实用主义。1920年1月，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批判了胡适的观点。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争论，争论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后来“两弹”中的一弹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 “一星”则是指人造地球卫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的武器与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j核武器与导弹武器的出现，使得战争的破坏力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将技术优势一方的优势更加扩大。新中国成立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民族的未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我们研制“两弹一星”时，由于历史原因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基础还是十分薄弱的，但是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战士、工人们本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目标。
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这一系列的成就巩固了国防的安全，为国家的发展铸造起了一面坚固的盾牌。
祖国和人民会永远铭记那些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1999年共和国50华诞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和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们的业绩彪炳史册，他们的精神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几十年中，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默默无闻，艰苦奋斗，以其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着人间奇迹。“中华民族不欺侮别人，也绝不受别人欺侮”，是他们的坚定信念。爱国主义是他们创造、开拓的动力，也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是这一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
邓稼先(1924—1986年)，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邓稼先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立志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他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修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获得学位后，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1950年10月被分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77，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与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