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这风俗令我幸福和忧伤。
年轻的父亲是一位石匠。石匠的概念在于健康并且强韧的身体，单调并且超负荷的劳动。石匠只与脚下的石头与手中的铁器有关，同样冷冷冰冰，让秋天的双手，裂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血口。每个星期父亲都会回来一次，骑一辆旧金鹿自行车，车至村头，铃铛便清脆地响起了。我跑去村头迎接，拖两嗵鼻涕，光亮的脑瓢在黄昏里闪出蓝紫色的光芒。父亲不下车，只一条腿支地，侧身，弯腰，我便骑上他的臂弯。父亲将我抱上前梁，说，走咧！然后，一路铃声欢畅。
那时的母亲，正在灶间忙碌。年轻的母亲头发乌黑，面色红润。鸡蛋在锅沿上磕出美妙的声响，小葱碧绿，木耳柔润，爆酱的香气令人垂涎。那自然是面。纯正的胶东打卤面，母亲的手艺令村人羡慕。那天的晚饭自然温情并且豪迈，那时的父亲，可以干掉四海碗。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父亲在家住上一天，就该起程了。可是我很少看见父亲起程。每一次，他离开，都是披星戴月。
总在睡梦里听见母亲下地的声音。那声音轻柔舒缓，母亲的贤惠，与生俱来。母亲和好面，剁好馅，然后，擀面杖在厚实的面板上，辗转出岁月的安然与宁静。再然后是拉动风箱的声音，饺子下锅的声音，父亲下地的声音，两个人小声说话的声音，满屋子水气，迷迷茫茫。父亲就在水气里上路，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他心爱的二十多公斤的开山锤。父亲干了近三十年石匠，回家，进山，再回家，再进山，两点一线，1500多次反复，母亲从未怠慢。起身，饺子；落身，面。一刀子一剪子，扎扎实实。即使那些最难熬的时日，母亲也不敢马虎。除去饺子和面的时日，一家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啃着窝头和咸菜。
父亲年纪大了，再也挥不动开山锤，然我，却开始离家了。那时我的声音开始变粗，脖子上长出喉结，见到安静的穿着鹅黄色毛衣的女孩，心就会怦怦跳个不停。学校在离家一百多里的乡下，我骑了父亲笨重并且结实的自行车，逢周末，回家。
迎接我的，同样是热气腾腾的面。正宗的胶东打卤面，盖了蛋花，葱花，木耳，虾仁，肉丝，绿油油的蔬菜，油花如同琥珀。学校里伙食很差，母亲的面，便成为一种奢求。好在有星期天。好在有家。好在有母亲。
返校前，自然是一顿饺子。晶莹剔透的饺子皮，香喷喷的大馅，一根大葱，几瓣酱蒜，一碟醋，一杯热茶，猫儿幸福地趴在桌底。我狼吞虎咽，将饺子吃出惊天动地的声音——那声音令母亲心安。
然后，毕业，我去到城市。那是最为艰难的几年，工作和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当我饿得受不住，就会找个借口回家，然后在家里住上一阵子，一段时间以后，当认为伤疮已经长好，便再一次回到城市，再一次衣食无着——城市顽固地拒绝着一个来自乡村的只有职高文化的腼腆的单纯的孩子——城市不近人情，高楼大厦令我恐惧并且向往。
回家，坐在门槛上抽烟，看母亲认真地煮面。母亲是从我迈进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忙碌的，她将一直忙碌到我再一次离开家门。几天时间里她会不停地烙饼，她会在饼里放上糖，放上鸡蛋，放上葱花，放上咸肉，然后在饼面上沾上芝麻，印出美丽的花纹。那些烙饼是我回到城市的一日三餐，母亲深知城市并不像我描述的那么美好。可是她从来不问，母亲把她的爱和责任，全都变成了饺子、烙饼和面。母亲看着我吃，沉默。沉默的母亲变得苍老，我知道这苍老，全因了我。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风俗因何而来。也许，饺子属于“硬”食的一种吧？不仅好吃，并且耐饥，较适合吃完以后赶远路；而面，则属于“软”食的一种吧？不仅好吃，并且易于消化，较适合吃完以后睡觉或者休息。一次说给母亲听，母亲却说，这该是一种祝愿吧！“饺子”，交好运的意思；而“面”，意在长长久久。出门，交好运；回家，长长久久，很好的寓意。再图个什么呢？
想，母亲的话，该是有些道理的。平凡的人们，再图个什么？出门平安，回家长久，足够了。
