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流萤这一生，实在太苦太累了！他勤奋学习，孜孜不倦。敬业精神，令人称赞。六十五岁退下来以后，仍未享一日清闲，又一头扎在兰州碑林建设上。1997年开始，从请求省市领导批准，到选地址，筹资金，搞建筑，找石料，请刻工，事必躬亲，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特别是在搜寻碑刻书法上，他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日思夜想，绞尽了脑汁。就这样终于和碑林同仁一起，使兰州碑林于2000年6月初步建成，对外开放。在建碑林过程中，他常常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碑林建成后，又忙着搞“名士手札”和西峡颂摩崖石刻等。特别使我心痛的是，2004年，他已身患癌症，还在化疗间歇中，拟出“与敦煌学有关的学者手迹”的名单近40位。2004年、2005年去北京复查病时，仍抽空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处寻找与敦煌学有关的学者手迹。并请大学者任继愈老先生书写了栏目名。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念念不忘此事。
流萤，其名、其人、其事、其情，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他受到党的培养重用，一生都在努力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得到人们的尊崇。他活得值！我有这样一个好老伴，也值了！！
2005年写，2009年修改银婚纪念日，流萤书作银婚纪念日，李凡英书作。
怀念流萤贤兄
李凡荣
流萤哥辞世三年了。我觉得他并未去世，仍在兰州碑林上着班，一天不闲地忙碌着。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但，他毕竟已远远地去了，而且一去不复回了！我非常怀念他，常想写点怀念他的东西，但一提起笔便百感涌心，又觉无从写起。尤其想到他那不平凡的作为、人品，不平凡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声望，更觉凭自己这支笨拙的笔，很难写出能展现他的崇高形象，又能表达自己心声的东西。说实在话，写，我真怕写不好，欲罢又真不能，我很为这苦恼了些时日。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写！不为别的，只为对流萤哥的怀念！
一
流萤哥是我的姐丈，在我们河南沈丘老家，对姐丈不呼“姐夫”，所以多少年来我都叫他流萤哥。这既是习惯，也倍感亲切。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57年的5月。那是我母亲来兰州为他和二姐看孩子的第四年。母亲得了病，我来看望她。时逢整风“反右”的特殊时期，机关上班紧张，工作繁忙，流萤又是甘肃日报社的领导，很少回家。
因此我在兰州探亲13天，与流萤的接触很少。从难得的接触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始终微笑着的面孔，热情和蔼爽朗的态度，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青春活力。那时我对他的直接感受不多，但从母亲嘴里，我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母亲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你流萤哥真是个好人哪，他心眼好，很知道关心体贴人，对人实实在在，真诚热情。他对我像对亲娘一样，唯怕我干活多累着了。我哪有那么娇嫩！倒是他让我担心，一天到晚地忙，连回家吃饭和睡觉前还在看文件，看报纸，真叫人心疼！
母亲还不只一次地告诉我：流萤这人很重感情，很重情义。按说我帮你二姐看孩子，照护外孙，这不是很平常很应该的事吗？流萤却说对我有承不够的情，报不完的恩，对我处处关心照顾。特别是我这次得病，他跑前跑后为我请医治病，送我住医院，亲自服侍我，真让我感动。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二姐真有福气，有眼力，给咱李家选了个好女婿。”
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漫长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50年啊，无数往事验证了母亲——这位淳朴的农民出身的老太太眼光是准确犀利的，流萤哥确实是一个重情尚义的男子汉。
二
1960年，我母亲因脑溢血溘然长逝了。母亲走得急，没留下什么遗言。在清理她的遗物时，二姐发现一个内有10元的小布包，这是二姐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舍不得花，一元一元积攒起来，是准备寄给大姐的。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大姐。大姐自幼体弱多病，又孩子多，负担重，生活比较困难。流萤哥与二姐早知母亲的心思，也常常资助大姐。流萤哥见此小布包非常难过，深情地对二姐说：大娘一心都在大姐身上，今后咱要多帮帮她，也算咱报答大娘的恩情了。此后的很多年，他们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也要给大姐寄钱寄物，帮大姐度过了不少难关。母亲在兰州寄殡期间，流萤哥、二姐及子女每年都要坐交通车，又要步行十几里到母亲坟上祭奠。即便二姐不在兰州，他一个人也要上山祭拜。
“文革”浩劫中，我和流萤哥都受到不公正待遇，都进了“牛棚”，捱过十分艰难的岁月。期间有两年多时间，我不太高的工资被扣发了一半多，给我的8口之家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简直到了食不饱腹的地步。住的草房开了天窗，难遮风雨，我也无力维修。恰在这时，流萤哥和二姐因疏散人口送子女来大姐家。看了我那露天的破房，他俩难过得哭了。埋怨我为什么如此困难也不向他们吭一声。
