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其具体采访情境时，他们又写道：“例一的情境反映一种面对面访谈所带有的平等、随和关系，例二的情境表现出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例三的情境反映的是采访关系的疏离。”
这种分析所仰仗的正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采访作为一场探讨事实真相战斗的性质有相当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认知地图。
不仅如此，安东尼·吉登斯的“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理论也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在基本表意上，它们其实来自于欧文·戈夫曼的理论。吉登斯强调了一种特别的力量：动机。在吉登斯看来，“前台”是一种公共场合，含有仪式性，“在这些场合中，规范性约束强有力地控制着人们，要求他们‘举止得当’。这些情节片断一般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分离，构成不同的区域，而且这种区分特别体现在前者要求人们在不同场合的行动要保证类似的表现。正是在这些场合，人们才特别可能感到他们是在‘扮演角色’，很少会在这种‘扮演’过程中全心全意地投入自我。”吉登斯的这种区分说明前台后台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理或身体的距离，它们直接扩展了新闻采访的交往内容与方式：
这里的“后台”既是传媒标举的“内幕新闻”的一部分，又是对采访交往活动流程的真实再现，而行动者的表现与此直接相关。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由于“前台”与“后台”的区分，使得行动者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产生一种心理距离。而行动者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在传统报道多为“空白”领域，而现在这种新闻价值观正在发生变革。从采访对象方面来看，克林顿性丑闻通过国际互联网广为传播，新闻报道介入情感领域使得个人情感隐私成为热点题材，这方面以《北京青年报》“口述实录”栏目最为典型。从采访者方面来看，越来越多鲜活的生活内容被采访者纳入新闻报道，电视媒体所运用的“无剪辑拍摄”方式由于致力于保证采访交往流程的生活真实，使得许多真实的生活情感与细节得到表现。这就使受众能够通过媒体在行动者自身“对社会过程的解释”和“‘正式’规范所提倡的解释”之间领悟到某种隐在的必然联系。
更能说明问题的新闻现象是，除了新闻报道内容的扩展特征之外，采访者操作采访报道的具体过程也成为一种值得彰显的报道样式。“体验式报道”、“暗访式报道”以及披露采访过程的报道中，采访者都直接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亮相，采访的规范与记者的行为也打破了上述前台与后台区域的划分。对此既可视为新闻报道实践的新的尝试，也可看做是对于受众的尊重——更能满足受众对于新闻采访交往以及事件进程的“知”的欲求和新奇感。
显然，采访报道的现状正在呈现如下两个特征：一是前台和后台区域的互渗、界限模糊，“后台”被推向前台；二是传媒机构与采访对象的日常生活关系趋密。
在我们看来，这一理性思考不仅有上述推进价值，而且也提示我们，我们依然远离“真实之境”，我们的采访报道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行为。努力丰富采写范围、层次、素材，努力增加气息在我们报道中的份额，是新闻报道最终获取解放的途径。
对时间的思考也渗透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这是他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吉登斯分析过时间控制的权力学问题，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对“复式簿记”的讨论。这种登记管理有了长期连续的记录，并由此有了比较分析的可能。“复式簿记就是一种时间机器”，“复式簿记既是一种预见未来事件的手段，也是一种‘存放’过去事件的手段。”吉登斯的这些说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洛伏乔伊的“单元观念史”理论及“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大历史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将任何一个小小的表现置放于历史长河中去解读，从而获得事件在人类史上的语义信息。这种思路不仅使我们有了广泛的空间去处理每一事件事实，而且，也使新闻报道的思考骤然升级。另外，我们在后面将要做的具体分析中，也要深入探讨记录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们也都对应着新闻采访中如何对待历史与当下的思考。