然母亲很少出门，自然，她没有机会吃到我们为她准备的“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可是那一次，母亲要去县城看望重病的姑姑——本计划一家人同去的，可是因了秋收，母亲只好独行。头天晚上，我和父亲商量好，第二天一早会为母亲准备一盘饺子，可是当我们醒来，母亲早已坐上了通往县城的汽车。
头一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我怕不能够按时醒来，我怕母亲吃不到“起身的饺子”。然我还是没能按时醒来，似乎刚打一个盹儿，天就亮了。可是，父亲的那些年月，我的那些年月，母亲却从来未曾忘记未曾耽误哪怕一次“起身的饺子”。很多时，我想母亲已经超越了一个母亲的能力，她变成一尊神，将我和父亲的守护。
然她却是空着肚子走出家门的。家里有她伺候了大半辈子的儿子和丈夫，却无人为她，煮上一碗饺子。
起身的饺子落身的面。这习俗让我忧伤并且难堪。
母亲是在三天以后回来的。归来的母亲，疲惫异常。我发现她真的老了，这老在于她的神态，在于她的动作，而绝非半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身体。走到院子里，母亲就笑了——她闻到了蛋花的香味，小葱的香味，木耳的香味，虾仁的香味——她闻到了“落身的面”。那笑，让母亲暂时变得年轻。
母亲吃得很安静，很郑重。吃完一小碗，她抬起头，看看我和父亲。母亲说，挺好吃。
三个字，一句话，足够母亲和我们，幸福并珍惜一生。
请收回你的目光
在小区的垃圾箱旁，我遇见了住在楼下的老太太。
老太太孤身一人，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门散步。那天她在我前面慢慢地走，突然踅身靠近那个垃圾箱。她站在垃圾箱旁看了看，然后寻到一根棍子，目标明确地在垃圾箱里翻找。
她可能是在垃圾箱里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吧？我想。
我和老太太很熟，偶尔在楼道里遇见，总会聊上一两句。老太太在翻找什么呢？儿女们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她的日子应该过得并不窘迫。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对一些事物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仅仅是好奇，并没有什么恶意。比如那时，我就想走过去，装作不经意间，看一看她到底在翻找什么。
可是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从她身边走过去，目不斜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我。我希望没有。
我有好奇心，甚至有偷窥欲，这本身没什么错误。但是，我不想让她难堪。毕竟一位体面的老太太，趴在垃圾箱边翻拣东西，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并且，她肯定不想被别人看见。
我见过太多好奇的目光。比如几天前，在街上见到一对母女。看穿着，她们应该属于被我们称之为“盲流”的那个群体。女儿的手里拿着一个苹果，那显然是别人扔掉的，她正用衣襟擦去上面的污水。母亲用身体挡着她，试图不要引起路人的注意。可是很多路人还是停下来，用好奇的目光将她们包围。小女孩啃着苹果，目光怯怯的；母亲的眼睛里，盈满泪水。我相信那泪水不是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路人的目光。尽管那些目光并无恶意，但无疑会令那位母亲深感羞愧和不安。那已不仅仅是难堪，那是对自尊心最残忍的伤害。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从她们身边快速走过。可是，我带走不了那些路人好奇的目光。
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助她们，那么至少，我们还可以收回自己的目光，从旁边，淡漠地走开。
一年鱼
是个很小的装饰品店，门口挂两个火红的中国结，很喜庆。那几天正拾掇书房，总感觉电脑桌上光秃秃的。心想进去看看吧，说不定，能给我的桌面上增加一件物美价廉的小摆设。
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瓶子。