回兰州后，立即给我寄钱来让我修房。这浓浓亲情，沁人肺腑，雪里送炭，我终生感激难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大地，万物复苏，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人老思亲，在我即将退休之前，我念念不忘寄殡兰州的老娘，想在父亲百岁诞辰的1994年亲去兰州，搬请母亲遗骨回归故里，与父亲合葬。流萤哥和二姐都非常支持我。流萤哥为此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迁葬之前，不巧流萤哥因公去了上海，不能现场主持此事。他是最重感情又最孝敬母亲的，他为此非常不安。在公务繁忙中，一再电告二姐和秘书张树华，具体部署、督办迁葬事宜。10月29日迁葬的头天晚上，流萤哥又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详询迁葬落实情况，一再对我说，张树华办过这类事，有经验，熟悉当地的规矩礼仪，让我尽管放心地听他安排。对不能回兰州亲送母亲还乡，他一再表示不安和愧疚。电话里，他无限深情地对我述说，母亲的晚年是在为他一家人操心劳力度过的，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的恩情。他声音呜咽了，颤抖着还要说下去，我阻止不了他的诉说，不忍心让他再说下去，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我流着泪说了句：“流萤哥，你别说了，我谢谢你了！”硬是把电话放了。
1996年是母亲百岁诞辰，也是她遗骨还乡的两周年。流萤哥夫妇为此专程从出差的武汉赶回沈丘。5月16日，我和大姐率两家的子女陪流萤哥、二姐去父母陵前祭拜。摆上祭礼，我们在墓碑前行三鞠躬礼后，没想到流萤哥扑通一声跪在了墓碑前，他流着眼泪激动无言地叩头。他这一跪，把在场的人跪得号啕大哭。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父母九泉有知，该是多大的安慰啊！
流萤哥不但是我敬重的兄长，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从职业上看，我也算是个文化人，但与流萤哥素质水平相比悬殊，难以为伍。我和他真正接触还是在“文革”浩劫期间。20世纪70年代初，流萤哥已离开甘肃日报社，被改行降级，贬到甘肃省农林局（当时农、林、牧、副、渔合为农林局管理）当一般干部，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也刚刚解放，继续在一农村高中任教。他来河南探亲，俺俩都恢复了自由，得以促膝谈心，无所顾忌。那时他的情绪不太好，干了二十多年的报社工作，糊里糊涂地“批”了，不明不白地“贬”了，他不明白也不甘心。他故作风趣地说：“我不就是耍耍笔杆子，写写文章嘛，写出罪来了。都是笔杆子惹的祸，我真恨不得把钢笔扔掉砸碎，永不再握它！”他喊出了受委屈文人的心声，发泄了被迫害者的不平。我俩“臭”味相投了。从推心置腹的交谈中，我知道他是十分热爱新闻工作的，他更爱他那支得心应手的锋利之笔，发出的牢骚不过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而已。我们的交谈更默契合拢了：“咱这支笔还得耍，一定能耍，党和人民不会让咱丢掉它！”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信念。
1975年，我从乡下调回文教局搞文艺创作，受命编批林批孔的节目。我就编出个小喜剧《喜事风波》，参加了周口地区会演。不料一炮打响，接着省里发表了这个剧本，周边不少剧团也上演了它。恰在这时流萤哥去北京开会，返兰途中转回沈丘探亲。某天，县豫剧团再次演出此剧，我就请流萤哥观看，想听听他对此剧的意见。那天剧场效果和往常此剧演出时一样地好，笑声不断。我与流萤哥并排坐着，见他也看得入神，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我很高兴。但从剧场回来，一路他没说一句关于演出的话，我也没好意思问。回到了家，我不能不问他的观感了。流萤哥毕竟常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又是惯当领导的人，对我也很讲策略。他沉思了良久才笑着说：剧场里的笑声掌声，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你奉命创作，为政治服务，能写出这样的剧本已很不容易了，可以看出你的创作功底还是不错的。看了你的戏，你给我提出个问题，这也是我近两年来常想的一个问题：孔老二真能批倒批臭吗？孔子的思想、学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真的是错得一无是处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犯忌讳，谁也不敢提，但不能不是个大问题吧！你这个戏是以批孔为主题的，不正面对这个问题吗？剧本是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是作品有无生命力，能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流萤哥的这一观点今天看似乎是老生常谈，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在批林批孔如火如荼的特殊的年代，却道出了人人心所有，人人口中无的大实话。
与流萤哥这次短期接触，交谈涉及写作方面尤其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使我受到很多启迪和教益。原先我只知道他是新闻战线的杰出人才，写过不少著名的通讯报道，特别是社论等评论文章写得更多。没想到他对剧本创作也这么见多识广，这样博学多艺。我非常庆幸有了创作的知音和良师。
此年春，我以沈丘县自力更生建水闸为背景，创作了大型现代豫剧《长虹战歌》。初稿草成，在参加地区剧本创作研讨会评稿之前，我首先把剧本寄往兰州，征求流萤哥和二姐的意见。流萤哥在百忙中读完了剧本，不但在剧本中作了小批小改，还写来长达5页多的回信，为剧本的加工修改提出了许多中肯可行的意见。我根据流萤哥和创作会上评稿的意见，对剧本作了深层次的全面加工修改，定稿后交沈丘县豫剧团排演。同年11月底，参加了周口地区的现代戏汇演，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我衷心感激流萤哥的襄助之功！
流萤哥走了，匆匆地走了，他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我十分怀念流萤哥！他值得我怀念的东西太多，值得我敬重之处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