三、“声学面具”理论框架
我们可以进入的可能空间还有许多。例如，英国作家卡内蒂的“声学面具”空问即是一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里阿斯·卡内蒂出版过一本号称继承古老文体传统的著述《耳证人》，它是一本由警句性的草稿而发展起来的性格肖像文集。在不算太长的篇幅里，作者为我们描写了50种不同的极端性格。而且，在作者看来，这种尝试，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在他的笔下，我们见到了人类性格中典型的一个个标本，例如“宣告国王女”、“舔名人”、“呈讲员”、“自赠女”、“告密员”、“荣誉检察官”、“悦男瑰丽女”、“耳证人”……这是一组非比寻常的、堪称奇作的形象，它们充分表明了卡内蒂所追求的让现象与语言自发袭击作者的特征。他的作品常常由那些古里古怪的经验、一点点的察觉、不由自主的想法构成，它们共同朝着突然的想法、思想实验和令思想错乱的且尚未分类的开放着的警句体裁。这一追求的背后，是作者的深刻与智慧，他要由此表达他的一个十分朴素而又智慧的见地：人总是同时生活在无数世界里，而且他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他人之中。所以，他总是能通观各个自闭的世界，并使之具备流通性。卡内蒂把这种以转变的方法参与他人的生存的能力看成作家十分重要的特征。他重视作家“转变途径的丰富”，并要求“转变的痕迹应该在已成的著作中看得见”。在《耳证人》、《迷惘》等作品中，他就是借着这种手法，凭借着用转变和语言上的拟态把读者引入受命定规律制约的世界，把世界变成可笑的生存境地。
卡内蒂有过扎实的社会调查实践，他的调查主导原则是把现象的错综复杂的感性方面指给人们。在他的《大众与权力》这部名作中，他的原则得到了较为系统地贯彻。在确定中心调查对象为大众后，他先从一个简单而易于领会的观察出发：人们平时会为一种使他与人保持正常距离的接触畏惧所驱使。当特殊的共同兴奋状态出现时，接触禁止便消失了，而人们便把这一过程体验成带来快感的解放。卡内蒂认为，类似这样的活动过程就极能反映会产生“大众”现象的社会过程的特征。在他所进行的实际调研中，卡内蒂大量引用民族学和文化史资料，对更为广泛的存在有着始终无限的好奇心。在他的实际作品中，这些来自民族学或历史的解释性的例子对整合性思维活动始终保留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发挥着证明或描绘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使文本更有魅力。
卡内蒂十分长于汇聚自己觉察到的种种刺目的东西，他既不作全面列举，也不讲些比喻故事，而是写出一系列片断性故事，让它们自己说话，这符合我们在新闻传播中所要求的用事实说话原则、简单与笨拙的KISS原则的要求。在总结这些表现形式时，卡内蒂说他是让人物自己来说话，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来描述自身的特性。“我管一个人的这种语言体形、言谈的不变性、随他一起形成且归他独有并最终跟他一道消失的语言叫他的声学面具。”
他是这样描绘“耳证人”的：
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他一下子就已在别处，一下子就已又听着，他知道所有有东西可听的场所，他把听来的好好放进袋里而且什么也不忘记。
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很值得一看了。那时他换了一个人，那时他胖了一倍并高了10厘米。这些他究竟是怎么弄的?他是不是备有专为说出来而用的高跟鞋?难道他用枕头填塞了自己以便使他的话显得更沉重更紧要吗?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好些人心里在想，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那会儿，这一切现代化的器械都是多余的：他的耳朵比任何器械都来得既良好又忠实，没有任何事受到删除，也没有任何事受到排斥，无论这事多么厉害都没关系，谎言，粗话，咒骂，形形色色的猥亵之词，既偏僻又鲜知的语言里的骂人话，甚至他听不懂的话，他全都准确地记住，当人要这些的时候，他就毫不变更地把它提供出来。
耳证人不接受任何人的贿赂。如果涉及的是这种唯他一人才有的长处，他甚至不会顾惜到他的妻子、孩子或兄弟。他听到过的，他就是听到过，连上帝什么的都别想撼动他。不过，他也有人性的方面，就像别人在某些节日做工作后的休息一样，他偶尔地，尽管很少，让耳盖垂下而且不打算储存听到物。这做起来很简单，他使人感觉到他，他正视着人们的眼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完全不关痛痒而且也不足以把他们送到刀斧之下。当他脱下了秘密耳朵时，他就是个友好的人，每个人都信赖他，每个人都喜欢跟他一块儿喝上一杯，于是无害的句子被交来换去。这时没有人料到跟自己说着话的正是刽子手本人。人们不被偷听时多么纯洁清白，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卡内蒂的方法与手段由此大略可鉴，它显然别有一种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