瓶子芒果般大小，晶莹剔透的玻璃，夹一丝丝金黄。也是芒果的造型，艳丽，逼真。之所以说它是瓶子，是因为那里面装了水，并且那水里，正游着一条两厘米多长的粉红色的小鱼。
瓶子里装了水，水里面游着鱼，这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个瓶子是全封闭的。它没有瓶口，没有盖子，没有一丝一毫的缝隙。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玻璃芒果。
可是那些水，那条鱼，它们是怎么钻到这个完全封闭的玻璃世界中去的呢？
厂家在生产这个瓶子的时候，就把鱼装进去了。店主告诉我，这需要很尖端的技术。
你想啊，滚烫的玻璃溶液，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我去啤酒瓶厂参观过。我知道所有的玻璃瓶子都是吹出来的。在吹瓶的时候，瓶子会达到一种可怕的高温，鱼和水不可能那时候放进去。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厂家先拿来一个芒果造型的瓶子，装上水，放上鱼，然后想办法把这个芒果完全封闭起来。
我想店主说的没错，这样一件小小的工艺品，的确需要很尖端的技术。
店主告诉我，这个玻璃芒果，这条鱼，只需六十块钱。
倒不贵。可是我弄不明白，我们怎样来喂这条鱼？怎样来给这条鱼换水？
不用喂，也不用换水。店主说，这里面充了压缩氧气，这么小的一条鱼，一年足够用了。也不用换水，水是特殊处理过的吧。只要别在阳光下暴晒，这条鱼完全可以在这个小瓶子里很好地活上一年。
那么一年后呢？我问。
鱼就死了啊！店主说，六十块钱，一件极有创意极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也值了吧？
当然，我承认值。这比在花瓶里插一年鲜花便宜多了。可是，店主的话还是让我心里猛地一紧。
鱼长不大吗？我问。
你见过花盆里长出大树吗？店主说。
那么，这条鱼的自然寿命是几年呢？我问。
三四年吧。店主说。
心里再一紧。
自然寿命三四年的鱼，被一个极有创意的人，被一个有着高端技术的工厂，硬生生剥夺了自然死亡的权利。一年后是鱼这一生的什么时间？少年吧？青年吧？或者中年？
可怜的一年鱼！
为了自己日益苛刻的味蕾，我们杀掉才出生几天的羊羔；从蛋壳里扒出刚刚成形的鸡崽；把即将变成蝴蝶的蚕
蛹放进油锅煎炸；将一只猴子的脑袋用铁锤轻轻敲开……
现在，为了日益荒芜的眼球，又“创意”出一条小鱼的死亡期限，然后开始慢慢地倒计时。
当我们在自家的茶几或者书桌上盯着那条鱼看，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美丽和幸福，还是残忍、悲伤、恐惧以及死亡？
我想有此创意的人，如有可能，也应该享受到这条鱼的待遇吧？把他装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完全封闭的钢化玻璃屋里，准备好三年的空气、食物和水，然后扔进寒冷的北冰洋，让一群巨鲨们，每天眉开眼笑地倒计时。
请弯下腰
地下通道的出口，男人席地而坐。胡琴端立腿上，持弓的手轻抖，曲子就飘起来了。虽不十分悦耳，可是轻快欢愉，钢琴曲或者小提琴曲，全用了《万马奔腾》的节奏。男人胡须浓密，长发披肩，表情认真投入。他的左前方，摆着一个细颈青花瓷瓶。瓷瓶古香古韵，朋友说那瓷瓶价值不菲。可是他明明在街头卖艺，一柄胡琴，抖得微尘飞扬。
他像一位艺术家，人声鼎沸的大街，是他表演的舞台。
和朋友经过时，每人给了他十块钱。男人陶醉于自己的演奏之中，并不理睬我们。十块钱落到瓶口，停住，如同落上去的一只蝴蝶。蝴蝶静立片刻，偏了身子，降落花瓶旁边。我愣了愣，想拣起来，却终于没动。朋友这时从我身边挤上前去，深弯下他的腰，拣起钱，连同手里的十块钱，一起恭恭敬敬地塞进花瓶。然后他冲男人笑笑，拉了我离开——自始至终，男人没有看我们一眼。
朋友的举动，令我羞愧难安。
我给了男人十块钱。这十块钱绝不是施舍。因为他在演奏。他在演奏，我听了，感觉不错，付钱，天经地义。当然不付钱也天经地义，事实上从他身边经过的大多人都没有付钱。——付不付钱都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我付给他十块钱，那么，我应该弯下我的腰。
我应该弯下腰，让钞票落进花瓶而不是落到地上。虽然那一刻男人并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肯定感觉得到我的态度。一张钞票落进花瓶，对他的演奏，对他的行为，对他的生活，对他的选择，是一种承认，更是一种尊重；可是钱落地上，那么很显然，我的行为就变成了趾高气扬的施舍，那十块钱，也就成为嗟来之食。可是对于他和他的行为，我有施舍的资格吗？
