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应急避险”的昨天和今天（1）

从地震工作的角度看，这个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类与地震的休战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这个时间积蓄能量，人要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反思。偃旗息鼓，双方取得表面的宁静。从此开始长达约十年的战略思考和战略性实践。

有人把中国地震事业在这个年代的变化，称为大调整。这次调整所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课题组”撰写的《艰苦奋斗五十载 防震减灾铸辉煌——中国地震事业50年纪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

第一，首次对地震预报的现状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就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的四个阶段（实际代表不同类型）给予不同可信度的评价。其中，对短临预报的成功，提出若干约束条件，如“对于地震类型简单、观测环境良好、通讯条件理想、观测资料充分、分析经验丰富的地区的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预报。

第二，首次对防震减灾工作作了全面阐述。开始形成监测预报、灾害防御、应急救助和震后恢复的科学认识。后来写进“防震减灾法”内的“地震工作四个环节”，以及中央明确的当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体系，基本源于这个时期的理论提炼。

第三，由于以上这两个“首次”，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获得解放，从而避免一谈预报，就狭窄的限定为几天或几个小时的临震预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避免一谈地震工作就是预报那么一点点的领域的被动处境。社会逐渐认同我们的认识。最近有家媒体的记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广泛后，很富同情心地说，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你们的工作是一条在“人生不归路上”行进的高尚职业。可以这样说，我们首次从自我设置的思想“约束”中解脱出来了 。

第四，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解放，使我们在队伍建设上也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个时期，地震局直属研究所的不少业务骨干，下到省局，省局骨干下到地方；同时，不少地方行政干部和管理干部，充实到我们这个原由几大部委的技术干部为主要成分的班子里来。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地震科学的象牙之塔终于溶入生机勃勃的大社会里了。

以上用的语言不是很准确，但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作为地震战线的一名老兵，衷心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反思所沉积下来的认识，能牢牢地为后来者接受。因为在这些认识里，饱含着60年代的艰辛和70年代的血泪。到了80年代，也只有到了80年代，国内外出现有利的环境条件，才能做出这样有价值的总结和认识。

未来的路很长。1988年云南澜沧—耿玛地震，作为20世纪80年代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结束的标志，在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客观地说，这个地震并不能完全标志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到来，因为2001年青海、西藏、新疆交界处发生的昆仑山8.1级地震，可能更具有划分中国地震活动期的标志性特征。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7.5级海底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大海啸备受社会关注。实际上，若从更长时间全球地震活动的角度思考，这次地震事件更应引起中国地震界的关注。

每当我们翻阅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两次大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总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收获，也总留有不少解不开的谜团和疑惑。高山仰止，瀚海俯臣。这就是历史，一部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赋予人类的魅力和价值。

1976年夏天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使“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震波袭来，北京陷入恐慌和救灾

1976年的夏天，唐山7．8级大地震波及北京。

当时的感觉，像是在一艘巨轮上，感受到缓缓的晃动。我被惊醒了，房间里不用开灯，什么都可以看清楚，听得到房屋的木檩和椽子榫接部位拉抻的“咔、咔”声，我注意着屋里房顶各处的动静，这声音使我想到，再晃一会儿房子就会被拉散了。还好，晃动停止了，我这才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来。我住的这个院子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这时候，院子和胡同里已经都是衣衫不整匆忙跑出户外的人群了。

7月28日当天的傍晚，又一次强烈的地震袭来，整个院子和四周的房屋都在同步地摇摆晃动，院子比较小，加上各家搭建的厨房、小屋什么的，我担心如果房屋倒下来，哪怕是站在院子的正中间，也难逃被砸的危险，只好听天由命。还好，这是唐山7．8级地震的强余震，震动逐渐平息下来，房屋都没倒塌，仅有一些损坏。

过后的几天，北京市陷入了地震后的恐慌和救灾的活动中，王府井百货大楼被震掉了一个角，北京展览馆的尖顶的红星也甩了下来，大量的老房、旧房倒塌或破损，北京市全市都在“抗震救灾”。

当时，我正在西城区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和团委书记，一些学生团员和干部组织起来到街道帮助维修房屋，学校的操场也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险场地”。我担任学校内避险营地的总指挥。

此时，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露宿街头，几乎市内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地震后，天气酷热，又接连下大暴雨，给户外住宿的居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防震棚”，那个夏天的独特景观

我工作所在学校的操场在地震后成了理所当然的避难场所。

附近的居民涌进学校，用各种材料搭建五颜六色的地震棚。学校操场堆放的一些拆下来的木料，都被居民们充分利用起来，家家户户各显其能，一般的是从家里搬来木床，四周围捆上木棍、竹竿，再绷上塑料布，然后把两张床中间空出一块地来，就围成了一个小小空间。在这家的旁边，连续着搭建，家家户户只留有必需的通道。最初的两天，操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由塑料布棚顶为主的“棚户区”

当时，北京市到处都在建这种棚子，只要是空地，都可以看到，北京人把这叫做“防震棚”。

地震后，除了当天晚上的强烈余震，其他的小震已经逐渐地感觉不到了，大雨瓢泼似的浇了下来，检验了这些仓促搭就的防震棚，这突如其来的灾变，让北京百姓措手不及，不敢回屋，只好在各式各样还在漏水的棚子里度过了最初的两天。

以后，大家各显神通，不断修补和完善各自的防震棚，以度过这些露宿的日子。

整个大操场，成为了典型的“地震避难场所”。我作为校园内避难场所的“总指挥”，夜以继日地在校园内工作着，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团员维持校园内的秩序，安装了广播系统，每天广播一些注意事项和启事、通知、安全要求和新闻等等，后来建立了广播站，组织自己的学生记者写一些通讯来广播。组建了学生治安保卫队，每人持木枪一根巡逻站岗，处理各种纠纷和打架事件，安全组，负责巡回检查防火和安全，服务组，帮助居民搭建和维修防震棚，还有负责卫生的，制止到处便溺的行为出现……就这样，几百人露宿的场地，逐渐形成了临时的秩序，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上课也受到了影响，学生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小分队，走向街道居民委员会，走进各条胡同，和房管所的师傅们一道，帮助居民维修房屋。

这就是1976年夏天在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20年后，应急避险写入地方法规

20年过去了。

1996年，组织上派我参加重新组建北京市地震局的工作。从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考虑尽快制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以从法制方面规范防震减灾各方面的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注意到原北京市地震局的同志们曾经提出过做好应急避险的问题，我们组织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地震的日本在应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结合北京市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特点，越发觉得必须高度重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疏散问题。

当时我们思考的是，必须结合大城市的特点来编写这部防震减灾的地方法规，而做好应急避险场地的建设，是这部法规要写入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原北京地震局局长吕庆书、原总工王敦吉等同志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局的有关同志又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最终把“建设地震应急避险场所”写入北京市的《实施办法》，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经过市政府的同意，《实施办法》得到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批准，2002年正式在北京市颁布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写入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要求的省一级的法规。

抗击非典的同时，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挂牌

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型肺炎疫灾袭击了北京。隔离、消毒、怎么防范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当时正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任朝阳区委副书记，而且作为朝阳区抗击非典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亲历了抗击非典的全过程。这场抗击非典的没有硝烟的战斗，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防灾和减灾，要高度重视城市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