我们为父母弯腰，为爱人弯腰，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至亲；我们为朋友弯腰，为同事弯腰，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至熟；我们为领导弯腰，为客户弯腰，因为他们管着我们的钱包，决定着我们的仕途；我们甚至为一只宠物弯腰，一条狗，一只猫，或者一只画眉鸟，只因为，它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片刻的快乐……
可是街头那些乞丐，那些卖艺者，那些衣食无着者，我们何曾为他们弯过腰？他们或许从事着我们所不屑所不齿的职业，可是他们，明明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他们理应有着与我们等同的地位，也理应有着与我们等同的尊严。
你可以不给他们一分钱，你可以目不斜视地从旁边走过，心安理得或者趾高气昂，带着无限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但是，假如，哪一天，哪一次，哪一条街，哪一个闪念，你想过付给他们钱，十块钱、五块钱或者一块钱，甚至仅仅一枚硬币，那么，请你务必，深弯下你的腰。
弯下你的腰，对于对方，是一种尊重；对于你的品质，又何尝不是？
如果你足够优秀
多年前一个夏天，我选择了报考美术师专。复试在县城的美专进行，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初试，所以复试是没有老师陪同的。参加复试的头一天，父亲问我，需要我陪你去吗？我说，不用了。父亲说那你一个人去好了。反正我去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挤上通往县城的惟一一班公共汽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年我十七岁。
下了汽车，按照父亲的嘱咐，我寻了一家旅店。我记得自己很紧张，结结巴巴地跟服务员要着房间。然后我找到了第二天要进行复试的考场。考场设在那个美术师专的一间教室，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画夹画板，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石膏模型。我兴奋得浑身颤粟。能在这样的教室里画画，我愿意用所有的代价交换。已经来了很多考生，他们坐在教室里，在老师或者父母的指导和陪同下打着线条。没有多余的位子，我在那里呆了一会儿，熟悉了一下环境，就离开了。
那天我彻夜未眠。躺在陌生的旅店，兴奋与紧张紧紧将我裹挟。我想明天将注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假如我发挥得好，就将实现画一辈子画的梦想；假如发挥得不好，那么，极有可能，我会和我的那些父辈一样，将自己的一生，消耗在地头田畔。当我第三次起床喝水，天已经亮了。
那天我发挥得糟糕透了。我想即使我发挥得再好也没有用，因为，在等待进考场的时间里，我听到一些考生的风言风语。他们说考试完全是一种形式，而最终的人选，其实早已内定。他们的话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看到校门口的轿车排成一排，我看到很多可疑的人站在那里鬼鬼祟祟交头接耳。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的可怕。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原来还有另一种力量可以操纵一件事情的结局，并轻易埋葬一个人的梦想。
考场上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可是我做不到。我的手心里全都是汗。我不停地用着橡皮。——稍有素描常识的人都知道，过多用橡皮是素描中的大忌。总之那天我的发挥异常糟糕，我稀里糊涂地交了考卷，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